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关于遵义会议的重大贡献

周恩来关于遵义会议的重大贡献

汪浩

摘要：遵义会议从酝酿、准备、召开到完成的全过程，每一个关键环节都贯穿着周恩来的关键性努力和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中的重要地位不容淡化。说遵义会议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毛周之间达成的默契，这样概括不无偏颇，但视角却是独特的，分析是入木三分的。

关键词：周恩来；长征；遵义会议；毛泽东；军事指挥；毛周关系

一、遵义会议中周恩来的关键性作用

综合近十多年来有关周恩来与遵义会议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出如下共识：“遵义会议从酝酿——准备——召开——完成的……全过程，每个关键环节都贯串着周恩来所作的努力和贡献。而这个过程，同时也是周恩来从思想上与毛泽东趋于一致到合作更好的过程。”[1]136关于这一点，另一位研究者金朝辉同志作过比较准确的评价：遵义会议前，周恩来同“左倾”错误路线决裂是遵义会议得以顺利召开的关键；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肯定与举荐是毛泽东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的关键；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对毛泽东正确意见的尊重与维护是毛泽东领袖地位确立

的关键[2]。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前后的关键性作用，可大致概括如下：

（一）周恩来为遵义会议的准备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湘江战役，红军损失过半。军中怨声四起，对“左”的军事领导，群起而攻之。博古、李德方寸已乱，一筹莫展，十分颓唐沮丧，博古甚至想引咎白戕[3]227。李、博再难负起军事指挥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惟“二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毅然挑起重担，承担了实际指挥的责任”[4]479。周恩来在实际担负这一重任的同时，开始思考如何解决红军领导权，主要是请毛泽东重新出山指挥红军的问题。周恩来的这种想法，“当时在党内军中的高级干部中是有相当代表性的”。朱德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与张国焘彻夜长谈时，就曾说过：“当时中央和一方面军都处境艰危，老毛有许多不同意见，也有正用得着的游击经验，因此遵义会议把他捧出来负责，内部的争论也就平息了。”[5]47-48

长征前夕，在当时中央高层领袖人物中，张闻天因博、洛分歧而逐渐与李德、博古疏远，而与毛泽东逐步密切起来。这与毛泽东在宁都会议后，对于临时中央的错误一方面等待、一方面做分化工作有关。长征一开始，毛泽东主动与张闻天、王稼祥一起随中央队行动，成为有名的“中央队三人团”。毛泽东的这种主动进攻和分化工作，当时是公开的秘密。美名记者索尔兹伯里称其为“担架上的‘阴谋’”[6]。李德后来在回忆录中也提到留守江西根据地的最高负责人项英也曾对此表示忧虑：“不能忽视毛为反对

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人，特别是军队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7]127。正如项英所料，湘江战役后，毛联合“很有影响的人”张闻天、王稼祥一起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要求开会讨论失败的原因，并终于取得“军队的领导干部”周恩来的支持，开会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并决定清算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失误。

周恩来当然洞悉毛泽东的意图，但在湘江战役前，周恩来尚未与“左”的路线做出决裂的决断，所以周一方面保持与毛的接触，一方面也不支持毛关于改变军事领导的动议。这就是毛泽东在回忆中所说的“每次政治局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我这一边，我一个，稼祥一个，洛甫一个。他们那一边，博古一个，李德一个，××（朱德），×××（周恩来）一个。老是这样，三对四，解决不了问题”[8]126。尼克松描述周恩来成熟稳健的政治斗争策略时说：“他会暂时不出头露面，等到联合陷入僵局，他的支持就成了关键。”[9]湘江战役后，周恩来认识到“眼下事关几万红军的生死存亡，无论如何也不能再任由他们一意孤行了”，从此改变了此前虽常与李德争论，但“看在他是共产国际顾问的面子上，往往最后不再坚持自己的主张，听由李德拿主意”的一贯态度，这就是周后来在延安整风中所说的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此后与李德也逐渐疏远了的实质内容。

湘江战役的惨败，促使周恩来与“左”的军事路线决裂，最高“三人团”瓦解。当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周恩来“别无选择了”，于是他“作出了大概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5]50。这一决定是从通道会议前夕开始的。贺子珍回忆说：“毛泽东在长征路上给中央提出的很多建议，都是同周恩来谈的。他建议中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把红军队伍拉到贵州，也是先得到周恩来的同意，并通过周恩来去实行的。”[10]194的确，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周不顾李德的责难，坚持召开通道会议，讨论毛的意见。这使毛泽东自宁都会议以来第一次在重大军事问题上拥有发言权。会议通过激烈争论，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进贵州。这就是“通道改向”。刘伯承后来回忆说：“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11]“而如果没有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坚决支持，就不可能有通道会议的召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也不可能被采纳”[2]。

周恩来主持的黎平会议做出了比通道会议更为重大的关键性决定：再次否定博古、李德折入黔东的意见，支持毛泽东西渡乌江，突入川黔边的主张，并正式否定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创建新苏区的原计划。这就是“黎平转兵”。黎平转兵标志着红军开始从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黎平会议同时还决定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清算“左”的军事路线的错误，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接着，1935年1月1日

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猴场会议，采取组织措施排除李德对中央重大军事指挥的干扰，为遵义会议的召开进一步创造了条件。周恩来后来回忆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12]66周恩来在红军与中国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主持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尤其是黎平会议，做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这一决定对中国现代史的影响至深至巨”[5]50-51，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聂荣臻指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3]237，“而在这个关键会议上起关键作用的，正是周恩来”。“这个评论是适当的”[1]133。

（二）周恩来是遵义会议最关键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在前文所引毛泽东回忆遵义会议的那段谈话中，毛泽东还说：“每天政治局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后来形势更糟了，他们那一套实在混不下去了。我就提出……可以扩大一下，扩大到军团一级……他们也同意了，这个会就是遵义会议。”[8]126这里的“他们也同意了”，主要是周恩来同意了。正如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不久同夫人贺子珍说的那样，“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10]195。这是因为周恩来不仅是政治局常委，在党内位居博古之后，与洛甫相当。但周恩来还是最高“三人团”成员，而且湘江战役后，实际上担负了红军行动的指挥责任。事实上也是周恩来为遵义会议做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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