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才风采-武清图书馆(2)

军令如山，牟作云火速调兵遣将，选拔好篮球队人马，自己夜以继日地投人了训练。 7月23日深夜，牟作云在荣高棠带领下进了中南海西花厅，这是他第一次当面聆听周恩来指示。周恩来说：“关于你们担心台湾派代表团参加奥运会的问题。据我看，现在他们尚未到达，也就不一定去了。即使想去，你们走北路也会比他们先到。总之最重要的不在于是否能取得奖牌，在奥运会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

中国体育代表团乘坐的三架伊尔一14型小飞机，7月24日凌晨5点起飞，到达赫尔辛基已是 29日上午11时。

中午，在奥运村为中国代表团举行升旗仪式。在这远离祖国的异国他乡看升国旗、听奏国歌，对牟作云来说，更有一种感染力，他不禁热泪盈眶，感到灵魂接受了一次洗礼…

来自全世界的记者把镜头对准五星红旗，对准这庄严的仪式，对准致欢迎词的组委会副主席马托拉将军，对准中国体育代表团40人的队伍……在此时，牟作云才进一步理解了周恩来的政治眼光。

果然，台湾当局得知中国体育代表团已进村，取消了参加此届奥运会的计划。 遗憾的是代表团到达的时间太晚，错过了足球、篮球的预赛，只有吴传玉第二天可以赶上仰泳预赛。预赛游出了1分12秒3的成绩。虽然没取得决赛权，但在奥运会上留下了新中国运动员的第一个纪录。

看到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苏联取得了与世界体育大国——美国平分秋色的好成绩，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敬羡之余都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新中国的体育怎样迎头赶上去？！

40年后，北京奥申委代表团200多人乘专机飞往摩纳哥的蒙特卡洛。国际奥委会第 101次全会将在这里召开，会上将投票选定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

此时已80岁高龄的牟作云作为奥申委代表团中的一位成员，也随团乘专机飞上万里云空。望着窗外湛蓝的天、雪白的云，听着代表团里李宁、邓亚萍、李小双、伏明霞这些年轻运动员的欢声笑语，饱经沧桑的牟作云思绪万千、心潮难平！要一鼓作气地申办2000年奥运会了，是不是在做梦？

这的确是个梦，这个梦中国人做了近一个世纪。1932年，第10届奥运会上，终于有了中国人的身影，只有一名运动员和一名教练员。1936年第11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虽然全军覆没，但留下了牟作云这些立志洗刷“东亚病夫”耻辱的火种。1952年中国终于争取到了参加奥运会的权利，后来一些敌视新中国的反华势力，在国际奥委会里制造“两个中国”，干涉中国内政，为此，中国不得不于1958年宣布退出国际奥委会和8个国际体育组织……

1979年，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敞开后，国际奥委会在主席基拉宁和副主席萨马兰奇先生的主持下，通过了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权利的决议。

中国又回到了奥林匹克大家庭 !1980年国际奥委会要求中国提出三名国际奥委会委员候选人时，中国奥委会和国家体委讨论通过的三名候选人中排在第二名的就是牟作云。

牟作云所以能获此殊荣，是与他对新中国体育的卓越贡献分不开的。

解放初期，他带的中央体训班培养出了大量人才，第一个在重大国际比赛中获得金牌的游泳选手吴传玉、打破最轻量级世界挺举纪录的陈镜开和打破世界女子跳高纪录的郑凤荣都是这个班的学员。

1956年任国家体委球类司副司长的牟作云，为振兴祖国篮球事业呕心沥血。在他的主持下，球类司制订了国家篮球竞赛等级制度、教练员等级制度、裁判员等级制度。他还投人大力气抓全国甲乙级教练员培训工作。每个甲乙队的年度训练计划，他都亲自过目，检查该队训练大方向对不对。他还提出教练员升级时必须写一篇对篮球训练的体会与设想，作为评选等级的根据。与此同时，牟作云还把统计学运用到训练比赛中，如全国甲级联赛，抢篮板球抢多少次？投篮命中率多少？罚球命中率多少！……既有统计又有分析，注重训练科学化。

事实证明，这一套科学可行的规章制度、训练方法对中国篮球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篮球队逐渐超越了亚洲霸主日本队和菲律宾队，而且还曾战胜欧洲强队。

牟作云曾率领中国篮球队出访过40多个国家，不仅锻炼了球队，也与许多国家建立了友谊。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我国与菲律宾尚未建交时；曾经获亚洲篮球冠军的菲律宾队来华比赛，结果输给了中国队。随后牟作云又率团回访，马科斯总统在总统体育馆里邀请牟作云与他打壁球，通过广播实况，在菲律宾引起广泛良好的影响。

翌年，牟作云率篮球队访问日本时，曾得到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接见。1978年，牟作云率队访问了美国的5个城市，在华盛顿两场比赛都赢了对手，在纽约也打得不分上下，引起强烈反响。美国官方给予球队很高的礼遇：卡特总统的母亲热情亲切地接见了球队；美中文化交流协会将一支刻有“体育大使”’字样的笔赠送给牟作云，称他们是继乒乓外交后又一个开展两国人民友好活动的使者。

牟作云退休了，国际篮联授予他终身荣誉委员（世界只有6人获此殊荣），亚篮联授予他终身荣誉主席。

在蒙特卡洛举行的中国申奥新闻发布会上，身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何振梁特向各国记者介绍了牟作云：“这次来的还有我们老一代体育工作者牟作云先生，他是我国篮球宿将，曾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这时巨大的屏幕上出现了牟作云的镜头。

投票结果是出乎意料的。当听萨马兰奇主席说出了“悉尼”时，牟作云惊愕万分，不禁难过地流下了眼泪。当时，牟作云甚至想到，也许他今生会留下一个巨大遗憾：不会见到在自己祖国举办奥运会！没想到7年后的2001年，中国申奥就取得了成功！

国学大师、布衣学者 张中行

张中行先生1909年出生于武清河北屯镇石薄庄村一个普通农家，1931年毕业于通县师范学校，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教于中学、大学，主编过佛学杂志。1951年2月起任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中学语文教材编写及教学研究工作，历时半个世纪之久，为我国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长期以来张老一直默默无闻。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年已七八十岁的张中行先生的大名和一系列作品，才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各大报纸和杂志上，并在当代文坛上独树一帜，声名鹊起。

张中行不同于一般的老人和文人。首先，他身上有光环，这种光环是由他的道德和文章交相辉映而成的；其次，他身上有阴影，这种阴影则是由杨沫那本小说《青春之歌》涂抹上的。张中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我就是带着仰慕和好奇这样两种心情购买了张老许多书。几年来，我既读张老的书，又对这位大师级人物进行了走访；认真读张老其人，使我不断加深了对于他的了解。

2006年2月24日，张老在解放军305医院安详地停止了呼吸，享年98岁。

他是一位国学大师

冰心老人生前有句名言：“人生从80岁开始”。张中行先生的人生，就是这样的人生。张老是在80岁左右的晚年才“暴得大名”的，人称“文坛老旋风”。

张老出名之后，前些年有人把他与季羡林、钱钟书、施哲存并列，称之为当今中国的四位“国学大师”。也有人把他与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并称为北大的“未名四老”。这虽然不是正式评选（老实说也难以评选）的结果，但张老的确是为众多人们所公认的国学大师。

季羡林在一篇文章中，称张中行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在谈到张中行的文章时，季先生还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常想，在现代作家中，人们读他们的文章，只需读上几段就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极为罕见。在我眼中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与张老密切交往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启功先生，称张老既是“哲人”，又是“痴人”，赞他“说现象不拘于一点，谈学理不妄自尊大”。

一身傲骨、满腹才华的吴祖光先生说：“我那点学问纯粹是蒙事，张中行先生那才是真学问。”

比较年轻而又具有传奇色彩的记者唐师曾（绰号“唐老鸭”）说：“没读张老的书，不知道他的学问有多大；读了张老的书，更不知道他的学问有多大。”

上述这些评论，绝非溢美之辞。张中行在读师范的时候，就开始接触新文学，博览群书，追求新知。在沙滩红楼的北大四年，他进一步开阔了知识视野，接受了科学、民主思想。他终生孜孜不倦，广泛涉猎，潜心研究国学、逻辑学、哲学，不仅思索老庄、孔孟、佛学，而且研究罗素、培根，这在当代文人中并不多见，其成就令众人仰视。过去说一个人学问大，

往往说 “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现在说一个人学问大，又往往说“博通古今，学贯中西”。把这些说法用在张老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肚子里有没有墨水是一回事，能不能通过文笔表达出来又是一回事。一个人如果只是堆积了很多知识，但却不能创造性地表达出来，那就无异于鲁迅笔下只会记忆的“两脚书架”。张中行不但学识渊博，而且文笔奇高。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的逐渐清明，已届耄耋之年的张中行亦如老树发新芽，开始了散文随笔的创作。这一写竟如大河开冻，滚滚而下，陆续流出了以《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顺生论》、《禅外说禅》等为代表的数百万文字。一时举国上下，书店书摊，到处摆放着张中行的著作，国人争读，影响巨大。有的地方还有专门阅读和讨论张中行书籍的自发性组织，名曰“张迷协会”，这不能不说是当今出版业和读书生活中的一大奇迹。

跨入新世纪以来，“国学热”开始蔓延，各种各样的“大师”也多如牛毛。但是，何谓国学？何谓大师？何谓国学大师？未必人人都能说得清楚，当然人们更讲不明白。

著名历史学家戴逸在一篇文章中谈到，称得上大师的人物，应具备四个条件：一、学术上博大精深；二、有创造性的思想贡献；三、桃李满天下，学术上薪火相传，有许多追随者、继承者；四、不仅学问高，道德也高。就张老的品德、学识、著作、影响而言，不管从哪个角度讲，我们都可以肯定地说，张中行的确是一位“国学大师”。

他首先是一位思想家

人一出名，各种各样的称谓也就随之而来。比如对于张中行，除称为国学大师外，还有称之为著名作家、著名学者的，也有称他为杂家的，此外还有什么文学家、散文家、教育家、哲学家、编辑家，等等。的确，对于张老这样的大师，确实很难用一个头衔，比如用一个什么“家”来加以概括的。有人这样问过张老：“总结一生，您认为给你戴一顶什么‘帽子'比较适合？比方文学家、教育家、哲学家，等等。”张老这样回答：“如果硬要戴一顶‘帽子'，我想可能是思想家。这一生中我自认为不糊涂。”张老的这个回答既令人意外，又发人深思。

思想之于人的确是最为重要的。2005年9月29日，总参谋部原兵种部政委田永清少将和《光明日报》的韩小蕙同志去305医院探望张老。小蕙请教了张老几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您觉得对于一个文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他想了想，拼足力气回答：“思想最重要！”并且在小蕙带的本子上郑重地写下了这5个字。

张老的这个回答，和古今中外许多大人物的看法是一致的。马克思说：“人是靠思想站立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拿破仑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思想，一种是利剑，而思想最终总是战胜利剑。”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有两句名言：“笑和让别人笑，思考和让别人思考。”美国阿诺德·施瓦辛格说：“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美国哈尼·鲁宾说：“注意你的思想，它们会变成你的言语；注意你的言语，它们会变成你的行动；注意你的行动，它们会变成你的习惯；注意你的习惯，它们会变成你的性格；注意你的性格，它们会决定你的命运。”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是思想，最令人敬佩的“富翁”是思想的富有者。一切大有作为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有思想、善思索。

张老是一个有“自己的思想”的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它的社会取向，强调个人服从整体、下面服从上面，从而淹没于整体、淹没于上面。很多有思想、有个性的人才，就这样被埋没甚至被扼杀了。倘若一个人思想平庸，没有独立见解，阻挡者很少；倘若一个人很出色，很有思想，则阻挡者很多。真正敢于亮出“自己的思想”的人，是无私无畏的人。在张老“自己的思想”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存疑”，就是不盲从、不轻信。这种“存疑”，这种“不信”，是建立在渊博的知识和独立思考的基础之上的。一个人没有知识，没有思想，就缺乏判断力，就可能过于轻信。

张老的“自己的思想”，有许多是围绕着“人应该怎样生活”这个主题的，因此显得很博大、很整体，也很深刻。他曾经这样回忆说：“主要是两点。其一，是大学毕业前后，忽然有了想明白人生是怎么回事、怎样活才好的相当强烈的求知欲。其二，‘欲’之后必随来 ‘求’，于是在治学方面就转了方向，改为钻研哲学，尤其是人生哲学。”有人称张老为哲学家，他主要研究的是人生哲学，其结晶就是历经数十年学习、研究最终写作而成的《顺生论》这部书。在张老的“自己的思想”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顺生”。概括地说，所谓“顺生”，第一顺其自然的生命规律，淡泊名利，不跟自己较劲；第二顺从内心的道德律令，不做违背良心的事，不与别人为难。这是他能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张老的“自己的思想”，贯穿于他的一系列著作中。他的一些著作，堪称经典之作，必能传之久远。好的文章不仅是词藻华美、抒情动人，更重要的是能表达思想。有些人的文章，长篇大论，水分很多，看起来说南道北，想起来没有东西。张老不是一般的作家，而是名副其实的大家，他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文采、情感、深思、哲理以及由此产生的无穷余韵，在别的作家那里并不多见。正因为如此，张老的作品对于广大读者有着一种独特而又强大的吸引力。张老是一位思想多于行动、思考多于言谈的人。这样的人一定会拿起笔来宣泄“自己的思想”，而使张老名扬四海的，正是他的许多饱含人生哲理的著作。

他是一位大度君子

在当代中国文坛，曾经流传过两男两女历史恩怨和感情纠葛的故事。

一个是说，关于“张恨水”之名，有传言说是张恨水曾经追求冰心，但始终得不到青睐，失恋失意之余，愤而借用《红楼梦》中贾宝玉说的“女人是水做的”话，引申而成“恨水”。实际上这是根本没有的事儿。他取“恨水”两字为笔名，是借用了“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南唐后主李煜《乌夜啼》句）之本意，为的是时刻勉励、提醒自己珍惜时间。事实上，张恨水的婚姻浪漫而美满，他的妻子小他近20岁，原是北平春明女中的学生，因为特别喜欢张恨水的长篇小说《啼笑因缘》而对他产生爱慕之心，后来两人结为秦晋之好。就冰心这方面而言，田政委的老战友、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主任的李一信同志，曾于上个世纪80年代当面向她询问过这个问题。冰心老人并没有因为李一信的唐突而面带愠色，她安详而诙谐地说：“那些小道传言都是没根的事儿，我那时早已跟吴文藻恋爱定婚，他恨哪门子水呀！”

另一个传言是，张中行与杨沫年轻时曾经相爱并且同居。这个倒是确有其事，并且由此演绎出了许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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