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上的巫文化源流

先秦文学上的巫文化源流

赵 阳 2000年4月

中国文化注重现实，带有很强的“史”文化特色。以“春秋三传”到“二十五史”，甚至现在考古研究证实的甲骨文记载，这是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所共知的。在思维不发达的时代，能做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这种仅囿于“记账式”的文化显然不能适应人们的生活。人们不仅要知晓“某人某时在某地做某事”。更要推测远古，预知未来，就是对现实，也要有合乎人们认识水平的想象和夸张。

中华文化是一种多元融汇的文化。大略地说，有“巫文化”和“史文化”两大传统。我不赞同这两大文化系统有对立的关系，也不赞同“先巫后史”或“先史后巫”的关系，我以为花气力去研究这个问题，无异于求证“鸡与蛋孰先”的问题。可惜的是，在我们许多国人中，对史文化从概念到源流都有比较深的认识和了解，而对于巫文化缺少足够的认识，忽略了它作为一大文化源流传统的地位。基于这样的认识和态度去研究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文学都是做不彻底的。当然，我们可以用“中国文化”或“华夏文化”将巫文化和史文化不加区别地概而括之，这当然无异于回答别人问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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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国人时用“地球人”作答的高明。

巫文化不是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化，而是整个历史上都闪耀着灿烂光芒的一个文化系统。在中国文明史的各个阶段，巫文化都以其特有气象哺育出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特别是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种奔流不息的景象。“溯流求源”才是更好地让国人认可巫文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本人不惮学陋识浅，拟从先秦文学上做些疏理，寻一下“巫”这源流。冀就大家而正焉。

巫文化的概念及先秦文化概说

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大致可分为六大区系：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甘青地区（包括西藏）的马家窑文化、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江渚地区的良渚文化和燕辽地区的红山文化。最近几年的考古证明巴蜀地区也有其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多元一统的华夏文化格局虽早在殷商时代就形成了，但由于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居民的审美意识不同，因而在文化（文学）的审美品格亏面有着明显的区别：北方以质朴为基调，体现出雄浑；南方的审美品格以绮丽为基调，体现为飘逸。这里所说的南、北方文化，概念上讲既不是“原文化”，也不是“生成文化”，而是一种“主流文化”。即是说是以一种“原文化”为主，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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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融汇的。通过研究表明：北方文化是以“史”为基本内核的（注重现实性，包括承传和批判）的史文化，南方文化是以“巫”为基本内核的“感性的想象性、夸张性）巫文化。 文字大约产生于夏商之交，文字的产生对文化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鲁迅认为，最早掌握文字的可能是巫，巫就是以舞降神的人。古人相信巫能通知神意，他的歌舞能与神相通，能代表人向神祈求，也能代表神，把神的意志告诉人们。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自然现象的逐步认识，巫要做的事就太多了，巫当中又产生了一种专门记人间事情的人。这种人叫史，从字形上看，“”就是“巫”字，似与巫术符号有关，《说文》：“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袖舞形。”“”即是“史”字甲骨文中“史吏事”是一个字，故《说文》训“史”为“治人者”，“史”为“记事者”。屈守元先生是这样解释“巫”和“史”的：“巫”中间是个“工”字，表示舞蹈的部位，一边一个“人”字，表示两人对舞；“史”的下面是个“又”字，代表“手”，上面象“中”字的部分是古代的“册”字，即三个竹片，中间连之绳索，用来写字记事的。

我们这里的“巫”与原始宗教意义上的“巫”在概念上外延拓展了。具有更广阔的意义：不仅源指原始宗教、祭祀歌舞，而且概指那种有强烈的想象愿望和夸张成分的文化。因为巫和神相通，所以这种文化罗曼蒂克的气氛很浓，在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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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上体现于浪漫主义一派。

原始社会的主要文化形式是舞蹈、音乐、绘画等。古书“三人执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可以说是较早的巫文化记载了，据说这是黄帝以前的葛天氏之舞：获得了野牛，大家分享了牛肉，剩下的牛尾，就用来做舞蹈之道具。大家拿着牛尾，投出脚，以一定的节拍跺着地，边跳边唱。“八阙”指这个舞曲是八段。

周以前流传焉的巫文化，在中国南方地区有很大发展，南方文化那时以荆楚文化和巴蜀文化为代表。楚国以现在的湖南湖北为中心包括长江流域的安徽、江西、江苏和浙江。巴蜀文化则以四川和重庆为中心，影响到云南和贵州。现在的考古发掘和研究都证明了当时这两大文化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

先秦上古的文学，由于生产力水平低，社会分工不明确，文字没有系统化和规范化。因此，那时的文学只有口头创作，其形式有神话以及一些和音乐、舞蹈互相结合的诗歌，以及咒语式的祷祝辞，没有单独的文学作品存在。到了奴隶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奴隶主贵族为了祭祀和享乐，音乐歌舞极为发达。“恒舞于宫，醍歌于室”的“巫风”当时普流行。《周易》中的卦、爻辞，乃是当时巫宫通过卜筮方法代表鬼神发言的记录。

周代贵族统治阶级在“绥万邦、屡未年”的情况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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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求福佑、敬祖宗，经常举行大规模祭祀，创作了很多颂歌，即《诗经》里的周颂：《清庙》祭文王，《思文》祭后稷，《丰年》、《良耕》祭农神庆丰收。就是描写祭祀结束时的宴会场面，也是“或献或酢、或燔或炙”。平时的宴飨，“小雅”的《鹿鸣》、《伐木》、《天保》也表现了同样的内容：祝福上寿、语妙形容，极尽颂祷之能事。

庄子的散文、风格奇幻、气象宏恢，屈原的《离骚》品格高蹈、巫神万容，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这可以说是巫文化培育出的硕果。在巫文化史上也永远闪耀着迷人的光辉。

古代由于对自然规律认识有限，认为周围的世界可以用自己的主观意志随便改变。他们相信语言的力量，企图用它来控制自然现象，甚至用它去影响神，以达到某种愿望，于是常常把诗歌当作咒语来使用。目的在于满足对现实的要求，方法则是把人们的能力加以理想化。伊耆氏《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礼记，郊时牲》）。还有《祠田辞》（《文心雕龙，祝盟》）、《田者祝》（《史记，滑稽列传》）等，虽然都以祝辞的面貌出现，都是想通过诗歌形式来表达某种幻想的目的，带有浓厚的巫文化色彩。可以说，诗歌的发展与原始的宗教巫术有密切关系。 下面仅从文学角度、从神话、《诗经》、《楚辞》及庄子散文等来讨论它们是如何开掘巫文化几千年传统源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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