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院民二庭《民商事审判若干疑难问题》全系列(2)

司董事会以公司财产提供担保的情形，其立法目的在于维持资本确定原则及保护股东和债权人利益。另一种观点认为，该规定的立法原

意仅在于防止董事、经理滥用个人权力，并非在于限制公司董事会的担保能力。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有权代表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包括对其股东或其他个人提供担保。实践中，关联公司互保现象普遍，绝对禁止将有碍经济发展，使我国大量银行债权脱保。

关于公司能否提供担保，世界各国（地区）规定不同，有的规定公司不能作担保人，除非公司能证明被担保的债务与公司有关；大多则规定公司可以对外提供担保，但需经过相关程序决议。我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对公司担保采取了许可主义，但 由于对外担保将导致公司责任资产减少，尤其是关联担保易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故其同时进行了限制性规定。其将公司担保区分为一般担保（向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之外的主体提供的担保）与特殊担保（向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的担保）两种形式。对于一般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对于关联担保，则确定了两个限定性条件：即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关于关联担保的效力认定及法律责任承担问题，还涉及到对以下问题的研究：公司内部法律关系和公司外部法律关系问题；公司章程等文件的公示力与债权人是否具有善意的关系问题；债权人的注意义务。

六、公司僵局诉讼问题

关于该类诉讼中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法律地位，有四种观点：（1）提起解散公司之诉为股东权利，导致公司僵局也系因股东间纠纷，故不应将公司列为被告。（2）因该诉针对公司与股东提起，故应将两者列为共同被告。（3）公司与股东人格不同，且司法解散效力及于公司，故应由公司为被告，相对方股东为被告或第三人。（4）解散公司之诉实质是为变更股东与公司之间投资法律关系的变更之诉，故应将公司列为被告，其他股东列为第三人。

关于管辖，有观点认为，公司僵局诉讼系因侵权引起，故应以侵权之诉确定管辖法院。另有观点认为，公司僵局之诉应参照破产案件管辖的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 关于是否应将调解作为法院审理该类案件的必经程序，有观点认为，公司法对此未作规定，法官可根据个案情况自主决定是否应先行调解。另有观点认为，如果能够通过调解解决公司股东或董事之间的僵局问题，使其他股东受让起诉股东的股份，则可达到既使起诉股东退出公司取回出资，又使公司存续，其他股东和公司的利益不因公司解散而受到损害的双赢目的。因此，将调解作为公司僵局诉讼的必经程序，有利于真正化解矛盾。 关于判决解散公司的法律后果，有观点认为，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只明确了债权人享有可申请成立清算组的权利，而非一定要进行清算。另有观点认为，法院作出解散公司的判决后，并不当然组织公司清算。公司应按该条规定自行组织清算；自行组织清算有障碍时，可由公司的股东或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申请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强制清算。

七、股东派生诉讼问题

关于管辖问题，争议观点有：（1）应按侵权纠纷确定管辖法院。（2）股东派生诉讼系因第三人侵犯股东的共益权而提起，该种行为可能基于合同产生，也可能基于侵权产生，故应按合同纠纷案件或侵权纠纷确定管辖法院。（3）按照前述观点，在被告人数为多数时，多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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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享有管辖权易引发管辖纠纷，故应由公司所在地法院管辖。

关于法律文书的形式问题，存在应采取裁定的方式还是判决的方式进行裁决的争议。 关于公司的诉讼地位，争议观点有：（1）为使判决的效力直接及于公司，应将公司列为“形式上的被告”或“名义上的被告”，但其并非真正被告。（2）股东在股东派生诉讼中只是名义上的原告，公司才是真正受益人，实质上的原告，应将公司列为共同原告。（3）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公司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公司系为维护自己权益而参加诉讼的诉讼参加人，案件的最终结果归属于公司，故其应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关于诉讼费用担保，争议观点有：（1）诉讼费用担保制度的目的在于防止股东滥用派生诉讼制度提起诉讼，故只要被告提出请求，法院即可要求原告提供担保。（2）诉讼费用担保制度并不能达到限制恶意诉讼的目的，其限制了无经济实力的股东行使诉权，故不应专门规定股东派生诉讼的费用担保制度。（3）应参考日本等国的规定，并非所有诉讼原告都必须提供担保，法院可依实际情况要求股东提供相应担保。其适用标准是被告向法院提起申请，且有证据证明原告股东提起股东派生诉讼具有恶意。

关于撤诉，大多观点认为，为防止在和解中原告股东与被告私下串通，原告股东获得个人利益后撤诉，应对撤诉进行限制，由法院对撤诉、和解协议进行司法审查。

八、公司解散、清算问题

关于清算中公司与解散事由出现前的公司是否为同一民事主体，有观点认为，两者在经营能力以及称谓上均不相同，应认定出现了另一法人——清算法人，两者并非同一主体。另有观点认为，两者是同一民事主体，应以该公司为诉讼主体，由清算组的负责人代表公司参加诉讼活动；未成立清算组的，仍由原法人机关代表诉讼。

关于清算中公司的能力，一种观点认为，公司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受到限制，不能开展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另一观点认为，公司可开展与清算目的有实质利害关系的经营活动。 清算中公司进行的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依法被认定无效后，相对方应否承担责任，存在争议：（1）相对方不负有对解散后的公司是否已处于清算阶段、其所从事的经营活动是否与清算有关进行审查的义务，除非清算中的公司在交易时明确表明该事实，故一般情形其不承担过错责任。（2）相对人在与解散的公司进行经济交往时，应当负有一定的注意义务，故其应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过错的判断应以其对前述事实是否明知或应知为标准。 关于解散公司生效判决的执行中止问题。司法实务中存在由解散清算向破产清算转变的可能性，故对该情形下，应否裁定中止解散清算程序，存在争议：（1）在解散清算程序启动后，公司的所有债务均不能个别清偿，直至公司财产和负债情况明晰后，通过清算方案的制定和认可，才可进行清偿，除非该债权依法享有优先权。（2）解散清算毕竟不是破产清算，故解散清算中无需规定执行中止，而仅需在特别清算程序中对此作出规定。 关于清算义务人在何情况下应承担民事责任，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对承责条件规定非常严格，即仅在证据非常充分的情况下，才追究清算义务人的侵权责任、直索责任，则因债权人举证相当困难，对责任追究将非常有限。另一种观点认为，如果规定的条件比较宽松，如只要清算义务人在规定期限内不依法清算的，就应担责，则可能招来违反法人制度的非议。故应由债权人根据案件实际情况，选择对清算义务人责任的追究，如清算义务人的财产和公司法人财产混同、清算义务人不能证明其侵占份额的，清算义务人应当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民商事审判若干疑难问题——民刑交叉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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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 宋晓明 法官 张雪楳

一、先刑后民制度的理解与适用

在审理民刑交叉案件时，长期以来，存在着先刑后民的认识和做法，甚至有观点认为，先刑后民系处理民刑交叉案件在受理、审理案件方面的一项基本原则。该观点认为，只要民商事纠纷案件涉及刑事犯罪嫌疑，就应该视民商事纠纷案件与刑事犯罪嫌疑案件是否因不同法律事实产生，而将民商事纠纷案件全案移送或者部分移送。部分移送的，民商事纠纷案件应该中止审理，等待刑事判决结果作出后再恢复审理。如果刑事案件已经受理，则民商事案件不应受理，已受理的应裁定驳回起诉。近年来，对于先刑后民的观点，越来越多的人提出质疑，出现了分别审理和区别处理两种观点。分别审理观点认为，民商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性质、归责原则、责任构成要件等均不同，应分别审理，同时进行。区别处理观点认为，对先刑后民问题的探讨，实质涉及如何平衡保护当事人的权益与国家利益问题。应该明确，对二者的保护应是平等的，只不过是各自适用的实体法和程序法不同而已，不存在权利保护的优劣和先后，只要依据相应的证据规则和归责原则，可以认定因不同法律事实而引发的两类案件的责任人应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两类案件就应该分别进行审理，当事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并因权利得到充分救济不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除外。当然，在司法实务中，存在着一案的审理必须依据另案审理结果的情形，但其既包括民事案件的审理需依据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的情形，也包括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依据民事判决结果的情形，因此，不能绝对地说先刑后民，在某些情况下，还存在先民后刑的情况。例如，在审理侵害商业秘密刑事案件时，需先通过对民商事纠纷案件的审理确定权利主体后，才能进行刑事案件的审理，确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在民商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重要的是通过证据认定，依据相关事实和法律进行审理，因此，对于民刑交叉案件，并非一定要等待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只有在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关于“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规定，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情形下，民事案件才应中止审理。为保护当事人的民事诉权和实体权益，不应随便中止审理，应慎用驳回起诉。先刑后民应区别情形适用，不应绝对化和扩大化。先刑后民并非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原则，而只是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一种处理方式。在先刑后民情形下，还应注意解决因刑事案件久拖不决，民商事纠纷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护的问题。

二、刑事上构成诈骗罪，行为人签订的民商事合同是否有效

对该问题的争议观点有三：（1）刑事上构成诈骗罪，行为人的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且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故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认定合同无效。（2）刑事上构成诈骗罪，在民事上，应认定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主观上构成欺诈。该欺诈行为损害的是相对方或第三人的利益，故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应认定为合同可撤销。在受欺诈方为金融企业，且签订有担保合同的情况下，是否赋予受欺诈方撤销权，认定主合同有效与否，对债权人担保权利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详言之，认定主合同有效，除非担保合同本身存在瑕疵，则担保合同也应认定有效，担保人应承担担保责任。而在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情形下，从合同也应认定无效，担保方不承担担保责任。担保方具有过错的，其只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且其承担责任的范围不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认定合同为可撤销，将决定合同有效与否的权利赋予受欺诈方，更有利于保护权利人的权益，也体现了私法领域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3）应区别情况认定民商事合同的效力。依区分标准不同，该观点又分为两种：一是以合同相对人或其工作人员参与犯罪与否为标准进行划分。合同相对人或其工作人员参与犯罪构成犯罪的，对该单位与合同相对人之间签订的合同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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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无效；合同相对人或其工作人员没有参与犯罪的，对该单位与合同相对人之间签订的合同不因行为人构成刑事犯罪而认定无效。二是以权利人是否先向公安机关报案为标准进行划分。权利人先行向公安机关报案，则认定相对方涉嫌诈骗罪，在刑事追赃不足以弥补损失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不能认定基于诈骗行为而签订的民商事合同有效。若权利人未报案，而是直接提起民事诉讼，则若其不行使撤销权，可认定基于诈骗行为而签订的合同有效。

三、民商事案件涉及刑事犯罪嫌疑，民商事案件应否驳回起诉

关于该问题，存在两种观点：（1）由于民商事纠纷案件涉及刑事犯罪嫌疑，故民商事纠纷案件应全案移送公安、检察机关进行侦查、提起公诉，民商事纠纷案件应裁定驳回起诉。（2）基于民、刑案件分别受理、审理的原则，尽管民商事案件涉及刑事犯罪嫌疑，但在程序审阶段，人民法院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关于受理条件的规定，对原告的起诉应否受理进行审查。对原告方是否是真正的权利主体、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等问题的审理，属于实体审理范畴，不应在程序审阶段解决，故上述问题不能影响法院受理民商事案件。在民商事案件的受理过程中，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受理条件，法院就应立案并进行实体审理，如果在实体审理中发现原告方并非真正的实体权利人，则可判决驳回原告方的诉讼请求。不能仅因涉及刑事犯罪嫌疑就从程序上驳回起诉，不进行实体审理，这不利于保护民事主体的民事诉权。

四、刑事上未经追赃是否影响民商事案件的受理和审理

刑事上未经追赃是否影响民商事案件的受理问题，存在两种观点：（1）由于民刑交叉案件中，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在诉讼目的、诉讼原则、责任构成要件、归责原则等各方面存在本质差异，故除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且当事人的民事权利完全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得以实现之外，刑民案件应该分别立案审理。因此，尽管刑事上未经追赃，但由于当事人因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失完全可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故民商事案件应该受理。（2）根据法释[2000]4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追赃系刑事诉讼中的法定程序，只有经过追赃、被害人的损失不能得到全额弥补的情况下，被害人才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才应该受理。

关于未经追赃，民事案件是否因未经追赃而应中止审理，存在两种观点：（1）在民刑交叉案件中，基于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分别受理、审理的基本原则，民事案件中对于被告方损失的认定以及民事责任的承担，应依据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进行，而不受是否追赃的影响。具体而言：行为人的行为建立有效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受害人以法律关系相对人为被告就所受损失的全额提起民事诉讼时，行为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并已经向受害人退还赃款赃物的，如民事案件尚未审结，退还部分可以从民事判决确定的民事责任承担者应给付的金额中予以扣除。刑事案件尚未作出最终判决的，不影响民事案件的赔偿数额的确定，并可在执行阶段解决数额扣除问题。受害人以犯罪行为人和对造成损失有过错的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行为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对损失发生有过错的当事人，应当根据其过错承担相应的补充赔 偿责任。刑事案件尚未审理终结不影响民事判决对赔偿金额的确定，人民法院可判决有过错的当事人在一定范围内、在行为人不能承担的部分或无法追缴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并在执行阶段解决数额问题。如果民事责任承担者已经全部赔偿了受害人的损失，事后追缴的赃款应当直接发还民事责任承担者。（2）根据前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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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由于未经追赃，在被害人提起的民事诉讼案件审理中，被害人的损失数额无法确定，民事责任主体的赔偿数额必须等待刑事追赃结果之后方能确定，故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五款的规定，因民商事案件的审理需等待刑事追赃结果，故在刑事上追赃之前，民事案件应中止审理。

民商事审判若干疑难问题——中介机构民事责任承担、保险法

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 宋晓明 法官 王闯 宫邦友 张雪楳

一、中介机构民事责任承担问题

对于该问题，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起草相关司法解释。争议问题主要有：

（一）利害关系人的范围

第一种观点认为，利害关系人应当不仅包括已知第三人，也应当包括其可以合理预见的其他第三人。其理论基础是：任何人因为过错而侵害他人权益的，皆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尽管事务所与利害关系人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间接的或者遥远的，但其毕竟是公众财务信息的提供者，因此，应当对任何可能使用其审计报告的第三人都承担注意义务和相应的民事责任。第二种观点认为，利害关系人应当是已知第三人（已经预见的第三人），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对其已经知道或者已经预见到的会依赖和利用其审计报告的第三人负有注意义务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否则，第三人的范围会非常广泛，其责任也将无边无际。如果让会计师事务所对所有第三人都承担赔偿责任，其责任显然远远超过其过错程度，责任认定明显不公平。会计师事务所民事责任无限扩大的不良后果为：将导致大量的会计师事务所因民事责任过大而破产，审计行业将不复存在；事务所为规避法律风险而拒绝提供审计服务或者无限提高审计成本。上述两观点的争论焦点是利害关系人是否包括所有第三人。

（二）独立审计准则的法律地位

主要涉及对审计意见的真实性的认识问题。第一种观点认为，根据独立审计准则的规定，所谓审计报告的“真实性”意味着对执业准则的遵循，即这种真实性的界定意味着会计师事务所对于被审验的会计报表只有“合理的保证责任”，并不是担保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中没有任何错误，不是绝对的担保责任。第二种观点认为，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审核有关财经信息的中介，与信息使用人的利益高度相关。公众投资人的判断决策的依据几乎都来源于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查验后才被披露的财务信息。因此，法律应当首先考虑信息本身是否真实，而不是传递信息的程序是否被遵循。法律上的虚假概念只针对审计报告的结论而不是审计过程。因此，只要不真实的审计结论被利害关系人使用并造成损害，会计师事务所就不能游离于司法程序和法律责任之外。

（三）会计师事务所对其分支机构的侵权责任承担的责任的性质 第一种观点认为，会计师事务所应对其分支机构的侵权责任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第二种观点认为，补充赔偿责任意味着承认会计师事务所分支机构可以独立承担责任，这与会计师事务所统一管理分支机构的人事、财务、执业标准和质量控制等，并承担分支机构的债务责任的要求不符。财政部认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四）会计师事务所的赔偿限额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设定最高限额，以会计师事务所收费为标准，确定一个倍数作为最高限额，或者将事务所的责任限额限定在“不实审计金额”范围内。第二种观点认为，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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