张居正联想到霍光和宇文护的下场,不免有些惶恐,深感“高位不可以久居,大权不可以久窃”。就在万历八年三月,他向皇帝提出“乞休”请求:这九年来任重力微,积劳过度,形神顿惫,气血早衰,须发变白,已呈未老先衰之态。从此以后,昔日的聪明才智将日就昏蒙,如不早日辞去,恐将使王事不终,前功尽弃。在恳切的言辞中蕴含的,既是一种政治姿态,也是一种自谋策略。皇帝没有回音,两天后他再次上疏“乞休”,流露了虽然身居高位却忧心忡忡的心境:“惴惴之心无一日不临于渊谷”——每天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既然皇上不同意“乞休”,不得不稍加变通:只是请假,并非辞职,国家如有大事,皇上一旦召唤,朝闻命而夕就道。神宗有点犹豫了,以他的早熟和敏感,不可能不曾意识到张先生的“威权震主”,也并非不想早日亲操政柄,只是如此重大的人事更动他做不了主,得请示自己的母亲。出乎意料的是,慈圣皇太后的态度很坚决,执意挽留张先生,对儿子说了这样一段话:与张先生说,各项典礼虽是修举,内外一切政务尔尚未能裁决,边事尤为紧要。张先生受先帝付托,岂忍言去!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先生今后再不必兴此念。
皇太后如此明白无误地下达“懿旨”,是没有商量余地的,使得神宗颇为尴尬,在母后眼里自己还是一个孩子,没有裁决政务的能力。所谓“辅尔到三十岁”云云,似乎意味着张先生一日不死,亲政便一日无望。物极必反,神宗对张先生由敬畏至怨恨的转变,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对于张居正而言,既然皇太后已经发话,今后不必再兴“乞休”的念头,只得继续惴惴不安地勉力支撑。在他权势最显赫,事业最鼎盛的时候,担心中途颠蹶,并非矫情。果然,在他死后遭到了报复。问题的要害就在于“威权震主,祸萌骖乘”。
《明神宗实录》的纂修官洞察了这一点,他们给张居正写的“盖棺论定”还算平直公允,一方面肯定他的功绩:“海内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太仆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严考成,综名实,清邮传,核地亩,洵经济之才也”;另一方面也指出他的过失,尽管过不掩功,也足以使他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识者谓: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
最后一句话尤其值得注意:“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这实在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矛盾,所谓“操弄之权钤制太过”,是对皇帝而言的,讲得直白一点,就是“威权震主”。帝制时代,“威权震主”的必然结局,一定是“祸萌骖乘”。
明神宗为了打压“威权震主”的张居正,制造了一场冤案,留给他的子孙去平反。天启二年,明熹宗给张居正恢复原官,给予祭葬礼仪,张府房产没有变卖的一并发还。崇祯三年,明思宗恢复张居正后人的官荫与诰命。时人评论道:王朝走向末路时,皇帝“抚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相一也。”但为时已晚,明朝的灭亡已经是不可挽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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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新政
大纲
一、政治改革 1.推行考成法 2.整顿教育
二、“不加赋而上用足”——财政经济改革 1.摆脱经济困境
2.解决农村土地问题和赋税问题
知识点汇总
原理和观点
KO1: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任何根深蒂固的积弊都是可以改变的
KO2:运用政权的暴力来控制舆论,是先秦法家惯用的手段,后来视法家理论为圭臬的统治者,都把它当作不二法门,张居正也不例外,目的是毫无阻碍地推行其改革
KO3:万历元年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以后,为了摆脱困境,开源节流双管齐下,加强理财的力度,提出了“不加赋而上用足”的方针
KO4:一条鞭法的推广在中国赋税的征收与徭役的征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正文
一、政治改革
当张居正官卑职微的时候,一再表示要以“非常磊落奇伟”的姿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达到“扫除廓清,大破常格”的目标。权倾一时之后,立即把这种志向化作了行动。若干年后,他回顾阻力重重的改革之路,感慨系之地向皇帝表白,为了推行新政不惜鞠躬尽瘁的内心:惟于国家之事,不论大小,不择闲剧,凡力所能为,分所当为者,咸愿毕智竭力以图之。嫌怨有所弗避,劳瘁有所弗辞,惟务程功集事,而不敢有一毫觊恩谋利之心。这确实是他的真实心态,为了国事,全力以赴,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回避诽谤与埋怨,不在乎个人的辛苦劳累。
1.推行考成法
在这种心态下,新政渐次展开。首先要进行的,是延续高拱的考课政策,推行以考成法为中心的政治改革,重点是整顿吏治,肃清官场的颓靡之风,为新政的实施扫除障碍。
张居正对于当时的官场风气十分不满。长期以来,官员们沉溺于安逸,官场污泥浊水日积月累,问题成堆。因此必须制定一种明确而可行,又容易检查的制度,这就是考成法。
考成法规定:凡六部、都察院等中央政府部门,转发给地方政府各衙门的公文,事先按照路程远近,规定处理程序与期限,发文与收文部门设立收发文登记文簿,每月月底都要办理注销手续。至于重要公文,例如朝廷要求复勘、提问、议处、催督查核的事项,必须另立处理文册,注明公文内容提要和规定处理期限,一式两份,一份送六科,一份送内阁。六科收到处理文册后,要逐一核查,在下个月“完销”,表明这一事项已经按照预定程序处理完毕。如果查明有的公文耽搁拖延,立即上报内阁,同时责令地方政府讲明原因,直到所有公文与事项都已处理、注销为止。在这个流程中,如果巡抚、巡按耽搁,由六部举报;如果六部、都察院在注销时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由六科举报;六科如果有隐瞒欺骗现象,由内阁举报。这样一环扣一环,杜绝敷衍塞责的现象。
总的说来,考成法实施的成效是显著的,按照当时人的说法,造成了雷厉风行的政治气氛:“大小臣工鳃鳃奉职,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说明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任何根深蒂固的积弊都是可以改变的。由此可见,考成法的实施是认真的,有成效的。
从宏观层面看,考成法只是张居正整顿吏治的第一步,或者说是政治改革的一个方面 2.整顿教育
万历三年五月,张居正向皇帝提出整顿教育的改革主张,请求皇帝指示吏部,选择方正博学之士主管教育。这些监督学政的官员,不能老是坐在衙门里高谈阔论,沽名钓誉,应当常到州县地方察看,提倡清廉,推举孝义。为了强化中央集权体制,统一舆论,他特别强调不许“群聚徒党”、“虚论高议”。所谓不许“群聚徒党”,意思是学生只管埋头读书,不得集会、结社、结党。所谓不许“虚论高议”,意思比较隐晦,就是在“敦本尚实”的幌子下,强制学生,不得议论国家大事。
结果矫枉过正,他以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令:“毁天下书院”。也就是说,全国所有的书院都在禁止、捣毁之列。这着实是骇人听闻之举,全国64处书院遭到取缔,许多历史悠久、声名远扬的书院,都在这时寿终正寝。运用政权的暴力来控制舆论,是先秦法家惯用的手段,后来视法家理论为圭臬的统治者,都把它当作不二法门,张居正也不例外,目的是毫无阻碍地推行其改革。在他秉政的时
候发生的“何心隐事件”,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
何心隐当时到处聚徒讲学。这种行为触犯了政府当局的规定——“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面对这样的行为张居正似乎有点反应过度,示意有关官员,立即逮捕何心隐。地方官员迎合张居正的旨意,不仅逮捕,而且把他击毙在监狱中。
二、“不加赋而上用足”——财政经济改革
万历新政是从政治改革入手的,政治改革取得成效之后,转入财政经济改革。所以先推行以考成法为中心的政治改革,缔造“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的政治氛围,方才可以触动既得利益集团,而不流于形式。
1.摆脱经济困境
财政经济困难由来已久,远的姑且不说,嘉靖、隆庆年间国库几乎年年亏空。根据学者研究,从嘉靖七年(1528年)到隆庆五年(1571年),太仓银两收入与支出的比较结果,没有一年是盈余的,全是亏空(赤字)。
万历元年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以后,为了摆脱困境,开源节流双管齐下,加强理财的力度,提出了“不加赋而上用足”的方针。这个方针的可贵之处在于,不必对老百姓增加赋税,也可以使国家财政收入变得充裕。在他看来,高明的政治家为了摆脱连年的财政赤字,应该在理财上下功夫,而不是乞灵于增加赋税。这是“不加赋而上用足”的真谛。
当然,“不加赋而上用足”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必须有制度与人事的保障,那就是已经推行的考成法。也就是说,考成法已经为财政经济改革奠定了基础,具体操作的条件成熟了。手段并不复杂,却是极其强硬的,一是“惩贪污以足民”,二是“理逋负以足国”。
什么是“贪污”?就是化公为私,把国家财政收入据为己有,把国库收入塞入私人腰包,是一个永无底止的大漏洞。不堵塞这个漏洞,企图扭转入不敷出的局面,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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