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文写作的技巧、规范、基本公式(8)

较真，问你：我在哪里说过这个话？你不就麻烦了吗？所以说，千万不能搞“伪注”。

最近，我遇到一个注，我们江苏的一位哥们，好大的一位哥们的一个注。这个注是怎样注的呢？“《纽约时报》某年某月某日”。这就完了，没有作者，没有版面，没有文章的题目，也没有译者。你看的是英文原文啊，还是中文啊？如果是中文，那就有译者，对吧? 如果你看的是英文原文，那么英文的作者、标题你得弄出来呀，对吧？没有文章的题目，就《纽约时报》某年某月某日，《纽约时报》几十版呢，你在哪一版上看到的呀？明显就是伪注嘛！装点门面！

“注”的内容，首先就是“见”。见某某某、某篇文章、多少页，某出版社、某本书多少页，一般就是“见”。现在这个“见”被省略了，你直接注作者的名字就可以了。

除了“见”，还有“参见”问题。这个“参见”我是反对的，尽量不要用“参见”。“参见”说不清楚，我有篇文章就是关于“参见”的，叫做《宁愿被“剽窃”，不愿被“参见”》，我在学术批评网上也发过。这个文章在博客上的题目叫《宁愿被“剽窃”，不愿被“参见”》，但是在学术批评网》上发表的时候，主持人毫不犹豫地把我的题目给改掉了。学术批评网的主编杨玉圣先生，他就直接改成疑问式标题——《是参见还是抄袭？》。他的理解是，你刘大生批评的这三种“参见”实际上就是抄

袭。这样的“参见”是不对的。

当然，也有对的“参见”，朱苏力的“参见”有时是对的，他在注释里面先说“见”，提供了一个资料，提供了美国有一个什么观点，说见某某人某某书，美国某某人某某书，表明美国现在正流行一种什么、什么说法，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还可以“参见”某某人某某书。这种“参见”是合理的，这种“参见”处于一个次要的地位。他把“见”和“参见”都给你，这是对的。还有一个“参见”，我发现也是对的，就是王庆五教授的一个“参见”，他说：“中国从改革初期”就“明确”了“市场化的基本思路”。这个，你是找不到直接证据的，当时的文件、当时的宪法都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改革开放初期就是这个路子，没有说要搞市场经济，但是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曾经说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改革开放初期的谈话，《邓小平文选》里是有的。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政策，作为改革过程的一个历史描述，应该找文件依据、找法律依据，但是实在找不到怎么办呢？找到领导人的讲话作为依据也是可以的，那就“参见”，这就是一个次要的依据，“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页”。这是王庆五教授在《江海学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用的一个“参见”，我认为这个“参见”是合理的。这个参见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很值得参考的间接证据，不要说我瞎说，我没有瞎说，虽然没有政策依据、法律依据，但是我王庆五也不是瞎说的，邓小平曾经是主要领导人啊，他的话可以作为一个重要证据，至少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间接证据啊。可见，合理的

“参见”一般是提供间接证据或次要证据的。

但是我发现有三个人很不规范地“参见”了刘大生的文章，我觉得这三个“参见”都是不合理的，至少对我刘大生很不尊重。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细说了，你们可以到网上看。一个是金太军的“参见”，一个是褚宸舸的“参见”，还有一个是管斌的“参见”。这个管斌好像是一个教授，褚宸舸好像是个副教授、在读博士，金太军是著名的博士生导师啦。

我反对“参见”，尽量不要“参见”。对于意录的文字，应当注为“详见”，现在广泛流行的“参见”是不对的。

除了“见”、“详见”，还有“转引自”。你没有找到原著，那你注“转引自”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要引用米寿江教授的一个宗教观点，但是我没找到他的书，另外一位学者的著作引用过米寿江教授关于宗教的观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转引自”。“转引自”要放在后半截，前半截还是正儿八经的“见”。比如说你引用米寿江，你首先要把米寿江这个名字打出来，“见米寿江什么什么的”，这里边的内容要把它弄清楚，后半截再“转引自”。

“转引自”一定要在万不得已的时候用。现在这个网络时代、信息时代，一般来讲你不要“转引自”，尽量找原文原著。一般学者的文章他都放

在网上，你在他的网站、他的博客上找他的原文，你直接引用，比“转引自”好。实在是网上找不到，图书馆找不到，这个时候你再“转引自”。明明能找到，你来个“转引自”，这个不合理，也不利于研究的深入。

明明该加“转引自”，你却不加“转引自”，好像你读过那本书，就更不对头了，这个注释就是抄袭，抄袭注释也是抄袭。抄袭来的注释也叫“伪注”，叫“连注释一起抄”。“连注释一起抄”会出错误。有的学者比较严谨，他的注释没错，你照着抄不会犯错误。有的人注释不严谨，有错误，这个时候你照着抄，就不行了。人家错了，你也错了，你的抄袭也就赖不掉了。你抄袭人家的错误，这是抄袭的重要证据，想赖也赖不掉。现在台湾的翻译家会在译著里面故意留几个小错误，为什么呢？防止别人抄，防止抄袭者抵赖。你说：“翻译的内容相同是英雄所见略同嘛！你能那么说，我就不能那样说吗？那本书你能那样翻译，我就不能那样翻译吗？”那行，你说你没抄我的，为什么错误也一样，几个小错误怎么就完全相同了呢？这就说明你是抄的。所以说，注释也不能抄！该转引的就要转引，该查原著的要查原著。

十多年前，科斯热、产权热的时候，大家都写产权的文章，引科斯的话，我们南京有位哥们也引过科斯的话，注释中说那句话在科斯某本书的50页上，他注得很清楚。我根据他的注释查阅原文，发现科斯没有说过那句话。为什么他会注错了呢？因为他从《经济研究》上抄来的，《经济研究》上注的就是50页，他也注50页。这个是不对

的，你要是实在找不到科斯的书，你就应当来个“转引自《经济研究》”，那就不是你的错误了，对吧？

当时，科斯的书能找到吗？能找到，不仅中文版的能找到，英文版的也能找到，只是没有网络，比现在麻烦一些罢了。我当年研究产权理论的时候，中文版的找到了，发现有一些病句，我就怀疑了，究竟是这本书的英文原文有病句呢？还是译者译出来的病句呢？我给北大同学打电话，请他帮我借一下科斯的那本书的英文版，北大的同学可能看不起江苏省委党校，可能觉得：我堂堂北大教授都看不懂科斯的英文，你这省委党校的刘大生怎么可能读懂科斯写的英文？他说：“没有，没有，没有，……”此后，我们学校的孙霞教授到中央党校学习，我就给孙霞教授打电话，我说：“孙老师，请您帮个忙，请您帮我到中央党校图书馆，借一下科斯那本书的英文版，帮我把《社会成本问题》那一篇文章复印出来。”孙霞教授帮了忙。看了英文原文以后，我才敢给科斯的代表作下结论：泡沫且有病句，所谓科斯定理不过是皇帝的新衣。所以，我非常感谢孙霞教授。

资料是好找的，现在有了网络就更好找了，好多资料不需要你跑到北京，更不需要跑到美国、法国就能找到。你为什么不去找呢？你不找外文版的也就罢了，你总要把中文版的找一下吧？起码也要来个“转引自”嘛，怎么能连注释一起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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