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研究方法的方法论研究策略及应用(6)

“自我导向型”消费倾向比“他人导向型”消费倾向更显著。

分析显示，中产阶级并非一个同质的群体，而且他们对乐趣和舒适的追求交织着很多“取舍”，例如为履行家庭责任的妥协及为保持量入为出的理性和克制。中产阶级是一个复杂、多元化的群体，他们的消费模式必须结合其对社会实践的参与和具体的社会文本才能得到理解。本研究挑战了对中国“新富”群体的刻板印象，对其消费倾向或趋于炫耀或趋于节俭的单向度的认识需要调整。

由此也可以总结，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消费者并非西方文化的被动接受者或跨国公司及其产品的“被动消费者”；相反，他们表现出显著的消费者主权和自主性——强调乐趣建构的自主性、有意识的取舍并抵制权威，包括市场、媒体和政治权威。因此，不能简单将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倾向归结为“消费主义”或“享乐主义”。当代新出现的消费倾向融合了那些更为传统的理解体系，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独特的、具有不同表现形式的消费伦理——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消费倾向，也区别于先前中国社会的一些动机和倾向。

本文分析显示了这种混合研究方法如何丰富、深化研究结论。定量分析使用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发现了城镇居民消费模式的分化，以及年龄、收入和职业阶层对消费模式的区分。定性分析证实了这些发现，并带来了更多生动的故事和更多维度的理解，包括日常生活、品味和物质文化。定量分析揭示了城镇居民消费模式最显著的特征是节俭和适度，定性分析则给出了进一步的解释——这种“适

度”的倾向与传统的节俭伦理在性质和程度上有何不同。此外，定量分析的另一重要发现是城镇居民中存在一定程度的追求乐趣和舒适的消费倾向，定性分析结合社会文本和主观解释深入讨论了这种倾向，从而获得了“乐趣”和“舒适”的具体内容、类型以及消费行为的代际差异，更重要的是，揭示了消费者为自己的品味和行为进行辩护的依据，从中建构出了都市中产阶级的主要消费倾向以及这种消费倾向是否具有合法性的研究结论。类似于秀娃等人的研究(Silva et al., 2009)，本研究的多元对应分析也揭示了社会的“关系性”，访谈分析则深化了对消费行为的动机和意义的理解，也揭示了一些隐蔽的社会规范和习俗。

当然，正如梅森(Mason, 2006)提到的，这种以定量或定性数据为主导的混合研究方法是比较保守的，虽然较少受到“本体论鸿沟”的挑战，但收获的成果也较单薄，不能充分展示定量和定性方法相结合的精彩之处。将来若能结合更新的全国调查数据和更多的田野调查，则会进一步丰富对中产阶级消费模式的理解。

实践证明，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的结合能够提高研究发现的可靠性和深入性。此外，本文也提醒研究者在采用混合研究方法时注意可能遇到的风险。研究者应当根据研究目的、数据来源以及所掌握的技术来选择具体研究策略，并且要明白这种研究策略背后的方法论含义及其优势和局限性，这样才能得到可靠的、有效的研究结论。

（本文在笔者博士论文《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模式：以北京为例》的基础上修改而成。感谢所有被访者的倾力配合及中国综合社

会调查项目组分享数据。论文导师艾伦?瓦德(Alan Warde)和温蒂?奥森(Wendy Olsen)、答辩评审西莉亚?卢瑞(Celia Lury)和戴尔?索则顿(Dale Southerton)给予了重要指导建议。写作和构思过程中得到了李培林、夏传玲、张翼、卢汉龙等诸位老师的指导和帮助。匿名评审和责任编辑提供了中肯的修改意见。李凌博士帮助仔细校对并给予了意见和点评。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注释：

①本文时常提到“西方文化”，指的是一套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如北美和欧洲)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的观点和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文化”是同质的或单向度的。同理，“西方国家/社会”或“西方”也用来指代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②这是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合作主持的全国城镇范围的随机抽样问卷调查。详细信息可见于：http://www.chinagss.org/。CGSS2003的调查人群为18－69岁居住在中国城镇的成年人，样本量为5894户，应答率为77％。

③很多关于当代西方社会的研究也强调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如布迪厄(Bourdieu, 1984)、陈和戈德索普(Chan & Goldthorpe, 2007a、2007b)，但本研究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成果尤其显著，而且很多时候“中产”在中国语境下代表一种品味，同职业紧密相联，这在后文的实证分析中也得到体现。

④对于都市中产阶级人口特征的估计使用了性别和年龄的加权，权重的计算参考了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⑤由于数据获得上的原因，定量数据来自2003年，定性数据来自2008年，这给本研究带来一定局限性。但在本研究的方法论中，定量分析主要用以揭示中产阶级的人口特征以及城镇人口消费模式的差异等背景信息，同时为定性分析提供一些分析的结构；而定性分析阐述消费生活的复杂性，是研究结论的主要来源。研究结论也并非定量和定性分析之间的互补或整合(具体见前文中有关方法论和研究策略的论述)，所以即使在2003至2008年之间城镇人口平均收入或消费倾向发生了变化，也不会对研究结论的可靠性造成威胁。本文所建议的这种混合研究方法也可以看作是在数据获得有一定局限性的条件下。如何尽量发挥两种数据的优势又避免可能冲突的一种策略。

⑥原始变量为六个有关消费的描述：(1)除非必要，我和我的家人从不轻易购买生活必需之外的物品；(2)我和我的家人过生日或遇上重要节日时，总是到餐馆去聚餐；(3)我总是到较有名气的商店去购物；(4)我家的耐用消费品大都是名牌、高档；(5)我家用了好些艺术品、艺术画来装饰家庭气氛；(6)我经常去专门的体育场馆或健身房锻炼身体。变量标签是对这六种描述回答“很符合”、“较符合”、“不太符合”或“很不符合”。

⑦“频繁购买非必需品”是个异数，可能的原因是“非必需品”这种表述有点模糊，让被访者感到困惑。

⑧MCA分析中使用的职业阶层变量只包括了就业人口。因此图2中的一些系数发生了微小改变，但各模态在空间中的相对位置保持不变。

⑨出生后迁移到都市地区的居民。

⑩出生并且调查时居住于都市地区的居民(包括在三个直辖市城区内迁移的人群)。

(11)受篇幅限制，该表没有在本文列出。

(12)据布迪厄(Bourdieu, 1990: 53)解释，惯习是一个“持续的、可转换的处置的体系，它是预先被结构化了的结构起着组织社会结构的作用”(system of durable, transposable dispositions, structured structures predisposed to function as structuring structures)。

【参考文献】

[1]李培林、张翼，2008，《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社会》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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