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晚清提倡“新民说”、办《新民丛报》、自号“新民子”。他曾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虽然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但在他流亡异国的十几年间，以其“新民体”的文字为媒介，不断地将他的思想主张传递给国人，也确实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梁启超生于1873年，在比他小20岁的这一代人，比如同是生于1893年的梁漱溟、毛润之、左舜生，这些人将来走的道路各不相同，而他们在成长的年代都曾浸润于他的“新民体”文字中。在20世纪早期亚洲的历史上，像他那样对一个民族产生如此深远影响的读书人，似乎唯有印度的泰戈尔、甘地。
到1927年，梁启超却不再提“新民”，也不再提“国民运动”，而是“不逐时流的新人”，即“新人说”。他认为难的不是造就新人，而是造就“不逐时流”的新人。伍宪子如此理解梁启超的两点想法：“做人要不逐时流，此有同于曾涤生之强调诚拙、振拔向上的功夫。为学要适应新潮，即在沟通中西文化，从事人学与物学之间的会通调理。这两点都从求上进而来。令人起敬。”
伍宪子追随梁启超多年，对他有相当的了解，但伍宪子对“新民”的这一解读并未触及梁启超思考的内核。如果说，“新民”还是群体性的概念，寄望于国族群体的觉醒，来改造这个国家，那么，“不逐时流的新人”则是个体性的，是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不随波逐流的。
梁启超瞻望未来时，当然会想到他所亲历的世变。他曾说清末15年之变超过了以往150年，其实何止是150年。但1927年的冲击
带有更多不可预测的成分，超过了他以往的经验范围。他的同事王国维自沉带给他的震撼不能忽略，虽然两人政治观点不同，人生经历也有很大不同，但在那一年他们的许多感受是一致的。这是他说出上述两点思路的时代背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他心目中的“不逐时流”当然不会简单地停留在曾国藩式的个人修养层面，而是想得更远、更深一些。
晚清大变局造就的梁启超，在新的民国一直没有停止思考，在老大帝国瓦解之后，他所期待的“少年中国”并未出现，唯有新人才配得上一个新的国家，他想到了“不逐时流的新人”，没有这样的新人，中国还将是那个老中国。两年后，56岁的梁启超一病不起，对于如何才能造就“不逐时流的新人”，他却已来不及作更深入的思考。（摘编自《杂文月刊》2016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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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曾涤生之强调诚拙、振拔向上的工夫”：曾涤生，即曾国藩，字涤生。“诚拙”即诚实。曾国藩说：“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
②“他（梁启超）懂得中国历史，说的明白中国文化，同时又了解西方学术，他一定能提的出一个可能实现的理想人类社会的方案，让大家减少盲从和瞎碰。这于世界、于中国助益多大呢？可惜死早了，留给我们后死者这么一个沉重的任务——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估量中国文化。”——伍宪子
(1).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在做学问方面，梁启超一直认为要创造一种能沟通中西文化，“从事人学与物理学之间的会通调理”的适应新潮的国学，来改变不良的学术风气。
B.印度的泰戈尔和甘地都曾对20世纪早期亚洲的历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梁启超对中华族的深远影响足以与之媲美。
C.1927年，梁启超一改过去提倡“新民”“国民运动”，而提出“新人说”。他认为，只有造就了“不逐时流的新人”，才会出现一个崭新的中国。
D.既懂得中国历史文化，又了解西方学术的梁启超，却令人遗憾的过早去世，对于造就“不逐时流的新人”的方法和途径问题，未能作更深入的思考。
6. 材料一
《中国诗词大会》的热度还未散去，央视另一档自制文化类节目《朗读者》，又以浩大的声势占据了微信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媒体的页面。在网络高度普及的今天，对于每一个离开了学生时代的人而言，“朗读“似乎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词语。大小屏幕代替了书籍文本，键盘语音代替了信札驿马。朗读被加上了一层梦幻的滤镜，覆盖上了文化和美的薄纱，提醒着我们思念又回不去的过去。这大概是《朗读者》对于观众产生原始魅力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朗读者》用了“朗读”作为外壳，内核依然是分享嘉宾的故事、传递回忆和温情。它更像一个精简的谈话节目，并且董卿掌握对话的节奏远胜于多数谈话节目的主持人，一颦一笑都显得真诚，也不会时不时就出神，或者生硬地切换话题——这一点，《见字如面》的主持人真应该好好学习。也正是有了一段简短却恰到好处的交流，带动了观众的情绪，才使得接下来的朗读自然而然，真情流露。《朗读者》的野心明显不在说故事和煽情，它更想传递的是价值观、是社会中日渐缺失的温情和责任感。
和多数更活泼的娱乐节目倾向于选择“放飞自我”的嘉宾不同，《朗读者》选的人、想讲述的故事，其实把“我”藏起来了一些。更多强调了“爱”和各种“责任”。
诗文的选择，可以反映《朗读者》高高树起的一面大旗——文学。制片人董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想用朗读唤起大家对文学的温柔记忆。”这句话让身处中文系的笔者深感悲哀，在当下，对于文学的温柔记忆居然是需要被唤醒的。网络挤压了民众对于书籍的热情，文学，正在和我们渐行渐远。
然而文学本不仅是记忆，对于父母辈们而言，文学曾是一场流行。和经历过扎实基础教育、上了十几年语文课的年轻一代不同，文学对父辈而言，可能是仰望、是梦想。一本外国名著在当年可能会引发似如今苹果发售时的排队浪潮??对于他们而言，文学让他们在过去找到了“美”的感染力，找到了治愈伤痕的灵药。《朗读者》很好地重述了一遍他们已经快忘却的“文学梦”，并将之化为了节目自身的魅
力。
在真人秀节目的蹦蹦跳跳渐渐让观众审美疲劳时，文化综艺的异军突起是意料之中的事。在消费主义泛滥的当下，电视节目作为消费品被直接投放给了更有消费力的年轻观众，中老年们则被刻意忽略了。《朗读者》等节目填补了这处空白。这也许是无心之举，但结果却相当有意义。《朗读者》所传递的责任感、温情符合中国人的传统价值。因此，你可能会发现父母乃至爷爷奶奶，对这档节目赞不绝口。 （摘自《新京报》2017年2月23日）
材料二
在娱乐致死的年代，《见字如面》《朗读者》等一批批“高而不冷”的综艺界清流涌现，文化类节目真的回暖了吗？
年初的《中国诗词大会》口碑收视双收，主持人董卿担任制作人的《朗读者》又来了。而更早播出的同类节目《见字如面》，由之前《中国成语大会》的制作团队操刀，也获得了很好的口碑和不小的热度。能把文化节目做到“高而不冷”也并不容易，这两个节目给人最直接的刺激，大概是“声控福利”吧。在演戏全靠配音的流量们霸屏的日子，想要听老戏骨们层次丰富、情绪丰满的声音，受众只能在这里找了。
《朗读者》是很典型的央视表达方式，每一位嘉宾都要讲“背后的故事”，再加上朗读本身，看上去内容就很拥挤。而那些讲故事环节容易让观众感觉教化和煽情不够节制。
不过，除开那些煽情过度的部分，《朗读者》里有些背后故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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