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2)

2.2.1制度与结构分析

制度概念对不同学科、不同学科内的不同学者具有不同的含义；制度是不仅被学者群体而且被大众群体广泛使用的几个概念之一。15但对制度的理解却是所有制度研究的逻辑起点。每一种的制度分析方法首先要回答的，也是最为根本的问题是，它怎样定义制度。16从现有文献来看，对制度的理解主要从制度的属和种差两个方面展开，并且不同观点相互交锋和融合。

制度的属主要关注制度是什么或属于什么范畴。制度是应用最广泛也最多义的概念之一，从习俗、惯例、传统、社会规范到博弈规则，甚至各种组织、机构、团体等都被中外学者纳入制度的范畴。青木昌彦在分析现在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发现存在三种典型的制度观。第一种制度观认为制度是博弈的参与人，即将制度等同于具有目标、内部规则和行动策略的组织机构，如“行业协会、技术协会、大学、法庭、政府机构、司法等等”17。康芒斯（1934）将组织（家庭、公司、工会、同业协会、国家等）称之为制度。科斯（1991）将企业指称为制度。社会学制度主义者如迪马吉奥等也将组织（社区学院、博物馆、医院、市政府等）作为制度来研究。组织之所以被当作制度，是因为每个组织都具有独特的基因即结构安排、规章、文化传统、行为惯例等内生性正式和非正式规则。并且这些内生性制度会对组织的目标、行动策略等产生重要影响，是组织个性化行为的基础。第二种制度观将制度视为行动舞台，并且分为狭义与广义的两种界定方式。狭义的界定方式主要把制度视为人类有目的设计的博弈规则，如North,DC、Ostrom,E、Sheplse等。诺斯认为，制度是社会的博弈规则，或更严格地说，是人类设计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制度定义和限制了个人的决策集合。18Ostrom认为，制度是行动者用来决定谁可以参与决策、信息如何组织、采取什么行动以及如何行动、个体行动如何集合为集体决策的规则。19广义的界定方式认为，制度不仅包括正式规则如法律、政策、法规等，而且包括非正

15

Svein Jentoft. Institutions in fisheries:what they are,what they do,and how they change[J]. Marine Policy ，2004（28）：137–149 16

彼得斯，B.G.著.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M].王向民，段红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29 17

Nelson，R.The Co-evolution of technology,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supporting institutions[J].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s,1994(3):47-63 18

引自青木昌彦著.比较制度分析[J].周黎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6 19

Kiser LL,Ostrom E.（1984）.The three worlds of action:a metatheoretical synthesis of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In:Ostrom E,editor. Strategies of political inquiry.Beverly Hills,CA:Sage;1984:179-222.

式的规范、价值、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实践模式、认知模式、世界观等，持这种界定方式的主要有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制度主义者等。马奇和奥尔森认为，制度不必是正式的结构，而最好被理解为一种规范、规则、协定和惯例的集合体，其中最重要的是惯例。20从目前制度研究的趋势来看，越多越多的研究者支持广义的界定方式，将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等正式规则和习俗、惯例、文化传统、认知模式、道德模板、价值观等非正式规则都视为制度，纳入制度研究的范围。如Soctt，R.W.认为，制度包括规制性、规范性与文化－认知性要素。21第三种是关于制度的博弈均衡观。这种观点最早的倡导者之一是肖特，其他代表人物有Greif（1994，1999）、Weingast（1997）、Young（1998）等。制度博弈均衡观的理论基础是进化博弈论和重复博弈论。进化博弈论认为，参与人的行为习惯可以自我形成，不需要第三方实施或人为设计；当惯例演化时，参与人在进化选择的压下，倾向于发展某些适应性更强的特征（如环境认知、偏好、技能等）；这样惯例和参与人的特征共同演化。22重复博弈论者如青木昌彦认为，可以将制度“概括为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即制度作为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其实质是对博弈均衡的概要表征（信息浓缩）。23制度的博弈均衡观认为，制度是行为规则，但这些规则内生于经济过程，作为博弈结果而产生的，而不是由政治或立法过程外生制定的。因此，本研究认为，制度是一种相对稳定的行为规则，既包括外生性的正式与非正式规则，也包括内生性的正式与非正式规则。

制度的种差主要关注制度与行为的关系。制度研究者一致认为，制度与行为会相互影响。在广泛意义上，制度理论对制度与行为如何相互影响做出了两种绝然不同的回答：算计路径和文化路径24或“结果性逻辑”（logic of consequentiality)和适当性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25。算计路径或结果性逻辑的主要观点是，制度是行动者的行动舞台；在这种行动舞台里，行动者根据利益偏好进行理性算计，并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选择行动策略；并且，为了实现某种特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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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J.G. and J.P. Olsen. 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M].New York:Free Press,1989:21-26 理查德·斯科特著.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第3版)[M].姚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56-57 22

青木昌彦著.比较制度分析[J].周黎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8 23

青木昌彦著.比较制度分析[J].周黎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11 24

彼得·豪尔，罗斯玛丽·泰勒.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流派.何俊志等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C].天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49 25

彼得斯，B.G.著.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M].王向民，段红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30

行动者会有目的地创设或改变制度。支持这种路径者主要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制度经济学家等，如Ostrom、诺斯、Knight等。文化路径或适当性逻辑的主要观点是，与提供利益相反，制度主要为行动者的行动提供合法性，行动者根据认知模式、道德模板、价值观等进行价值判断，并根据合法性最大化或合法化压力最小化原则选择行动策略。支持这种路径者主要是社会学制度主义者、文化人类学家等，如马奇和奥尔森、约翰·W·迈耶与布利安·罗恩、保罗·J·迪马吉奥与沃尔特·W·鲍威尔等。但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持整合视角的研究越来越多，特别是“历史制度主义者们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一种包容的态度——他们同时使用这两种途径来具体阐明制度与行为的相互关系”26。实际上，“算计”和“文化”路径在处理制度与行为的关系时，都观察到了制度对行为的影响是通过有关其他人会如何行动的结构性预期的影响来实现的。在算计路径看来，预期被说成是受到了如何才能成功对付其他行动者的这种工具性考虑的塑造；而在文化路径看来，预期被说成是受到了如何才能与其他行动者保持社会适应性的考虑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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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持整合视角,认为制度通过行动者的利益算计和/或合法性考虑来

影响其行为选择。

结合上述两方面的理论理解，本研究认为，制度是通过利益算计与合法性考虑来调整行动者行为的一种相对稳定的行为规则。作为行为规则，制度既包括外生性的正式与非正式规则，也包括内生性的正式与非正式规则。这种界定方式，试图避免制度研究中的决定主义，给组织机构的自主性留下一定的空间，即既关注外生性制度（作为行动舞台的规则）也关注内生性制度（行动者所继承的文化传统、内部结构与制度安排以及人口统计方面的属性等）对行动者行为的影响。 2.2.2行动者分析

人类行为假设是社会科学理论的基础。一切社会科学的理论化，暗含地或明确地，都建立在人类行为概念的基础之上。28行动者的行为假设是说明制度及其结构和解释制度变迁方向的前提。只有理解人类行为假设，“才有可能说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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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彼得·豪尔，罗斯玛丽·泰勒.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流派.何俊志等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C].天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50-51 27

参考彼得·豪尔，罗斯玛丽·泰勒.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流派.何俊志等编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C].天泽：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69 28

诺思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23

的实存与结构，也才能解释制度变迁的方向”29。行动者的行为分析具体包括二个方面，一是动机，二是对环境的辨识能力。

（1）行动者的动机

首先是利益最大化VS价值恰当。从古代到现在，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基本上都把人性分为对立的二元：人性本恶与人性本善、利己与利他、利益算计与价值恰当、经济人与社会人等。同样，在制度研究中也存在人性假设的二元观：利益算计与价值恰当。利益算计的人性观认为，个体是理性算计者，具有外生给定的偏好或效用结构；具有外生给定偏好的行动者面对外生制度约束，做出理性算计、通过展开理性行动来影响结果，以实现个人偏好或效用的最大化或经济理性，即行为遵从“结果逻辑”。持这种人性观的主要是理性选择理论家。而在价值适当的人性观看来，行动者不仅仅是理性算计者，而且还是深嵌于为社会或文化环境中的个体；作为社会或文化人，其行动的逻辑不仅仅是效用最大化或后果逻辑，而主要是价值合理性，即行动遵从价值适当逻辑。持这种人性观的主要是文化人类学家、社会学制度主义者等。但从目前来看，越来越的研究者放弃上述两种严格对立的人性观。如历史制度主义者并没有严格假设行动者是理性算计者或效用最大化者还是社会文化人，而是采用宽泛的假设。由于生活史、所处环境等存在差异，行动者可以是遵循结果逻辑的理性算计者或利益最大化者，也可以是遵循恰当逻辑的社会人或文化人；甚至在不同的时期或同一时期，行动者既可以是理性算计者也可以是价值合法性的追求者。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不仅有财富最大化行为，还有利他主义以及自我实施的行为，这些不同动机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实际选择的结果。30历史地看待和宽泛界定行动者，可以使制度研究更具包容性和适用性。

其次，机会主义VS自我约束。所谓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是指在非均衡市场上，人们追求收益内在、成本外化的逃避经济责任的行为。31机会主义是指信息的不完整的或受到歪曲的透露，尤其是旨在造成信息方面的误导、歪曲、掩盖、搅乱或混淆的蓄意行为。32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如Williomson、Ostrom等通常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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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思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24 诺思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27 31

卢现祥著.新制度经济学[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6 32

迈克尔·迪屈奇著：交易成本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34

这种假设。但有些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却认为，人类可以成为自我约束者，行动时严格遵守规则，通过公平交易来利己但没有损人。虽然亚当·斯密认为人类具有利己心，但并没有假设人类一定是机会主义者。因此，市场机制可以巧妙地利用人类的利己心，把人们增加自己利益的行动引导到增加社会福利的方向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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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生活中，人没有界限分明地划分为机会主义者或自我约束者，大多数人

实际上是两种动机或行为兼而有之。人类是机会主义者意味着制度是重要的；但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人类的有限理性等意味着即使人类都是自我约束者，也并不意味着制度不重要。

（2）行动者的环境辨识能力：完全理性VS有限理性

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前提或假定是人是完全理性，即行动者拥有完备知识和完备的计算和推理能力。在纵向方面，他可以预测未来；在横向方面，他通晓资源、交易伙伴和环境等情况。但目前理论界的共识是，人的行为“即使是有意识理性的，但这种理性是有限的”。人的有限理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人的计算和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二是环境是复杂的。复杂的环境跟有限的计算与认识能力导致人的行为只能努力追求和接近理性，但不可能达到完全理性。西蒙认为，“如果我们接受决策者的知识和计算能力是受到严重限制的看法，那么我们就必须将现实世界同行动者对它的看法与理解区分开来。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关于决策过程的理论。我们的理论不仅要包括理解过程，而且还必须包括形成行动者对决策问题的主观表述的过程，他或她的心力过程。”3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诺斯认为，建立在对现实的主观感知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是决定人类选择的重要因素。35因此，如果行动者是有限理性的，那么行动者的行为过程将受到行动者主观模型（价值观、意识形态、认知模式、道德模板）或框架效应的影响，并且行动者追求的是结果满意而不是最优。有限理性意味着，行动者的主观模型必须纳入人的行为假设模型，即制度分析与研究必须考虑行动者内生属性对其行为的影响；同时必须对利益最大化假设进行必要的修正，即考虑价值适当逻辑对行动者行为的影响。

3334

卢现祥著.新制度经济学[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7

转引自诺思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31 35

诺思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杭行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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