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
如果茅于轼将“以国为本”错误地理解成“以国家官僚为本”,则如此意义上的“以国为本”肯定同“以人为本”相冲突。茅于轼说:“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我国以文化革命为代表的阶级斗争。为了让无产阶级的政权永不变色,叫大家斗大家。全国人民都上当受骗。居然在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中畅通无阻,搞得几十万人自杀,几百万人妻离子散,还有几十万人搞武斗,动用机枪大炮,互相残杀。其理论依据就是“以国为本”。如果大家都明白“以人为本”,就绝不至于闹到如此荒谬的地步。现在文革已经过去,大家也不会自己斗自己。但是“以国为本”的思想并没有根除,它随时随地能够反扑,叫老百姓遭殃。”文化大革命即是“以林彪、四人帮为代表的国家官僚为本”,而不是正确意义上的“以国为本”,才酿成大祸。将“以国为本”错误地解释成“以国家官僚为本”,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渊源,如“朕即国家”,如国民党的“党国”理论。即便现在,也有一些腐败分子利用这一错误观念来维护既得利益。在“我想爱国,但国不爱我”的论调中,存在同样的错误,就是将“国”理解成“国家官僚”,而非“国家人民、土地、文化”。
茅于轼通过歪曲“以人为本”、“以国为本”这两个概念,从而人为制造“以人为本”与“以国为本”之间的对立,然后诱导读者在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选择错误意义上的“以人为本”(即以个人的生命、私利为本),放弃正确意义上的 “以国为本”(即以祖国的人民、土地、文化为本)。茅于轼说:“如果只是国家的尊严,与百姓的利益无关,我们要不要关心就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又说:“如果国家利益和百姓利益相矛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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