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口腔护理方面，拘留营中的医院平均每月接待的患者为1600例左右。⑨1943年4月，托帕斯拘留营医院医治的牙科病患者达到了1899人次。同年7月，该医院还参加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InstitutesofHealth）为确定蛀牙原因发起的儿童流行病调查。对近1400名学生检查后，专家们认为，该拘留营的学校儿童的口腔健康合格率为75%。⑩长期以来，美国日裔的平均收入远低于白人，享受到的牙科护理极其有限。因此，对众多来自乡村的日裔民众来说，在拘留营中的医院接受口腔检查和护理，是前所未有的医疗体验。
其次，战时安置局为拘留营内的孕妇和新生婴儿提供了较好的医疗照顾。与战前西海岸日裔社区25%以上的产妇选择助产士?在家里接生相比，拘留营内基本实现了更为安全的医院分娩。?医院的产科和儿科紧密配合，产科负责孕妇产前护理、医师接生和两周的产后恢复，儿科负责提供新生儿的称重、健康检查、饮食配方等服务。?1942年5月到1946年3月，共有5981个日裔婴儿在拘留营内安全出生，仅有18例死产。而在1942年之前的4年中，仅加利福尼亚州的日裔社区就有27例死产。相比之下，拘留营中的死产比例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
另外，拘留营内的日裔老弱病人也得到了相应的专业护理。1943年，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曼赞那拘留营率先建立了护理老弱病人的医疗机构。此后，各拘留营的医院相继相仿，纷纷建立起可容纳20至30人的“疗养区”“看护营”或“康复中心”。这些机构均位于各拘留营的医院附近，医生定期前往检查病人的健康状况，平时则由护士照料病人的饮食起居，保持机构内卫生清洁。①
二战期间，如何解决拘留营中11余万名日裔民众的健康问题，对美国政府而言是史无前例的挑战。尽管最初遭遇了流行病袭击、医护人员不足、医疗设施未能及时配置到位等困难，但在战时安置局的支持下，以及以日裔医生和护士为主的医护人员的努力下，拘留营内逐步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医疗卫生应对机制，大多数日裔民众得到了以医院治疗为中心的基本医疗照顾。在存在了近4年的拘留营中，日裔民众的游行示威活动时有发生，但没有一次是因为医疗照顾这一问题。战时安置局所采取的防疫与医疗照顾措施，在帮助构建拘留营内的安全和稳定的同时，也比较成功地避免了更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长期以来，历史学家大多从种族政治和国家安全着眼，分析日裔民众被集体拘禁一事，并对美国政府的种族歧视政策进行批判。不过，若将目光转向医疗卫生实践，则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象。为了应对日裔人口被强制迁移和集体拘禁中的卫生与疾病问题，作为“日裔唯一的朋友”，②美国战时安置局根据1929年《日内瓦公约》的规定，为日裔民众提供了必要的医疗照顾。在正式撤离开始前，美国军方与公共卫生服务局进行了严密的检疫排查，将确诊以及疑似传染病患者隔离，守住了健康与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在临时集合中心，疫苗接种和防疫工作为日裔民众在日后拘留营的“健康生活”提供了重要保障。最后，在拘留营内，战时安置局建立起的陆军式医院，为日裔民众免费提供必要的门诊和住院治疗。
二战期间，面对医护人员严重不足和医疗设施比较简陋等问题，战时安置局与公共卫生服务局防治并重，以确保拘留营中日裔的生命健康。在有限的条件下，白人与日裔医护工作者通力合作，防范传染病流行。在拘留营的医院里，许多来自农村的日裔人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口腔护理。此外，日裔弱势群体的特殊需求也受到战时安置局的重视，日裔产妇和新生儿得到了充分的母婴服务，老弱病人接受了专业护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拘留营中对日裔的疾病预防和医疗照顾，较为成功地避免了进一步的人道危机，也有利于战后日裔民众回归美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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