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贪污腐败的反思与体会(2)

交通厅（局）长们成为腐败“高危人群”，皆因其手中权力被腐败的“病毒”所侵蚀。根本原因就是投融资体制、招投标制度、行政审批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等方面存在漏洞。首先是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过热。从1998年起，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幅度攀升，资金大量涌入，到2003年达3500亿元，约占全社会固定投资的10%，创建国以来新高，使得掌握公路工程建设“生杀”大权的交通管理部门日益炙(zhi)手可热，迅速成为腐败“病毒”侵蚀的“高危行业”；其次是投资体制存在严重弊端。行政领导具体从事微观的市场经济活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模式，在市场不规范和监督缺失的情况下，如果自律不够，就可能出现建设项目和资金人格化。我国公路建设采用立项、投资、建设、管理?四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投资体制在交通系统内部封闭运行，一切规费资金由交通部门自行征收使用，对外融资又实行统贷统还，独立设臵项目法人。如此巨大权力，一旦失去监督制约，不出事就怪了。再次是执行招投标制度不严。河南省三任交通厅长腐败得逞均与公程招投标有关。一些交通部门负责人同时兼任工程建设公司负责人，有的还顶着“评标委员会”主任的头衔。交通部门既是投资者，又是管理者；既是发包商，又是承包商；再加上招、投标市场不受制衡，在客观上催生了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绝对化，怎能不发生“工程上马，干部落马”的悲剧呢？沈阳至山海关高速公路，仅沈阳段的短短50公里，就发现62名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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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受贿，3000万元专项资金被挥霍一空。谈及案件，一个市交通局局长曾说过：“十几年来，我们交通局从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工程招标。这个制度不改，职务犯罪也还会继续下去。”这话算是说到家了。

近年来，工程腐败已引起联合国有关组织的高度重视。工程腐败无论是战后重建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许多要解决的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工程建设项目在阿富汗所有的外国投资中占了一半以上。但要获得一份政府合同至少要用工程总额的8％进行贿赂。近日，越南《检察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贪污：一年回顾》的文章。文章中有一句话——“2005年贪官吃工程，2006年贪官吃土地”。这句话表明了工程腐败的发展趋势。德国公共工程领域的腐败问题也很严重，每年涉及金额高达7亿欧元，占政府投资项目总额的2。98％。这不包括未发现的。

第五，从后果上看，贪污腐败的社会危害性越来越严重。 在政治上，贪污腐败极大地动摇了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动摇了老百姓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因此，中央提出，反腐败是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政治斗争。近年来发生的重大事故，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背后都有贪官在起作用，由此可见，腐败在政治上造成的危害的确不可忽视。最近，中央组织部通报了一批违反换届纪律的案件。截至目前，全国各地共查处换届选举期间的违规违纪案件121起，处理有关责任人192人，纠正了对631人的违规任用决定。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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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地方各级政府换届选举意味着一大批官员换位子，由此也引发出一些不法分子不惜代价违规违法。 近日，陕西省副省长李堂堂违反换届纪律，指使、纵容他人为自己进省委常委班子拉推选票一事被中共中央纪委、组织部通报。

在经济上，腐败阻碍了经济发展，贪污腐败使非生产性成本大幅度上升，损失不可估量；1995年，吉林省检察机关查办了吉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刘柏松(被判处无期徒刑)案件，吉林省为了建设发达的边疆近海省，在珲春市(该市位于中俄、中朝边境地区)修铁路，总投资1.6亿元，由刘柏松负总责。刘柏松在河南、北京、武汉网罗了一批人，把持要害部门，结果1.6亿元很快被挥霍光了。通车剪彩的时候，火车从铁轨上掉了下去。刘柏松本来在河南就是有问题被免职的，他却在取保候审期间，调任吉林省交通厅副厅长、党组成员。慕绥新任沈阳市市长时，土地转让金一年仅7000余万元。慕绥新、马向东落马后，2001年沈阳土地转让金10亿元，2004年是20余亿元。可见，腐败对经济的破坏力是很严重的，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政策损耗，使得政府效能低下。

在文化上，贪污腐败造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和破坏，败坏社会风气，甚至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同时，给我国廉洁文化建设提出了越来越多的难题。

二，年轻勤奋晚节不保，贪官经历惊人相似

一些领导干部所以犯罪，其原因是很复杂的，但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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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规律可循。首先是客观原因，主要有三条：

第一， 体制弊端和机制缺欠

权力过分集中，为贪污腐败提供了条件。公共权力有两个自然属性：一个是它的腐蚀性；一个是它的扩张性。如果权力不加监督不加制约，任凭权力的自然属性发挥作用，腐败就是必然的。那么，腐败的条件是什么？西方学者有个说法：腐败的条件＝（垄断权＋自由处理权）－责任制。垄断权，是唯一的，如工程拨款，拨给张三行，拨给李四也行，拨给王五也不错。很简单的事实是，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选择，秉公办事的人，他就会选择最需要的，对工程最有利的；贪图私利的人就会选择给他好处多的人。我们可以发现，他的选择有极大的自由空间，并且他还不必为选择承担后果和责任，一旦追究起来，他会说在程序上是公开的，集体讨论的，集体决定的，按程序来的。这种现象十分普遍的。

为什么贪官都跳不出怪圈？什么怪圈呢？很多贪污腐败的官员都有一个共性：即都有一个苦难的童年，都有一个奋斗的青年；都有一个上升的中年，最后都有一个悲惨的晚年。很多人原来本质都不错，不少人都是苦出身。成克杰上学之前没穿过鞋，苦得不得了；安徽的王怀中，要饭的出身。连东航的佟国照也有一个苦童年。。。。。。这些人青年时期奋斗成才，中年不断进取，然后到一定位臵上了腐败了。这固然有主观因素，但机制因素不容忽视。成克杰能号称壮王。慕绥新说：“我当了市长以后，没人管，成了党内个体户，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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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有人经常管我，不至于走到今天。”成克杰也是这样。实际上，这些人对党感情都很深。成克杰就曾说过：“从穷孩子被提拔到国家领导人，这一切都是党给我的，怎么对党有利怎么处臵我，我没有怨言。”是什么原因让他晚节不保，就是权力太集中。在广西南宁的一块黄金地段，本来已经有了规划，可他一句话就改变了，光这一个工程他就收了2000万元。市委书记、市长在个体户的报告上签字之后就由下边操作了，根本不讲程序。权力过分集中，又失去了有效的监督，就会使一些握有重权的官员贪欲高度膨胀。王怀忠在任阜(fu)阳地委书记时就把自己视为权力至高无上的皇帝，他说，按阜阳的1300万人口计算，他就是世界上第58位总统，并称“阜阳是我王家的天下”。

仔细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出两个特征，一个是在犯罪领导干部中，农村出身的领导干部占大多数。国家审计署公布的150个案件中有78个案件披露了犯罪领导干部的家庭出身，其中有32个领导干部是农村出身，占披露总数的41。03％，县城出身的占34。62％，城市出身的占24。35％，可见农村出身的领导干部所占比例最大。另一个是犯罪领导干部呈现出年轻者居多的态势。最近几年查处的领导干部犯罪案件中，多集中在40——49岁这个年龄段内，所占比例超过总数一半；其次是50——59岁这一年龄段的领导干部，大体占到了35％左右。另外，值得注意的是40岁以下的一些领导干部，这部分人一般具有较高学历，凭借着在工作中的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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