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业务名词解释 - 图文(2)

[3]所指和指称之间的关系也是任意的。认为语言能创咱所指，实际就是在指称和所指默认已经约定俗成一致的前提下，认为能指可以结合任意的所指，也就是可以给能指赋予任意的所指。 [4]能指和所指必定是一一对应的。

以上三点其实就是在第一系统，也就是“第一级的语言系统”中。这个系统实际上考察的都是最基本的语词。 这个时候巴尔特将“一束玫瑰花”引入视野，并将其作为一个符号，能指即是实体的玫瑰花，所指为激情，两者之间产生的联系构成了符号“玫瑰花”。作为符号的玫瑰花是充实的，因为是富含意义的，因而不同于实体的玫瑰花，因为能指本身是空洞无物的。但是从另外的角度看，能指的玫瑰花并不是空同无物的，我们可以把玫瑰花的声响形象，也就是把“meiguihua”这个声音作为能指，把“玫瑰花”这个唤起图像的概念作为所指，而所指最终指向活生生的鲜花实体。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两种看法呢？实际上，前一种思考和结论已经脱离了第一系统，进入了第二系统。在第二系统中，第一系统中的符号仅仅作为了它的能指，在没有所指的前提下便是空洞无物的。 而在第二系统中，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应该发生一定的变化。 [1]能指和所指都是人创造的。

[2]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或许是任意的，也有可能是图像（肖像）的。皮尔士对符号的划分，所谓“表演的三合一”中的象征符号中能指和所指是任意的，但是图像符号之间体现了某种酷似性，也是不是任意的。比如对于树这个所指的能指图画就不能是大江大河的图画，也就是存在某种必然性。

[3]所指和指称之间关系也是充满多种可能性的，但依然默认两者是约定俗成的一致。

[4]有能指并不一定对应有所指，一个能指能对应多个所指。再回过头来看对于能指和所指的定义，实际都是在第二系统中展开的。“能指”的物质形式决定了可以成为符号的多样性，比如声音，图像，实物，而“所指”的心理概念则决定了有些可能成为符号的东西因此而不能被称为符号，比如鹦鹉学舌，梦呓。能指和所指之间一旦发生关系，构成一个符号，就成为不舍不弃的一张纸的两面。而在第一系统中，实际上能指都是指声音，而能指就是概念。比如“红”这个词，从第一系统分析，就是那样。但是“红”作为一个可见的颜色，也就是一个符号来在第二系统中分析，那就可以读出很多的东西来：激情，血腥，浪漫等等。

因此，文本之所以可以从多角度解读的客观前提，是因为在脱离第一级的语言系统之后，能指和所指之间关系变得扑朔迷离和不确定，所以使得解读成为必要。 但是，同样显然的是，我们的世界是不可能停留在第一系统上的。所以巴尔特的“神话”显得那么必要和恰到好处：“社会构造

出来以维持和证实自身存在的各种意象和信仰的复杂系统。”人类社会正是利用这种复杂和多样性来展开和维持的。 价值意义

索绪尔的所指/能指图式表现了一种二元论思想，从其最初提出这一对概念时的意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他声称，用这一对术语的好处在于：既能表明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又能表明它们与它们所属整体间的对立。这些都是典型的二元对立。一旦索氏把能指归结于感觉，我们就可以说，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感觉与观念

之间的关系。而感觉与观念，这是哲学史上千百年来一直被讨论着的二元论话题。不同时代的哲学家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表述，如柏拉图把它归结为感觉与理念问题，到了中世纪，那就是“可感知的”与“可理解的”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在近代，则主要表现为感性与理性问题。感觉与观念的二元论总是与观念至上论联系在一起。自从苏格拉底提出概念以来，观念至上论一直是哲学史上的一个主调。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观念至上论认为，在认识活动中，占主导地位的不是感觉，而是观念。如近代经验论就认为，感觉经验只是认识的材料，只有当感性认识提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你才能认识到事物的本质。索绪尔也是一个观念至上主义者。虽然他认为思想与语言不可分，语言出现之前思想只能是混沌一片，然而，对他来说，语言总是表达思想的，声音总是模写观念的，言之，思想或观念总是至上的。

所指与能指的对立，一语言符号与另一语言符号的对立等等，这些都是索绪尔通过对语言做共时研究得到的结果，而非孤立考察语言实体的结果。单纯地把语言符号仅仅理解为一种孤立的实体，并不符合索氏思想的本意。所谓共时研究，就是把语言视为一个系统，研究构成系统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共时研究同时也是静态研究，因为它专注于静态的语言结构。语言的结构研究表明，一语言要素即语言符号的价值来自于其与另一语言要素的对立；它们按差异原则排列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语言系统。这本来是一种语言学研究模式，经过俄国形式主义，捷克结构主义，到了后来的法国结构主义，逐渐演进为一种罗兰·巴尔特称为的结构主义运动。结构主义延续了索氏结构语言学的二元对立模式，罗兰· 巴尔特的符号学参照了这一模式，列维一斯特劳斯对神话和亲属关系的分析则是将二元对立模式推广运用的典型。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能指和所指的概念对现代语言学和现代文艺批评有着深远影响。不但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成熟的“语言二元论”以它为理论基础，更产生了现代西方文论中以语言、结构、文本为圆心的形式批评。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与叙事学、符号学、

解构主义乃至读者--反应批评等等一系列在现代文论发展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学说，无不留下了能指与所指的理论痕迹。

索绪尔,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1857-1913）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者，也是结构主义的开创者之一。他被后人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结构主义的鼻祖。《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索绪尔的代表性著作，集中体现了他的基本语言学思想，对二十世纪的现代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由于其研究视角和方法论所具有的一般性和深刻性，书中的思想成为二十世纪重要的哲学流派结构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

符号学广义上是研究符号传意的人文科学，当中涵盖所有涉文字符、讯号符、密码、古文明记号、手语的科学。但由于含盖的范围过于广阔，在西方世界的人文科学中并未得到重视，直至结构主义在二十世纪下半期兴起，以《Tel Quel》杂志为号召的哲学家，为了反对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主义，则大量引用俄罗斯在共产革命前的一系列，有关符号在文化上的再现过程的研究，故此，正式出现当今所指的符号学，要算到一九六零年代。

现代符号学另一个强大的源头是上世纪初瑞士语言学泰斗索绪尔的教学讲稿——《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将符号分成意符（Signifier）和意指（Signified）两个互不从属的部份之后，真正确立了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影响了后来李维史陀和罗兰·巴特等法国结构主义的学者，被誉为现代符号学之父。以文化为研究范围是现代符号学的特质，当中包括了民间故事分析 Folklore Analysis 、人类

学 Anthropology 、叙事学 Narratology 、言说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 、神话符号学 Semiotics of Myth 、艺术符号学 Semiotics of Art 。另外，较为近代的应用有电影符号学（Semiotics of Cinema）、建筑符号学（Semiotics of Architecture），符号学的研究应分为以下几期：

瑞士索绪尔符号学（1906年）：单一符号（sign）分成能指（Signifier）和

所指（Signified）两部分。能指是符号的语音形象；所指是符号的意义概念部份，由两部份组成的一个整体，称为符号。 能指和所指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任意性（arbitrariness），没有必然关连，例如英文中的“tree”的发声及串字组合，因约定俗成的习惯被指涉为“一种以木质枝杆为主体的叶本植物”的概念。

俄国符号学（1917年之前)：米哈伊尔·巴赫金 俄国形式主义 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1960年）：李维史陀、罗兰·巴特

美国符号学：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

意大利符号学：安伯托·艾柯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法国哲学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他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尤其在法语国家中）、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尤其医学史）、批评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有很大的影响。他被认为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但也有人认为他的早期作品，尤其是《词与物》还是结构主义的。他本人对这个分类并不欣赏，他认为自己是继承了现代主义的传统。他认为后现代主义这个词本身就非常的含糊。

福柯的主要工作总是围绕几个共同的组成部分和题目，他最主要的题目是权力和它与知识的关系（知识的社会学），以及这个关系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的表现。他将历史分化为一系列“认识”，福柯将这个认识定义为一个文化内一定形式的权力分布。 对福柯来说，权力不只是物质上的或军事上的威力，当然它们是权力的一个元素。对福柯来说，权力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可以掌握的位置，而是一种贯穿整个社会的“能量流”。福柯说，能够表现出来有知识是权力的一种来源，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有权威地说出别人是什么样的和他们为什么是这样的。福柯不将权力看做一种形式，而将它看做使用社会机构来表现一种真理而来将自己的目的施加于社会的不同的方式。

比如福柯在研究监狱的历史的时候他不只看看守的物理权力是怎样的，他还研究他们是怎样从社会上得到这个权利的——监狱是怎样设计的，来使囚犯认识到他们到底是谁，来让他们铭记住一定的行动规范。他还研究了“罪犯”的发展，研究了罪犯的定义的变化，由此推导出权力的变换。

对福柯来说，“真理”（其实是在某一历史环境中被当作真理的事物）是运用权力的结果，而人只不过是使用权力的工具。

福柯认为，依靠一个真理系统建立的权力可以通过讨论、知识、历史等来被质疑，通过强调身体，贬低思考，或通过艺术创造也可以对这样的权力挑战。

福柯的书往往写得非常紧凑，充满了历史典故，尤其是小故事，来加强他的理论的论证。福柯的批评者说他往往在引用历史典故时不够小心，他常常错误地引用一个典故或甚至自己创造典故。

《古典时期疯狂史》

《古典时期疯狂史》（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age classique - Folie et d?raison）于1961年出版，它是福柯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他在瑞典教法语时写的。它讨论了历史上疯狂这个概念是如何发展的。

福柯的分析始于中世纪，他描写了当时人们如何将麻风病人关起来。从这里开始他探讨了15世纪愚人船的思想和17世纪法国对监禁的突然兴趣。然后他探讨了疯狂是如何被看做一种女人引起的病的，当时有人认为女人的子宫在她们的身体周围环绕可以引起疯

狂。后来疯狂被看做是灵魂的疾病。最后，随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疯狂被看做是一种精神病。

福柯还用了许多时间来探讨人们是怎样对待疯子的，从将疯子接受为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到将他们看做必须关闭起来的人。他也研究了人们是怎样试图治疗疯狂，尤其他探讨了菲利普·皮内尔和塞缪尔·图克的例子。他断定这些人使用的方法是残暴和残酷的。图克比如对疯子进行惩罚，一直到他们学会了来模仿普通人的作为，实际上他是用恐吓的方式来让他们的行为像普通人。与此类似的，皮内尔使用厌恶疗法，包括使用冷水浴和紧身服。在福柯看来，这种疗法是使用重复的暴行直到病人将审判和惩罚的形式内化了。 《古典时期疯狂史》表达了普遍意识型态倾向，描述社会观念如何影响道德标准与人类社会行为有深刻既揭示。

福柯为法国六十年代的学者，著作此书的目的在于抨击社会机构透过医疗化社会

（medicalized society）将人分为“正常”与“非正常”。此书一开始即援引帕斯卡的一句话：“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表达对社会规训的不满。

《临床医学的诞生》

《临床医学的诞生》（Naissance de la clinique: une arch?ologie du regard m?dical）是福柯的第二部重要的书，1963年出版。它延续了《疯癫与文明》的讨论，概括了医学，尤其是临床医学和医院的发展。

《词与物》

《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出版于1966年，它主要的论点在于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套异于前期的知识形构规则（福柯称之为认识型（?pist?ma）），而现代知识型的特征则是以“人”做为研究的中心。既然“人”的概念并非先验的存在，而是晚近知识型形塑的结果，那么它也就会被抹去，如同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这本书的问世使福柯成为一位知名的法国知识分子，但也因为“人之死”的结论而饱受批评。让·保罗·萨特就曾基于此点批判此书为小资产阶级的最后壁垒。

《知识考古学》

《知识考古学》（L'Arch?ologie du Savoir）出版于1969年，这是福柯对方法论的讨论，他写了这部书来回答别人对《词与物》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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