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关于遵义会议的重大贡献(4)

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马上去把灯点上”[24]，并不是此处轻描淡写的“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了”。第三，遵义会议上周旗帜鲜明地推举毛泽东，不仅仅与博古、李德的态度有区别。因此，引用这段话，来否定毛、周遵义会议前逐步达成一致，或者出于某种目的，矮化周恩来，是缺乏说服力的。第四，延安整风，旨在总结经验教训。周恩来在立三路线、王明路线时期，曾是中央领导班子中重要成员，自觉不自觉地支持过他们的工作，他们的错误他也有份。特别是抗战初，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周曾因共产国际的原因，一时态度不明朗。整风中，周更加低调，以示诚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黄少群同志总结说：“周恩来这段发言，实际上说明了他在遵义会议阶段对毛泽东主张的大力支持，也说明了他思想发展的成熟过程。而且还可看出周恩来的那种不掠美、不邀功，严于律己、虚怀若谷的伟大胸襟”[1]131，这样的评价应该说是公允的，实事求是的。

（四）关于遵义会议重大意义的理解。

关于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见诸于文献和较多的研究成果中，多强调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由此开始的伟大的历史转折。说遵义会议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毛周之间达成的默契，这样的概括不能说没有偏颇，但这样的概括视角是独特的，分析是别开生面、入木三分的。所谓默契，应该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相互协调而又心照不宣的。如果说周恩来与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之

前，存在着某些不协调，从长征的准备，到湘江战役后，逐步协调、达成一致，到遵义会议中心照不宣地相互支持，把逐步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主动与毛合作，还多少有一点自觉不自觉的朦胧意识的话，那么，遵义会议以后，这种朦胧意识就逐步为越来越清醒的自觉行动所代替，逐步真正的心照不宣了，合作真正的默契了。毛周关系高度默契长达40多年，直至他们相继逝世，“甚至在文革的重压下也没有破裂”[21]303，关于这一点，迪克·威尔逊有较深入的分析，他用一句话高度概括了毛周默契关系的重大意义：“这种引人注目的关系决定了人民中国的整个轮廓和进程。”[21]300所以遵义会议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毛周合作作为此后中共最高领导层领袖群体——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导关系。毛泽东为领袖，周恩来为主要助手，第一代领导集体这一主导关系，决定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和新中国基本轮廓。

---------------------------------------------------------------- 遵义会议前后的周恩来

——写在遵义会议召开75周年之际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全国人民爱戴的周恩来同志，在长征初期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否定

了李德、博古指挥红军与强敌硬拼、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指挥，使红军顺利进入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周恩来是党内委托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①

会后，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等一起指挥红军四渡赤水、二占遵义、南渡乌江、巧渡金沙江，把数十万强敌甩在了后面，打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长征途中，当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受到多数人反对时，周恩来利用他红军作战最高负责人的影响力、雄辩而睿智的说服力，让反对者改变了态度，使红军按正确的战略与敌人作战，继续进行长征。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画卷的浓墨重彩一笔——遵义会议前后，发挥了杰出领导作用，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为遵义会议顺利召开创造有利条件

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14日占领黎平县城，从长征开始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蒋介石调集大军围堵，红军面临非常危险的境地。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于18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讨论红军向何处进军的重大问题。会上，握有红军指挥大权的李德、博古坚持与强敌硬拼，执行红军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计划，将使红军陷入敌人重围，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毛泽东发言有理有

据地驳斥和批判了李德、博古的错误军事理论，提出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北部进军、甩开强敌的正确主张。会上争论很激烈，气氛紧张。周恩来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因势利导，为使红军摆脱险境，发言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确定新的战略：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在川黔边境地区。首次否定了长期以来的“左”倾路线，标志着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为遵义会议创造了条件。

1934年12月31日，红军到达贵州瓮安县猴场，李德、博古提出召开会议，企图从渡不渡乌江入手，否定黎平会议，重新控制军权。周恩来、毛泽东认为，只有通过政治局会议的形式，纠正军事上“左”倾路线的错误，节制李德、博古至高无上的权力，才能继续执行黎平会议决议。第二天，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猴场宋家湾召开。会议一开始，李德抢先发言，指责毛泽东是“山大王”。博古接着发言与李德相呼应，说黎平会议决议是个别人搞的，中了“毛泽东的圈套”。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严厉指责博古说：“往北走是按党的组织原则讨论通过的决定，你为什么这样说？”毛泽东感受到周恩来的坚决态度，从容自若，沉着冷静地对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作了透彻的分析和有力的批判，争取了大多数人的支持，让李德、博古的错误领导陷于孤立境地。就在会议还在进行时，朱德、周恩来签发了强渡乌江的命令，又一次避免了李德、博古将红军引入绝境的危险。会议通过了《关于

渡江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红军随之强渡乌江天险，攻占遵义，掀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遵义会议的历史性胜利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进占黔北重镇遵义城，将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红军得到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休整。1月15日至17日，对中国革命的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了。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博古、张闻天；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李德(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伍修权(翻译)。

会议开始，博古首先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极力为“左”倾错误辩解，过分强调客观原因。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诚恳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并第一个批评了李德、博古“左倾”冒险指挥和战略战术的严重错误。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着重分析和批判了犯有“左”倾错误的领导人在军事上的一系列错误。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并指出，如果按毛泽东的意见办，第五次反“围剿”可能取得胜利，中央苏区不会丢失。会议经过三天讨论，作出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会议还决定：一、毛泽东为中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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