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表现连连提升,30多岁就已经身居要职。
第二, 传统贪渎文化的影响
我国之所以腐败案件的高发,多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贪渎文化的影响。
著名学者王亚南说过一句话:“从另一个视野去看,二十四史实际上是一部贪污史”清王朝的268年中,一二品官员因为贪污被判刑的就有157人,其中被判死刑的68人。最有名的贪官就是和申,贪污了11亿又6百万两白银。和申的实际家产相当于大清帝国乾隆年间的15年的财政收入。中国的数千年封建文化里有很多糟粕的。中国文化有一种“黑洞效应”——其核心的价值观念具有黑洞一样的引力,这个引力会把若干与此核心价值观念不相干的思想意识吸收并且同化。如官本位的思想和观念,根深蒂固,到今天演变成了“你要升了官啥都有,你要不升官啥也不是”的缪论。官本位是什么?官本位就是权力本位。如果我们不注意修养,不提高警惕,很有可能陷入到这种文化糟粕中。看一看查办的那些贪污腐败的领导干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往往打着深深的封建文化的烙印,满脑子封建特权的思想、升官发财的思想、封妻荫子光宗耀祖的思想。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就用权力来为自己、为家族、为亲友谋利益。
还有一点,“来而不往非礼也”,“官从不打送礼的”等处世理念在我们中国人的思想中都很牢固,久而久之,“礼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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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就演变成严重的人身依附,人情依赖。易中天不是发明了一个名词,叫什么“非典型性腐败“。他说的“非典型腐败”就是中国官场上的习惯性的游戏规则。旧上海滩大亨杜月笙说过:“人的一生最难吃的面有三碗:人面,场面和情面”。因此,我们说中国是一个关系人社会,办什么事都找关系,遇到什么麻烦,不找什么律师呀,法律政策什么的,而是先赶紧翻翻电话本,看能找到谁?然后就去找存折,为什么?找人办事要送礼呀。有些事老觉得不花钱心里总不踏实,有时候也知道花钱是白花,但花了钱,也会觉得心理上有了安慰:“我努力了”在这种文化的氛围内,我们管点事的,做清官是难的。因此,我们各级老要求我们管事的人要自我战胜,自我超越,超越这种文化,用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武装自己的头脑。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清醒,保持廉洁。同时加强先进文化建设,特别是廉洁文化建设,实现社会心理对贪污腐败的“零度容忍”。
第三, 环境的影响
这个环境包括了微观环境,中观环境和宏观环境。 微观环境就是家庭环境和工作单位的环境。我们注意观察和了解一下有关案例就可以发现,多数贪官都会有一个共同特点,家庭环境都是妻不贤子不孝,贪官背后不是有一个贪老婆就是有一个贪情人;孩子没出息,都是依附在老子身上大捞钱。一个领导干部的家庭环境太重要了,有的贪官老婆总嫌丈夫官小,总嫌得的实惠少,情妇就更贪婪。成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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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的过程就是其情妇李平收钱,回来就向成克杰交代任务,成克杰出面办。钱都弄到李平手里,李平把钱弄到香港,最后钱都从香港追回来了。成克杰可以说是身无分文的大贪官。慕绥新的前妻贾桂娥,家里来串门的了,慕绥新送出客厅,她马上钻进客厅搜查,看把钱放哪儿了,立即收起来,这样还嫌钱来得太慢,于是主动到社会上利用市长夫人的身份去敛财。王纯(吉林省委原副秘书长)的老婆更贪,两人在家一起收,王纯不在家时她一个人收,此外还在单位收,然后向王纯交代任务,最后把王纯送进去了。
再一个微观环境是单位环境。贪官的单位环境的共同特点是风气不正,管理混乱。如中国银行原副董事长,中银(香港)集团原总裁刘金宝,非常贪婪,他想贪污公款,就拉下属入伙,造成单位集体行为的假想,实质上是几个人分钱,最后他待过的两个地方,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和香港中银集团两个班子的成员都被抓了。
中观环境主要是交际环境。人是社会动物,都要在交际中生存。大多数贪官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交友不慎,交友过滥。通过许多案例可以发现,证实得最主动的是情人;揭发得最坚决的是哥们,以为自己有天大的本事,朋友多,呼呼啦啦,其实不少人都是奔你这个位子来的,因为有职务有权利。大家知道的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其2005年3月10日被双规,2006年11月3日被判刑有期徒刑15年。这个领导我认识,在昆明,丽江我都接待过他,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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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接待过我。他是山东人,在上海长大的。我觉得他为人豪爽,讲义气,好交朋友。初看根本不像个正部级干部。也正是因为如此,也被他所谓的朋友害了。2004年12月9日,这是改变他一生的日子。美国的一家公司把他告到了美国法院,告他违反美国1977年《海外腐败行为法》,收受了竞争对手的100万美金,而且还接受竞争对手的邀请,到世界上最豪华的高尔夫球场之一——美国加州卵石滩度假。为此,这家美国公司还出具了张恩照在该高尔夫球场的录像。这段录像就是他所谓的一个好朋友拍的。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也是被其一个好朋友在接待时用针孔摄象机摄录了其娱乐的场景,查上海社保大案时查出来了。
再就是宏观环境。历史经验已经证明,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即人均GDP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社会矛盾会加剧,收入分配距离拉大,城乡差距拉大,贪污腐败现象会多发。这是一个社会发展规律,西方发达国家也经历过的。在我们国家还有个特殊情况,我国正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轨。传统社会的价值取向是“官本位”,市场经济是“利本位”,追求利益最大化。官本位和利本位结合起来,就有条件拿着权力到市场上去换钱。为什么计划经济时代没有这些现象,是因为公共权力在客观上没有市场可以去换钱。
宏观环境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有人对我们的宏观环境有一种片面认识,认不清社会的主流和本质,对消极腐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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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大理解,容易形成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末日心态。说到这里,也想介绍一些题外话。现代化的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开始加速,或者说当一个社会正在急剧转型,这时不仅社会问题频繁发生,而且心理问题也大量凸显。
当前,我国的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社会分化程度加大,利益格局差距加深。急剧的社会变迁引发的心理问题逐渐增多
近年的一些调查研究结果,从不同角度说明了当前我国出现和潜在的心理问题的基本状况。这里仅列举几个有关调查数据。
一项调查表明,在我国,精神疾病发生的数量已超过了心血管疾病,跃居疾病发生率的首位。据一项相关调查,目前我国约有3000万青少年存在不同的心理问题,其中,中小学生中有心理障碍者为21.6%——32%;大学生中有心理障碍者为16%——25.4%,而且呈现上升趋势。有关研究显示,目前在我国每年有25万人自杀,已成为青年人群的首位死因。每年约有150万人因家人或亲友自杀而产生长期、严重的心理创伤,从而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负担。
处在中国社会转型最深刻的时期,急剧的社会变迁对于社会成员的心理适应性提出了严重挑战,在适应性较弱者身上则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心理震荡”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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