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最出名的20篇经典经济学论文(2)

《不确定性与医疗保健经济学》（1963）? 肯尼斯·阿罗著?

本文用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方法和语言，建立了医疗保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被视为卫生经济学的开山之作。阿罗认为医疗保健市场有显著的不确定性、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特征，由此产生了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委托－代理等问题，医疗保健市场是不完全竞争市场，存在市场失灵。他依据福利经济学第一与第二最优原理，分析了医疗市场失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风险承担的不可销售性与信息的无法完全市场化导致了医疗保健市场偏离完全竞争状态。在确定性条件下，偏离表现在产品的不可销售性、供给规模递增、市场进入受限与产品差别定价等四方面；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偏离表现在针对所有可能风险的保险市场的缺失与医疗效果的不确定性两方面。医疗保健市场失灵会产生低效率。对此，阿罗指出，医疗保健市场最优状态没有实现时，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会认识到其与最优状态之间的偏离，非市场补偿性制度就会出现，促进医疗市场向最优转化，旨在纠正由市场失灵产生的低效率。医疗保健市场不同于完全竞争市场的特殊结构特征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纠正其对完全竞争状态的偏离。如财政补贴、慈善行为等非竞争性行为就可用这种补偿性制度解释，医疗保障问题本质上就是这种适应性的表现。这些市场适应行为有时反而阻碍了竞争，无助于效率提高。阿罗在近半个世纪前关于不确定性与医疗保健福利经济学的开创性研究，对全球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所探讨的许多问题今天仍然是卫生经济学的核心内容。?

《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国家债

务》（1965）? 彼得·戴蒙德著?

本文在萨缪尔森代际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世代交叠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s, OLG)，考察了经济长期均衡特征与政府债务问题。虽然戴蒙德是因劳动力市场领域的研究成就而被授予201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使他声名鹊起，奠定其在宏观经济学、公共财政问题研究中学术地位的却是世代交叠模型。该模型构建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建立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分析框架，是继拉姆塞－卡斯－库普曼模型之后，具有微观基础的第二个宏观经济学动态模型。两者的核心差异是前者存在着人口的新老交替，不存在数量固定的永久生存家庭。模型沿袭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本假定，认为生命分年青与老年两期。在第一期内，企业租用老年人拥有的资本、雇用年轻人的劳动作为生产要素生产产品。老人消费其储蓄与利息，然后退出模型；每个年轻人提供1单位劳动，收入在本期的消费与储蓄之间分配。储蓄则带入下一期成为第二期资本。通过向模型引入资本品，比较中央计划经济与竞争经济的长期均衡，发现即使不存在传统意义上市场失灵来源，在竞争经济中，世代交叠模型中均衡资本存量可能会大于黄金率水平的资本存量，即时均衡可能是帕累托无效的，即动态无效率。通过引入国家债务，分析内外债务对个体消费决策的影响时发现，在没有外债、竞争均衡处于帕累托无效率时，国家债券发行会改善社会福利，但如果竞争均衡已处于帕累托最优时，债券发行会使利率上升，而降低福利。这作为结论解决了长期以来关于政府发行债券代际转移公共支出负担可行性的争论，导致李嘉图等价性失败，触发众多关于李嘉图等价性真实程度的探寻。?

《货币政策的作用》(1968)?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

本文是弗里德曼在1967年美国经济学联合会上发表的会长讲演，和费尔普斯(E.S. Phelps)的相关论文一起构成了“长期垂直菲利普曲线”的来源。弗里德曼认为战后财政政策的失败与低利率引发的灾难性通胀，是政府采取干预经济的错误政策的结果；强调大萧条是货币政策悲剧性证明，而不是凯恩斯等人认为的是货币政策无效的证据。在反对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的同时，他强调正确的货币政策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他首先简要分析了货币政策的两个局限性：一是钉住利率，他认为最好以货币量增长率而不能以利率作为“紧缩”或“宽松”的货币政策目标；二是把就业作为货币政策标准。他指出菲利普斯曲线存在忽视通胀预期影响的严重错误，并引入自然失业率与预期通货膨胀率概念，证明菲利普斯曲线只是一个短期概念，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替代只存在来自没有预期到的通货膨胀的暂时性替代，在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通过扩张性政策增加就业的做法只会因增加货币供应量引起通胀。其次，他重点指出正确货币政策的三大作用。一是它能够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主要根源；二为经济提供稳定的环境；三有助于抵消经济中其他来源的干扰；最后，提出了“单一规划”的货币政策，即公开采取一种稳定货币政策，使货币供应量保持稳定增长率。

《移民、失业与发展：两部门分析》（1970）? J.R.哈里斯与M.P.托达罗著?

建立在充分就业均衡基础之上的传统理论，无法合理解释许多欠

发达国家在农业边际生产率为正、城市失业率较高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却持续甚至加速向城市转移的现象。哈里斯与托达罗认为城市最低工资限制了工资调节机制的发挥，造成工业部门期望工资大于农业部门工资，诱使劳动力持续单向流入城市，不能实现迁入城市的劳动力充分就业，以此为基础，他们建立了存在失业的两部门模型规范分析阐释上述现象。模型中，经济被分为农业与工业两部门，假设农业不存在剩余劳动力，以保证劳动生产率为正，制度决定城市最低工资，工业部门期望工资为城市最低工资与就业概率的乘积。假如开始时，较高的最低工资或是较高的就业概率，使工业期望工资大于农业，农业劳动力将向城市转移，会引起城市失业率增加，就业概率下降，进而期望收入减少，与此同时，农业劳动力减少，引起农产品价格上升，从而导致农业工资增长。均衡时，边际劳动力选择向城市转移与否无差异，城市期望工资等于农业部门边际产品价值，工农业期望收入差异消失。因此，哈里斯与托达罗指出，最低工资的存在，使均衡就业人数与产出均低于充分就业水平，城市存在失业，均衡处于非最优状态。政府通过工资补贴与限制劳动力转移均可改善社会福利，但单独任何一种政策都不能使经济达到最优竞争均衡，而二者的结合才是最优政策，并建议欠发达国家应加快发展农业，发展城市工业只能使城市失业加剧。?

《最优税制与公共产品》（1971）? P.A.戴蒙德与J.A.米尔利斯著?

本文分为“生产效率”、“税收规则”两部分连载于《美国经济评论》61卷第1、3期。文章通过建立数理经济模型，全面探讨了次优条件下的

最优税收问题，奠定了最优税制的理论基础。研究结果主要包括给定最优税收条件下的生产效率存在性以及最优税收结构两方面内容。与帕累托最优状态和生产效率相一致的一般认识相左，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即使经济没有充分达到帕累托最优，生产效率也是最适宜的；在最优状态下，征收商品税使边际替代率与边际转换率不再相等，损失效率；总量税使收入再分配偏离最优状态，缺乏公平。政府通过设计最优税制，在增进公平与生产效率损失之间权衡，能实现社会最优收入再分配，增进社会福利。文章在第一部分，首先考虑一个消费者、两部门的交易经济，通过数理经济分析，证明最优生产效率点存在，且在生产可能性曲线边界上，并推导出最优税收结构的一阶条件。其次，将这种特殊分析拓展到更具一般意义上众多消费者的两部门经济，阐明并用一般均衡理论论证了最优生产的存在及其有效性。最后，文章将最优生产效率理论拓展至三部门经济，并简要论述了存在消费外部性、不完全竞争资本市场与外贸等情形下的应用。在第二部分，探讨了如何设计最优税制，利用税收工具实现分配公平与社会效率的均衡，增进社会福利。同时，戴蒙德与米尔利斯扩展了拉姆塞、萨缪尔森关于单个消费者经济中的最优税收结构条件，指出如果不存在总量税，政府可以通过对不同商品征税或补贴，实现收入再分配。他们的这一开创性探讨具有重要意义，明晰了税制设计对增进社会福利的作用，从而引发了大量关于税制设计以及最小化税收负担的研究。?

《生产、信息成本与经济组织》（1972） A.A.阿尔钦与H.德姆塞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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