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市场 -(4)

况下，农民很难保证按合同承担一定的义务，如：个体生产获得自由的同时，国家计划失控；农民温饱问题得以解决的同时，农村集体经济严重匮乏。这种集体经济实质由个体支配，致使统分结合易分难统，集体经济名不符实。这种经济与旧社会的土地私有制相比，其进步不过是耕者有其田，而生产决策与生产利益分配都由个体直接掌控，实属个体经济。随着时间的延续，人们对土地私有的意识不断强化，土地私有行为从最初的隐性交易已发展到今天的公开买卖。官方舆论一直把这种经济说成是集体经济的一种形式，实在是牵强附会，连农民私下议论时都觉得可笑，并且让我们的中学教师在学生面前难以讲清。

（二）集体事业举步维艰，农民面临各种困难。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经济实属个体经济，因而个体意识激发，个体行为强化，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现象日益凸显。就此，尽管警力不断加强，各种法律先后颁布，然而始终未能根治，如：过去没有《电信法》，通信设施保存完好，现在有了《电信法》，通讯设施常遭破坏；过去没有《森林法》，偷盗树木十分罕见，现在有了《森林法》，偷盗树木随处发生。结果顾了个人，丢了集体，损了他人，引来报应。时至今日，农村集体经济早已瓦解。公积金空虚，水利设施毁坏，各种机械、电器、树木等集体财产严重流失。集体事业在如此境地生存和发展，实为艰难，因而一批又一批集体企业走向倒闭，并使国有企业受到严重冲击。而集体经济的困难和集体事业的衰落，最终又给农村千家万户带来各种困难，如：农民浇地难、集体设施维修难、学生上学难、农村看病难、农民组织教育管

理难、群众文化娱乐难、五保户吃救济难、乡村干部安排工作难、遇上灾年更加难。近年来，虽然国家十分重视三农问题，先后采取了减免农业税，取消各种摊派，加大农业投资等政策性的措施，但是，农村内部没有自身的集体经济支撑，并且缺乏集体主义意识，集体事业终究无济于事。以修路为例，这几年国家拨款硬化了许多乡村路，然而三年前修的路都程度不同地毁坏，原因是修路人缺乏集体意识，偷工减料，导致硬化道路的质量不高，加之农村集体经济无力维护和保养。

（三）党组织软弱涣散，自由主义泛滥成灾。农村集体经济的薄弱必然决定党组织政治上的软弱，随着集体经济的不断削弱，农村党组织与过去相比显得软弱涣散，无论是对上完成任务，还是对下解决问题，往往因集体经济困难而束手无策，直至问题成堆，无法着手工作。这时，在群众眼里，依靠党组织还不如依靠暴发户。显然，党组织失去了统的基础。因此，如今的农村党员很少开会，难于开会。与此同时，群众一盘散沙，自由主义泛滥成灾，如：生产只顾个体使国家市场严重失控，调产屡调屡败；经营为了赚钱制造大量的假冒伪劣产品，坑害了消费者，扰乱了市场；经商常有非法倒买倒卖，从中使个别人牟取暴利，大发横财；言论竟然随意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行为几乎失去了任何约束。偷盗、抢劫、贪污、诈骗、行贿受贿、卖淫嫖娼、迷信、赌博、贩毒、吸毒等落后腐败犯罪现象屡禁不止，习以为常。种种自由主义导致乱世英雄，贫富悬殊的出现，严重践踏了社会主义民主，背离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势必引起社会动荡，给人民生活带来

不安。

（四）农业机械化陷入困境，三大差别更加突出。改革前，农业机械化程度不高，原因是农业机械供不应求；改革后，农业机械实现了满足供应，但由于家庭经营将原来大面积的平整土地分割成无数的小块田，耕作又不统一，致使农业机械化陷入困境，甚至改革前已实现机耕机收的村无奈又回到了牛耕镰割的时代。于是，有人提出两种设想，一是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少数农民经营土地，适当扩大土地经营的规模，以便机械化作业，但目前乃至今后很长时间，种地仍是大多数农民谋生的手段，农民外出打工，毕竟不是长远出路，让少数人经营土地，必然背离民意，影响稳定。二是将以户经营分散的土地调整为集中的土地，结果仍行不通，原因是以户经营的土地有限，加之小农经济根深蒂固，平均主义严重存在，优等、中等、劣等地必须平均分配到户，集中土地显然是不现实的。可见，家庭经营条件下的农业机械化势必陷入困境。这一状态不仅使广大农民束缚在沉重的低效率劳动中，而且从根本上难以实现农业产业化，农村城市化，将使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更加突出。对此，外国人感言：“看了中国的城市像欧洲，看了中国的农村像非洲”。

（五）大学生创业无用武之地，“读书无用论”再传农村大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进步与落后，科技人才的作用往往体现的十分重要。日本之所以战败后能迅速发展为世界强国之列，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日本拥有一大批高素质的科技人才。我国农村和城市发展长期形成的差距，同样与科技人才的布局有很大关系。因此，大学生村官本来是一件值得称赞的新事物。农村需要大学生创业，大学生就业需要到农村创业，未来大学生就业应有更多的人去选择农村。但由于家庭经营的政策，导致乡村干部失去了统的基础，这一现状已不是干部工作所能改变的问题，因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才是决定的因素。中央不改变家庭经营的基本政策，要通过大学生村官改变农村，缓解大学生的就业危机，岂不是和广大乡村干部一样无用武之地。山西省是大学生村官实行最早的省，媒体多报道了有关大学生村官的经验，而实际情况怎样呢？以山西省代县为例，全县300名大学生村官在村的吃住条件都不具备，谈何创业？上面督促紧时，这些大学生村官每天去乡政府报到，跟着乡干部度日，无人督促时，便在家里或外出临时打工。因此，大学生村官真正的创业领地没有确立，大学生的就业途径实际上没有打通。于是“读书无用论”再次广泛流传，分明与科学发展观相悖。

（六）腐败势力危及基层政权，政府公信度不断下降。令人无奈的是家庭经营条件下，国家每年拨给农村的扶贫款、项目款、以及银行、信用社发放到农村的贷款大都集中扶持了少数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由此，才造就了一批暴发户。随着时间的延续，个体及私营暴发势力越来越大，他们甚至垄断了当地的地矿资源及城市建设规划中的黄金地段，并且随意买卖，暴利横生。这时，个体及私营暴发势力拥有的财力超过了一个基层政权拥有的财力，势必危及基层政权，乡村一级就不必说了，就连

很多县一级政权已受到这些暴发势力的严重干预，如：选拔任用干部时的买官卖官，安排就业时的行贿受贿，工程招标前后的吃拿回扣，以及执纪执法中渗透的腐败现象已十分多见。尽管中央反腐力度不断加大，但群众反映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查出来的仅仅是个别，更多更大的贪官安然无恙，原因就在于个体及私营经济的支配具有隐私性，群众很难实施确凿有效的监督，而任何离开群众的有效监督自然是乏味无力的。因此，腐败仍然在反腐败的呐喊中滋生和漫延。与此同时，政府的公信度不断下降，干群矛盾不断升级恶化，突发事件有增无减，小到几十人的群体上访不断，大到成千上万的群众围攻县政府已不为罕见。试想，基层政府还能正常办公吗？基层政权能不危机吗？令人悲哀的是群众认为暴发势力中的一些腐败分子竟然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甚至拥有更高的位置，显然这里面不免隐藏着腐败。当然，政府抬高暴发户的位置不排除寄于暴发户良好的愿望，然而，与国有、集体单位相比，暴发户的理念多为金钱至上，许多暴发户对国家和社会的回报表面上看轰轰烈烈，实际上极其有限。就税收而言，多存在严重的偷税漏税，其数额远远超过他们的各项捐款；就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而言，存在的问题更为严重，其中，地矿资源的私采乱挖、土地的强占乱建以及重大安全事故频发的问题已到了难以整治的地步。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就因为个体及私营经济不仅具有隐私性，而且具有自私性和落后性。隐私性使其容易逃避群众监督，自私性使其首先考虑个体或少数人的利益，落后性使其容易滋生腐败落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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