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斯同《明史·文苑传》写道:“稍长,博览羣籍,为文章荦有奇气,或当筵诙谈,援毫疾书,思若泉涌。”会试虽然下第,声誉却与日俱增,索要文章及书法的人接踵而至。他的架子很大,对于看不惯的人,即使抬着金银上门,决不理睬,假装生病。不过人们抓住了他的弱点:“好酒色”,乘他沉醉于妓院之时,由妓女出面索要,“累纸可得”,“捆载以去”。另有一些人,看他手头拮据,无钱下酒馆时,乘机要挟,只付少量银钱,就可以换得他的手书。
他的书法被称为神品,尽得虞世南、赵孟頫、王羲之、王献之、怀素之精妙。当时人称其为“草圣”,他的行草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
祝枝山的《古诗十九首》行草,后来成为流传的精品。上面有文徵明、彭年、文嘉、顾德涵、王世贞、李攀龙、周天球等名家的跋文。祝枝山行草《离骚经》,也可称为精品,可与王羲之媲美。王世贞推崇他的书法明朝第一,而这个“第一”,又和“狂放自喜”联系在一起。倘若没有“狂放自喜”的风格,祝允明不会有如此高的书法成就。然而正是这种风格,使得他晚年生活窘迫,六十七岁去世时,差一点无钱殡殓。一代才子落得如此地步令人唏嘘不已。
二、陈献章与王守仁
明前期的思想界沉闷而无新意,科举取士都以宋儒朱熹的经注作为考试的标准答案,致使朱子学风靡一时,并且走向了极端,学者们依托于复性与躬行,没有自觉自由的思想。物极必反,于是乎有陈献章出来大声疾呼,提倡怀疑精神,主张学贵知疑,希望把个人的思想从圣贤经书中解放出来,“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开自由思想的先声。
后继者王守仁高举陈献章的大旗,把他的心学发展到极致。王守仁,又名云,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弘治十二年进士。他是明朝少见的事功与学问俱佳的官员。然而他留给后世最大的影响,并非事功,而是学问和思想,令人振聋发聩的是,他大声喊出,以自己的“心”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拒绝拜倒在从孔子到朱熹的圣贤脚下,引起了思想界一场大革命。东林书院的创建者顾宪成在《小学
斋札记》中说:“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词章之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犹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确实,王守仁的心学,为沉闷而缺乏新意思想界带来的清新空气,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不必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而是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
中了进士以后,王守仁任兵部主事。正德年间“八虎”专政,不少官员联名弹劾以刘瑾为首“八虎”遭到严惩。在此紧要关头,兵部主事王守仁挺身而出。刘瑾大为光火,假传圣旨,把王守仁廷杖五十大板,流放到贵州龙场驿(今贵州修文县),从正六品的兵部主事降为偏远山区的驿丞。
刘瑾不肯善罢甘休,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暗中派人尾随,伺机刺杀。王守仁察觉后,半夜时分,把自己的衣服鞋子放在钱塘江边,布置投江而死的现场,还留下一首遗诗:“百年臣子悲何及,夜夜狂涛泣子胥。”然后搭乘一艘商船前往舟山,途中遇到飓风,漂流到福建。从此他隐姓埋名于武夷山中。
他十七岁时,曾在江西铁柱宫遇见一位道士,相见如故,结为挚友。巧得很,有一天居然遇上了这位道士,王守仁如实相告,道士说:先生意欲远遁避祸,但是你的尊公(父亲)还在朝为官,此举恐怕连累尊公。听从他的劝告,王守仁坦然赶赴龙场驿。
龙场驿在万山丛中,荒凉而贫瘠。他刚到的时候,没有住房,就在岩洞中住宿。苗民对他十分尊重,为他伐木建造了一间屋子。他是只身前来的,无书可读成为最大的寂寞,正是这种境遇成就了日后享誉学界的“心学”。
王守仁是一个才子,却与一般文人迥然有别。在出任兵部主事之前,早已名声远扬。贬谪到了龙场驿,没有书可读,便改变做学问的方法——静坐顿悟。这一点,以前研究思想史的学者有所忽略,误以为他是故意“束书不观”。而明清之际的史家早已点破,乃不得已而为之。
何乔远《名山藏》说;“龙场在南夷万山中,无所得书,日坐石穴中,默记旧读,随手录之,意有所会,辄为训释,而不必尽合于先贤者。”
他主张“向内用心”的静坐功夫;明白“向内用心”的道理,也就明白他为什么要强调“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了。他的“心得”有特定的含义——“求诸心而得”。他说得好:“求诸心而得,虽其言之非出于孔子者,亦不敢以为非也;求诸心而不得,虽其言之
出于孔子者,亦不敢以为是也。”这就是他贬谪龙场驿之后的顿悟,倘若没有这几年的流放生涯,他能有这样振聋发聩的“心得”吗?
正德五年,刘瑾以“反逆”罪凌迟处死,王守仁由龙场驿丞调任江西庐陵知县,后来出任南赣汀漳巡抚,用了一年时间,平定了江西的匪患,捣毁“贼巢”八十多处。正德十四年六月,宁王宸濠在驻地南昌发动武装叛乱,“驰檄远近,指斥朝廷”。王守仁与吉安知府伍文定发兵征讨。先是他的南昌巢穴,既而迎战于鄱阳、柴桑、湓口,仅仅三十五日,反叛军队灰飞烟灭,生擒宸濠和他的世子。这是王守仁最为辉煌的“事功”。
因为这样的关系,王守仁被皇帝破格册封为伯爵——新建伯。但是世宗皇帝即位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他的“事功”无法否定,忌者便从“学术”下手,全盘否定他的“心学”。这种手法,令人想起南宋时朱熹的遭遇。
嘉靖七年十一月,王守仁在江西南安病故,享年五十七岁。由于他在赣南的良好口碑,“丧过,江西军民无不缟素哭送”。桂萼察觉皇帝对王守仁颇为“不悦”,乘机弹劾他“擅离职守”。皇帝命吏部提出处理意见,桂萼以“吏部会议”的名义,写了措辞严厉的审查结论:“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为名,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不与,则著《诸子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唱和。才美者乐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声,传习转讹,悖谬日甚。”然而王守仁在正德、嘉靖之际的“事功”,有目共睹,难以否定,桂萼提出貌似折衷的处理方案:剥夺他的封爵——新建伯,美其名曰“彰国家之大信”,达到“申禁邪说,以正天下人心”之目的。
皇帝明确支持桂萼的意见,批示道:“卿等言是”,然后发了一通和桂萼相似的议论:“守仁放言自恣,诋毁先儒,号召门徒虚声附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把他的学说批得一无是处,结论是:“所封伯爵本当追夺,念系先
朝信令,姑与终身,殁后恤典俱不许给。都察院榜谕天下,敢有踵袭其说,果于非圣者,重治不饶。”也就是说,新建伯的封爵随着他的死亡自然终止,子孙不得世袭,这正是学术政治化。
穆宗皇帝即位后,接受多数官员的呼吁,恢复了他的新建伯封爵,而且提升一级——赠与新建侯。皇恩浩荡再次降临之际,人们不禁要追问:对中国以及周边国家影响几个世纪的“阳明学”,和先前的“朱子学”一样,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的粗暴干预,这是为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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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于谋国,拙于谋身——铁腕张居正
大纲
一、转折年代的铁腕人物:徐阶、高拱与张居正 1.徐阶与张居正 2.高拱与张居正
二、“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1.弹劾张居正
2.宰相之杰,身死之辱
知识点汇总
原理和观点
KO1:徐阶引用门生张居正进入裕王(即后来的穆宗)府邸讲学,世宗病危,他连夜召张居正共谋,起草遗诏,次日清晨当朝宣布,
控制了政局。因此朝野上下把他比作正德、嘉靖之交力挽狂澜的杨廷和再世
KO2:内阁首辅高拱一向精明强干,傲视同僚,对于张居正也是如此,这种行为迫使张居正与冯保联手对抗高拱 KO3:如果不把“威权震主”十年之久的张居正的威权打掉,皇帝就不能树立自己的威权 KO4:帝制时代,“威权震主”的必然结局,一定是“祸萌骖乘”
正文
一、转折年代的铁腕人物:徐阶、高拱与张居正
隆庆、万历之际,是一个转折的年代,也是一个走出低谷向高潮攀升的时代,这和三位政治家有关:徐阶、高拱、张居正。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们之间有矛盾也有继承,高拱赶走了徐阶,却延续了徐阶的改革;张居正赶走了高拱,却延续了高拱的改革。这三个铁腕人物,为了权力而互相争夺,互相倾轧,在治国理念上却有着相似的共识,因而可以互相延续。看不到这一点,很多历史现象就得不到解释。
1.徐阶与张居正
徐阶,字子升,号少湖,一号存斋,松江府华亭县人,嘉靖二年进士,一副江南人士的典型气派。为人能屈能伸,随机应变,不露声色又精于权术。在严嵩专权跋扈的形势下,在内阁共事而能安然无恙,显示了他的政治智慧,不仅保全了自身,而且“潜移帝意”,最终扳倒严嵩,开创一个新局面。他升任内阁首辅后,在内阁朝房墙壁上写下一个条幅:“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诸公论。”反映了拨乱反正的决心。他引用门生张居正进入裕王(即后来的穆宗)府邸讲学,世宗病危,他连夜召张居正共谋,起草遗诏,次日清晨当朝宣布,控制了政局。朝野上下把他比作正德、嘉靖之交力挽狂澜的杨廷和再世,绝非偶然。
他推心置腹地信用吏部尚书严讷,刷新污染已久的吏治,是相当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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