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名门家训(7)

“凶丧”、“安葬”、“祭祀”几个方面的礼节、标准，严格控制开支。他规定招待来客不许用“燕窝鱼翅之类”；客人如住数日，中午只以“二簋一汤”相待；他要求家人衣着朴素，婚嫁务求俭约，丧葬祭祀从简，不得“鼓乐张筵”，将省下的钱物去立私塾、济孤寡、助婚丧。这些主张，实在难能可贵。

古代家训在训诫家人勤俭的同时，还要求子弟学些手艺，习些技术，耕读并重，反对好逸恶劳、不劳而获的不良习气。如陆游要求儿子自己亲自去种植蔬菜，叮嘱他永远不要厌恶农耕，“时时语儿子，未用厌锄犁”（《剑南诗稿》）。霍韬《渭崖家训》中论述了子侄辈参加农耕的重要性，认为“幼事农业，则习恒敦实，不生邪心。幼事农业，力涉勤苦，能兴起善心，以免于罪戾，故子侄不可不力农作。”他还认为乡村学校的先生，都应考核学生从事农业生产的情况，凡耻于耕作者应给予体罚，如连犯三次，就不许他再读书。纪晓岚甚至颠倒了自古以来“士农工商”的排列顺序，向儿子灌输“农居四民之首，士为四民之末”（《纪晓岚家书》）的崭新观念，这在尊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等级观念极强的封建社会里的确是了不起的有识之见。 （五）端蒙养，重家教。

教子与治家同是传统家训的核心内容。由于子孙担负着延续家族、光宗耀祖的重任，因而历代家训都十分注意子孙的教育。在教育的时间上，他们强调“蒙以养正”，认为“端蒙养是家庭第一关系事”，（《孝友堂家训》）甚至主张胎教；在教育的宗旨上，他们提倡“爱子有道”，反对溺爱、宠爱，强调以进德修身，贵名节，重家声，清白做人为重；在教育的内容上，他们着重强调了这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励志勉学，要求子孙从小读书知礼，立志成为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才；二是自立自重，淡薄名利；三是谨慎处世，宽厚待人；四是慎重交友，“择善而处”，“近贤远佞”。 （六）夫义妇顺，糟糠不弃。 夫妇关系是“三纲”、“五常”所强调的重大伦常关系之一。在古代的宗法社会中，夫妻关系的调适是片面地遵照着“夫为妻纲”、“男主女从”的准则进行的，古代家训不可能不受到这些封建纲常礼教的影响，然而尽管如此，仍有不少的可取之处。譬如，姚舜牧的《药言》主张“一夫一妻是正理”，他特别强调婚姻的忠贞专一，告诫子弟“结发糟糠，万万不可乖弃”；“嫁女不论聘礼，娶妇不论奁赀”。袁采一再叮嘱家人不能在儿女幼小时就为他们议定婚姻，以免误了子女的终身。蒋伊极力反对婚嫁上的门当户对、嫌贫爱富的旧观念，主张“嫁娶不可慕眼前势利，择婿须观其品行”。特别可贵的是他还一反女子“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告诉家人“妇人三十岁以内，夫故者，令其母家择配改适，亲属不许阻挠。”（《蒋氏家训》）

（七）和待乡邻，讲究人道。

在家庭道德规范的阐述中，传统家训除了强调调整好父子、夫妇、兄弟姊妹等家庭成员之间的道德关系外，还告诫家人子弟努力处理好与乡亲邻里的关系，体恤孤寡，救难怜贫。这里尤其要介绍一下郑文融及郑氏子弟撰写的《郑氏规范》。这篇朴实无华的家训用了大量篇幅谆谆嘱告家人、子孙要“和待乡曲，宁我容人，毋使人容我”。家训还作了一系列具体规定，诸如：灾荒年月借给穷苦乡亲的粮食不得收息；开一爿药店为无钱请医生的穷人医治疾痛；炎夏季节在大道旁设一些茶水站，以济行路的“渴者”；捐资修桥补路，“以利行客”；族人中无子嗣者，应在生活上予以周济；设“义冢”一座，以供无地的乡邻死后安葬……

因为能立家训者基本上都是官宦之家或家道小康的殷实之户，故而大都有婢女仆隶，如何处理好主仆之间的关系，也就自然成为家训作者订立家庭道德准则时必须述及的内容。传统家训一方面要家人对仆人严加管束，另一方面也从自身利益考虑要求善待他们。司马光说：“凡女仆年满不愿留者，纵之。勤旧少过者，资而嫁之。”袁采嘱咐家人婢女大了要还其父母，仆隶无家可归者要养其老。郑板桥叮嘱弟弟将前代家奴的契约债卷烧掉……

上述家训中的家庭道德的主要内容，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积极的方面。由于传统家训形成和流传的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和占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道德的影响，加之这些家训多出自封建官吏及士大夫之手，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有封建主义纲常礼教及唯心主义的糟粕。比如，不少家训倡导男尊女卑、“烈女不更二夫”（王刘氏《女范捷录》）的道德准则，宣扬明哲保身、深自韬晦的处世之道，散布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任命由天的宿命论及封建迷信俗见，片面要求卑幼服从尊长的“愚孝”伦理等等。这些糟粕无疑是应该抛弃的。

二 为了使家庭伦理道德的灌输能够取得应有的效果，传统家训在家庭道德的教育方法、途径上也都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很有特色的见解，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家庭德教措施。

一是注重家风的熏陶。家风，又叫门风，是一个家庭在世代生息、繁衍过程中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生活作风、传统习惯、道德面貌。纯朴、正派的家风对于子弟、家人良好道德品行尤其是家庭道德观念的形成和巩固有着重要的影响。陆游在《示子孙》诗中教育子孙耕读并重时，谈到了家风对这一规范的作用。诗中写道：“为贫出仕退为农，二百年来世世同。富贵苟求终近祸，汝曹切勿坠家风。”上文提及的留有《郑氏规范》的浙江浦东郑氏家族，据史料记载，从北宋建炎（1127）初年开始就累世同居，同灶而食，人口最多时达三千，其中一支维持了十九世，跨越宋、元、明三代，凡三百余年。郑家以孝义名重浙东，被誉为“浙东第一家”，明建

文帝曾御书“孝义家”赐之。这个大家族之所以能“九世同居”，举家和睦相处，恪守封建家庭伦理，不能说不依赖于长期形成的纯朴家风。正是这种家风的熏陶，使家庭道德对家庭成员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制约作用。

二是注重规范、准则的可操作性，易使它们变为家庭成员的具体行动指南。由于家训是“教家立范”，供家人、子弟学习、执行的，因此传统家训对家人、子弟的教诫既有理论的说服，更有实际的操作指导。宋代及宋代以后的家训中尤其如此。如赵鼎的《家训笔录》共31项，其基本内容是讲严谨治家的，条款非常具体，象谈到家庭成员口粮的分配时规定“五岁以上，给三之一；十岁以上，给半；十五岁以上，全给。”还指出家长要持心公平，子女婚嫁资送要有统一的定数。这种具体的规定，减少了矛盾，保证了家人之间的和睦相处。袁采的《袁氏世范》分为“睦亲”、“处己”、“治家”三卷，每一卷的论述都极为详尽。如“睦亲”卷就认真分析了父子、兄弟、夫妻、子侄、妯娌不和的原因、弊害，详细叙述了正确调整家庭成员关系的途径、方法。 三是实行奖惩结合、情法并用。传统家训在论及治家教子时有不少都强调了这一方法。认为“立家之道”，应刚柔相济，恩威并施。《郑氏规范》规定从四十岁以上的家族成员中选出一名为人正派、可以服众的人作为“监视”，监视负责掌《劝惩簿》，记录每个家庭成员的是非功过。同时，制两块木牌，一块刻上“劝”字，用于记录好事；一块刻上“过”字，用于记录坏事。牌子挂在墙上，“三日方收，以示赏罚。”包拯立的家训中强调后世子孙若有贪脏枉法者死了以后也不能葬于祖先坟地。《庞氏家训》说“子孙有故违家训，会众拘至祠堂，告于祖宗，重加责治，谕其省改。”宋代以来的家训中几乎都列有惩罚、体罚的条规，不少还把家训与家规、家法、族规结合起来。如清代麻城（今湖北麻城市）鲍氏家族订立的《鲍氏户规》对违背家庭伦理的子弟乃至家长都要给以杖责或鞭笞。其中规定不养父母者杖一百；“妇女肆行无忌而乱骂人者及无故骂人者，笞四十”等等。由于宗法社会中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家规、族法不仅具有道德的劝喻性，而且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家庭道德的教育和实施能够取得更为显著的成效。

四是注重榜样的示范、激励作用。榜样人物的事迹典范，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能使人产生“见贤思齐，见不贤自内省”的道德情感，从而自觉地将自己的行为与榜样相对照，变成趋善避恶、择善而从的道德行为。传统家训的作者们都很注意这一点。早在被历代学者推为“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中，颜子推就在对子孙晓喻勖勉的理论阐述的同时，列举了许多正反两方面的事例，以加深他们对家庭道德准则的理解和实践。司马光的《家范》在全面论述封建家庭伦理关系、道德规范的过程中，不惜篇

幅节录了不少儒家经典中的治家、修身格言，并大量采辑了“自卿士以至匹夫”的“家行隆美可为人法者”的典型事迹，以供子弟、家人学习、效法。《袁氏世范》、仁孝文皇后《内训》、王刘氏《女范捷录》、康熙皇帝的《庭训格言》等也都很注意引用榜样、先贤的格言警语、传说故事教诲家人。

五是家庭伦理教化具体方法、形式上的多样性。为了使家庭伦理道德的教育能受到较好的效果，家训作者们结合实际提出了不少具体的方式方法。除上文述及的奖惩结合、榜样示范外，还有这样一些：(１)召开家庭会议“德业相劝，过失相规”。《庞氏家训》规定，每月的初十、二十五两天（“遇大寒暑、大风雨则暂免”）的日暮时分，合家老小，不论尊长卑幼，都来聚会。开会时大家各人讲述自己半个月来的经历见闻，“或善恶之当鉴戒，或勤惰之当劝免，或义所当为，或事所当己者，彼此据己见次第言之。各倾耳而听，就事反观，勉加点检，此即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之意。”这篇家训还规定，家庭聚会由大家轮流主持，不拘形式，“为便于聚谈为贵”。凡无故不到会者，则是“自暴自弃之人”。这种家庭会议类似于今天的民主生活会制度，它对于强化家庭成员的道德观念，教育激励家庭成员抑恶扬善，形成良好的道德习惯的确不失为一种好方法。(２)填写“功过格”, 以“日日知非，日日改过”。袁黄在《训子言》中介绍了自己用填写“功过格”的方法加强道德修养的方法，其具体做法是：将“功格”和“过格”各分为五十条，每一条都标有应得或应扣“分数”，如“收养一无依”“准五十功”；“遇一病告救不救”“准五过”等等。“每晚于本日格下明注功过”，一月一累计，看善多恶多。(３)刻石立铭，时时对照检查。如吕坤《孝睦房训辞》将他为家人制定的居家做人的简明道德准则刻在“戒石”上，要他们“朝夕诵思”。左宗棠在给儿子孝威的信中要儿子将他信中关于读书、做人等的训示贴在墙上，“日看一遍”，检查反思。此外，家训中还有念先人遗训，抄摘家训语录，背家训歌诀、箴言等方式方法。

三 源远流长的祖国家训文化是中华传统美德宝库中的一块瑰宝。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科学地评价传统家训文化特别是其中的伦理文化的历史地位，剔除其封建纲常礼教及唯心主义的糟粕，保持其民族性的精华，对于我国当前的家庭美德建设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家训文化对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的稳定和发展起着独特的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伦理极力提倡修、齐、治、平的统一，强调家齐是国治、天下平的必要前提，所谓“治国之道，实由家治也”（张九龄语）。因而，家庭的教化就至关重要。正如魏象枢所言：“一家之教化，即朝廷之教化也。教化既行，在家则光前裕后，在国则端本澄源。十年之后，清官良吏，君子善人，皆从此中出，将见人才日盛，世世共襄太平矣。”正由于家训在家庭教化中的重要功能，故而为历代统治阶级及社会上的广

大有识之士所重视，有些封建帝王甚至还亲自撰写家训。象李世民的《帝范》，明仁孝文皇后的《内训》、康熙的《庭训格言》、《圣谕十六条》、雍正的《圣谕广训》等等都是家训名篇。自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家训著作《颜氏家训》问世以后，被认为“凡为子弟者可家臵一册，奉为明训”（陆奎勋《训家恒语序》）而几乎历代刊行。司马光的《家范》、陆游的《放翁家训》、郑文融等的《郑氏规范》、袁采的《袁氏世范》等名篇都被作为家教范本而广泛流传，朱柏庐的《治家格言》甚至被作为儿童的开蒙教材。我国南方的客家人（其祖先是中原大族，因逃难避乱到南方）常把祖先的骸骨与家训、族谱带着一同迁徙，别的东西都可放弃，只有此三件东西不可丢失。他们在祭祖时，由族长在祖宗牌位前领颂家训，以示牢记祖先的遗训。对于家训文化的这种独特的功能，在我们今天的家庭道德建设中仍具有极大的借鉴价值。今天的家庭还是社会的细胞，利用家训这种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伦理教育，调整家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以收睦亲齐家之效。 其次，家训文化中有关家庭伦理道德的准则、规范的内容，可以为我们概括、提炼、制定社会主义的家庭道德规范所用。上述家训文化中有关家庭伦理道德规范的内容，基本上都可以吸收来为我们今天的家庭道德建设服务。当然，这里要注意这样几点：一是这种吸收不是照搬照抄，而是根据今天的现实进行取舍、改造，保留积极、合理、有价值的东西，摈弃消极、落后、腐朽、不合时代要求的部分。二是特别注重吸取传统家训可操作性极强的特点，在家庭道德规范、准则的制订上力戒我们过去那种大而空的做法，使其真正可遵可循，起到规范家庭成员行为的作用。三是借鉴传统家训形式多样、言简意赅、生动活泼等特点。传统家训中的家庭道德规范在内容上是基本一致的，但形式则多种多样，既有家训、家范、家诫的长篇专论，也有家书、诗词、箴言、格言、歌诀、碑铭等简明训示；既有苦口婆心的规劝，也有道德律令式的家法、家规、家禁。尤其是一些诗词、箴言、格言、歌诀对仗工整，押韵整齐，通俗易懂，便于记诵，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象孙奇逢的《孝友堂家规》，康熙的《圣谕十六条》，陆游、曹端的示儿诗，庞尚鹏的《训蒙歌》，朱柏庐的《治家格言》、佚名的《教儿经》等等都属此类。这种形式深受儿童、青少年的喜爱，比板着面孔的说教更能为人们所接受，我们的家庭道德规范、准则的制定完全可以利用这种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 第三，在家庭道德教育的途径及方式方法上，传统家训的许多做法都是可以学习借鉴的。传统家训的家庭德教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注重日常的灌输、教化。孙奇逢的《孝友堂家训》就是其儿孙们收集他平日的教诲训示而成的。他还将先人平日常对他训诫的内容，结合自己的理解整理成十八则“家规”，以时时教诫子孙，并将“与子若孙所常言”的周公、孔子、马援等人的六句格言警句“随笔录之”，要子孙时时记取这“千万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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