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文学教案(2)

帝开始，朝廷对文人以倡畜之，侍从文人很大程度上为迎合 天子的口味而创作。东汉时期被外戚招纳的幕僚文人，有时也要牺牲自己的人格 为主人唱赞歌，他们和宫廷侍从文人一样，都是不自由的。这些依附于天子、外 戚的作家，多数是文人兼学者的类型，王褒、扬雄、刘向父子、班彪父子都是如 此。从西汉末年起，向慕人格独立的精神又在文人队伍中萌生，扬雄、班固、张 衡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程度不同地摆脱侍从文人、幕僚文人的依附性，努力按 照自己的理想从事创作。东汉后期的赵壹、祢衡等人，任性使气，耿介孤傲，从 他们身上可以更多地看到党人的影子。从汉初出处从容、高视阔步于诸侯王之间 的枚乘、邹阳等人，到汉末赵壹、祢衡等近乎狂士的文人，汉代文人在经历了一 段屈从、依附之后，又向个性独立回归，并且达到更高的层次。

第五，由浪漫走向现实。汉代文学和先秦时期的楚地文学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所以，汉代文学从一开 始就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西汉时期的文人一方面对现实世界予以充分的肯定， 另一方面又幻想到神仙世界去遨游，以分享那里的欢乐，许多作品出现了人神同 游、人神同乐的画面，人间生活因和神灵世界沟通而显得富有生气。进入东汉以后，文学作品的浪漫色彩逐渐减弱，而理性精神日益增强。把司马相如、扬雄的 辞赋和班固、张衡的同类作品相比，把《史记》和《汉书》相比，都可以看到浪 漫和现实的差异。当然，东汉文学的浪漫气息远逊于西汉。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 传入，并没有使东汉文学走向虚幻，相反，它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作品的 现实性得到进一步强化。在辞赋创作中，出现了像班彪的《北征赋》、班昭的《 东征赋》、蔡邕的《述行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等现实性很强的作品。文 人诗歌创作也罕见虚幻成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乐府诗发展到顶峰。至 于像王充《论衡》那类以“疾虚妄”为宗旨的政论，在东汉也问世了。

第六，文人创作与民间创作共同繁荣。汉代文学的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都呈现兴旺的景象，二者相互促进，有力地 推动了汉代文学的发展。民间创作和文人创作的互渗互动，在汉代诗歌中体现得 尤为明显。两汉时期存在采诗制度，通过采集民间歌谣用以充实乐府的乐章，有 时也用来考察政治上的得失及民风民俗。五言歌谣大量采入乐府，成为乐府歌辞。 这种新的诗歌样式对文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意的加以模仿， 于是出现了文人的五言诗，流传下来的乐府诗中也有文人的作品。民间五言诗在 文人五言诗的影响下，又日益走向成熟。除诗歌外，汉代史传文学也留下了民间 创作和文人创作相融汇的痕迹，《史记》、《吴越春秋》都把许多民间传说写入 书中，增加了这两部作品的传奇色彩。

三、汉代文学与经学的双向互动

两汉是经学昌明的时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学博士相继 设立，经学大师层出不穷，宗经成为有汉一代的社会风气。汉代文学和经学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的交流是相互的，经学作用于文学，文学也影响经学，二 者彼此渗透，双向互动，呈现出许多相似的特征。

西汉时期，朝廷置博士官， 立太学，郡国置五经率史。汉代经学教育 为的是培养经师和各级官吏，并不期待就学人员成为作家，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 却具备了从事文学创作的能力。自公孙弘倡导经学教育之后，“公卿大夫士吏彬 彬多文学之士矣”（《汉

书·儒林传》）。汉代多数作家都受过经学教育，他们 成为沟通文学和经学的重要媒介，汉代文学和经学的互渗互动，主要是通过他们 得以实现的。

第一，汉代文学以铺张扬厉著称。无论是辞赋、诗歌还是散文，也不管是出自文人 之手还是乐府民歌，都普遍存在这种倾向，从而形成汉代文学的唯美之潮。汉代 文学对现实的一切都怀着极大兴趣去描绘、去表现，而且漫无节制地铺陈扩展。 进行罗列时不忌堆砌，不避重复，描写叙述过程中靡丽夸饰、多闳衍之辞，许多 作品因此显得笨拙、呆板。

和汉代文学铺张扬厉风气相映成趣的是汉代经学的繁琐解读习尚，一经说至百余万言，解释经书上的五个字要用二三万字。更有甚者， 秦近君解释《尚书·尧典》标题两字之义，竟至十万言。汉代文学和经学在语言 文字的运用上都是不厌其繁，多多益善，铺天盖地而来。这使得某些文学作品篇 幅过长，如同辞典字书，令人不能卒读；经学也因其过于细碎繁琐、牵强附会而 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

第二，汉代神秘化的经学为浪漫文学提供素材和动力。汉代文学作品经常出现神仙世界的画面，人和神灵可以自由往来，许多作品 都流露出长生不死的幻想。汉代文学具有浪漫性，汉代经学也带有很大的虚幻性。 汉代经学以阴阳灾异解说时事政治，后来又一度兴起谶纬之学，“于是五经为 外学，七纬为内学，遂成一代风气。”五经之义皆以谶决，用图谶来附会人 事。汉代经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神化，是建立在天人感应基础上的虚妄之学。汉代经学和经学思维机制有相通之处，都以想象沟通天和人，架起现实生活和彼岸 神灵世界的桥梁。刘勰称纬书“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文心雕龙·正纬》）， 这话有一定道理。汉代神秘化的经学为浪漫文学提供素材和动力，而神秘化的经 学也借鉴了浪漫文学的精神和表现手法。

第三，汉代文学的摹拟风气和经学注重师法家法的习气互为表里。汉代文学重摹拟，缺少创造性，许多文人不但摹拟前代的作品，而且同时代 的文人也相互模仿。这种摹拟有题材方面的，也有文体方面的，甚至具体的谋篇 布局也多有雷同之处。流行于汉代的大赋、骚体赋、七体、九体、设辞等，都留 下了前后蹈袭的痕迹。汉代文人在摹拟他人作品过程中也有创新，但在整体格局 上的因循守旧是显而易见的。汉代经学重承袭，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都是 强调传授先师之言。不依先师之言而断以己意，就会被视为轻侮道术，受到学界 的谴责。汉代经学的传授方式造成墨守成规、抱残守缺的惰性，使人受到很大束 缚。汉代文学的摹拟风气和经学注重师法家法的习气互为表里，本质是相同的。 只有那些在经学上不守章句、不拘师法家法的博通之士，在文学创作上才真正有 所建树；汉代有创造力的文人，确实也都突破了经学传授上陈陈相因的传统。 从总体上看，汉代文学经历了一个由繁到简的发展过程。作为大汉天声的辞 赋，从东汉中期起，大赋呈现衰微趋势，代之而起的是抒情小赋。正统的史传文 学作品也出现由繁到简的趋势。把《汉书》和《史记》相比，班固删去了司马迁 许多精彩细致的叙述和描写，篇幅大为减少。从文学样式上看，短小精练的五言 诗从附庸变为大国，最终取代了辞赋的文坛霸主地位。汉代经学的演变和文学类 似，从东汉初期起，经学界悄然兴起删繁就简之风，为的是便于传授。有的是一 删再删，解经文字大幅度精减，是对以往烦琐之风的有力矫正。

第四，汉代文学思潮很大程度上是经学的延伸和具体化。汉代经学对汉代文学思潮也有很深的影响，两汉文学思潮很少超越经学的籓 篱，文学思潮很大程度上是经学的延伸和具体化，许多作家兼有经师和文人的双 重身份。《毛诗序》阐述的基本观点，成为汉代文学思潮的灵魂和主调。《毛诗 序》主张诗歌要“发乎情，止乎礼义”，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来规范情感的表现。 它强调诗歌的讽谏教化作用，将其功能归结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 化，移风俗”，有很浓的“工具论”色彩。汉代文学批评主要是以《毛诗序》的 上述观点为尺度，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出判断。汉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对汉 赋的评价，都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各家的褒贬毁誉不同，但都是从经学的基点上 立论，以经论屈骚，以经论汉赋，在这点上并无根本的差异。即使像王充那样富 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在评论各种文学现象的时候也经常以儒家经典为依据。

汉 代文学思潮还有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侧面，这就是司马迁继承屈原的“发愤以抒情” 而提出的“发愤著书”说，他把文学创作视为抒发抑郁之情的一种方式，是遭受 压抑以后的情怀爆发。但是，在经学风气弥漫的汉代，司马迁的这种文学理论难 以得到发展，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经学思想的超越和冲击。

四、汉代文学样式的嬗革及分期 （一）汉代文学样式的嬗革

两汉是文学体裁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许多重要的文学样式都在这个阶段孕 育产生，形成丰富多彩的文学景观。 第一，赋体的兴盛

赋是汉代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样式，它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韵散兼行，可 以说是诗的散文化、散文的诗化。汉赋对诸种文体兼收并蓄，形成新的体制。它 借鉴楚辞、战国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文风，又吸取先秦史传文 学的叙事手法，并且往往将诗歌融入其中。仅从所采用的诗歌形式来看，既有传 统的四言，又有新兴的五言和七言。

汉赋的文体来源是多方面的，是一种综合型 的文学样式，它巨大的容量和颇强的表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枚乘的《 七发》标志着新体赋的正式形成，司马相如的作品代表新体赋的最高成就。西汉 后期新体赋的主要作家是扬雄。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是东汉 新体赋的两篇力作。同时，张衡的《归田赋》突破旧的传统，开创了抒情小赋的 先河。

楚辞体作品的创作在汉代没有新的发展，许多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意摹拟 屈原的《离骚》、《九章》，有些则只是袭取楚辞体的形式。西汉刘向曾编集屈 原、宋玉的作品和汉人摹拟之作，署名《楚辞》。其中被收录作品的汉代作家有 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又附 加了自己的《九思》。除此之外，扬雄、冯衍、蔡邕、赵壹等人也有楚辞体作品 传世。汉代盛行解读楚辞的风气，许多文人对屈原一往情深，因此，许多楚辞类 作品都依傍于屈原，和新体赋形成了大体明确的分工：新体赋主要用于正面的赞 颂讽谕，而楚辞类作品重在咏物抒情，而且抒发

的多是抑郁之情，格调和《离骚》 相近。在发展过程中，楚辞类作品逐渐与新体赋合流，总称为辞赋，楚辞类作品 称为骚体赋，有时也以赋命名，贾谊的《吊屈原赋》即是其例。 第二，叙事散文有较大发展

两汉叙事散文在文体上有较大发展。司马迁的《史记》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 历史，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样式，也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纪元。《汉书》继承 《史记》的体例，并且使之更加完善。《吴越春秋》则进一步强化史传作品的文 学性，是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东汉时期大量出现的碑文，是品核人物风气推动 下走向成熟的新文体。至于马第伯的《封禅仪记》，可视为现存最早的较为完整 的游记。汉代政论文承先秦诸子散文的余绪，在形式上没有大的突破。以主客问 答形式构制的设辞类作品，在风格上和赋相近，后人往往把它归入赋类。

第三，汉诗的发展

先秦的主要诗歌样式是四言，这种体裁在汉代继续沿用，但已不再居于主导 地位。汉代产生了新的诗歌样式--五言诗。这种诗体西汉时期多见于歌谣和乐 府诗，文人五言诗在东汉开始大量出现，班固、张衡、秦嘉、蔡邕等人对五言诗 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都有这类作品流传下来。东汉的五言诗已经成熟， 叙事诗有《孔雀东南飞》这样的长篇钜制，《古诗十九首》则是五言抒情诗的典 范，乐府诗也有许多五言名篇。西汉时期，七言句子大量出现在镜铭、识字课本 等载体中，有的已是标准的七言诗句。汉代辞赋中往往参杂七言诗句或七言段落， 有些已可视为首尾完整的七言诗。附属于汉赋的七言诗通常是句句用韵，反映了 早期七言诗的特点，后来曹丕的《燕歌行》采用的就是这种诗体。

（二）汉代文学的分期

汉代文学的发展，大体可划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自高祖至景帝，是汉代文学的初创期。多种文体基本上沿袭战国文学的余绪， 同时又有新的因素萌生，出现了像《七发》那样为汉赋体制奠定基础的作品。汉 初政论受战国说辞和辞赋的影响，大多气势磅礴，感情激切。楚声诗歌广为传播， 并且用于宫廷祭祀，成为庙堂之曲。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是贾谊和枚乘，他们的 辞赋和政论都有较高的成就。

第二时期：从武帝至宣帝，是两汉文学的全盛期。代表汉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新体赋在此 期间定型、成熟，出现了以司马相如为首的一大批辞赋作家。史传文学也发展到 高峰，不朽的传记文学名著《史记》由司马迁撰写完毕。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思想逐渐定于一尊。因此，政论散文也由越世高谈转为本经立义，在风格上 向深广宏富，醇厚典重方面发展。乐府的强化，使大量民歌被采集、记录下来， 宫廷文人也竞相创作乐府诗。

第三时期：从元帝到东汉和帝，是两汉文学的中兴期。辞赋创作掀起第二次高潮，相继 涌现出扬雄、班固等著名的辞赋作家。班固的《汉书》在此期间问世，成为继《 史记》之后又一部重要的传记文学作品。由于经学的日益深入人心，文坛的模拟 风气日趋

严重。王充的《论衡》却以其“疾虚妄”的批判精神，和当时陈陈相因 的不良倾向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四时期：从安帝到灵帝是汉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也是汉代文学的转变期。张衡集中 体现了汉代文学的历史转变，从他开始，抒情短赋陆续出现，京都大赋也发展到 顶点。赵壹、蔡邕、祢衡等人的辞赋更加贴近现实，批判精神很强。五言古诗进 入成熟阶段，《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作家在诗文中对人 的生命、命运及价值的重新发现、思索和追求，诗文的日趋整饬华美，预示着一 个文学自觉时代的即将到来。

【思考与练习】

1、汉代文学如何分期？

2、汉赋的历史发展脉络如何？

【阅读书目】

1、《赋史》，马积高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先秦两汉文学史稿》（两汉卷），聂石樵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第二讲 秦及西汉散文

教学目标： 1、秦散文成就 2、汉初的政论文 教学重点和难点： 1、西汉散文的特点

2、战国策士遗风对秦汉政论文的影响 教学方法： 讲授

课时安排：2课时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第一课时

本节讲授秦代政论散文的文学成就。

一、《吕氏春秋》

（一）《吕氏春秋》的成书过程、体例与目的

吕不韦，战国末卫国濮阳人，后为秦富商。在赵国遇秦质子子楚（异人），为其入秦活动，使子楚回秦为王，是为庄襄王。吕不韦为相，封文信侯。秦始皇即为，尊不韦为仲父，主政。后被罢官，流放四川，自杀。《史记》卷八十五有传。

百度搜索“77cn”或“免费范文网”即可找到本站免费阅读全部范文。收藏本站方便下次阅读，免费范文网，提供经典小说综合文库秦汉文学教案(2)在线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