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疾病预防的优秀论文欣赏（共2篇）(4)

　　二、临时集合中心的卫生检疫和流行病防治

　　在时局动荡、居住环境逼仄与卫生保障缺乏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关押日裔的临时集合中心势必成为一个个天然的“病菌库”。为应对疫病的爆发，美国西部防区陆军中将约翰·德威特决定向联邦政府公共卫生服务局（theU.S.PublicHealthService）寻求帮助。1942年3月28日，德威特致信公共卫生服务局的W.T.哈里森（W.T.Harrison），请哈里森为日裔的迁移和安置调配所需的医护人员，购买医疗与手术设备，并为日裔患者提供必要的门诊和医院治疗。④公共卫生服务局对此予以积极的回应，号召各州、市、县的公共卫生服务部门、医疗协会、公立和私立医院，尽可能抽调医护人员，协助完成日裔民众的转移与安置。

　　在日裔的撤离过程中，最令人担忧的是呼吸道疾病和性病等极易被隐匿的传染病。这些疾病携带的病原体传染性极强，细菌与病毒一旦扩散，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对日裔的初步检疫必须在正式撤离开始前完成。此时，美国军方已把日裔聚居地划分为108个区，并在每个区设立民用控制站，强制所有日裔在规定时间内前来办理撤离登记手续。在军方的要求下，公共卫生服务局调配了14位白人医生和20位护士，轮流前往各个控制站，对前来登记的日裔进行体检。⑤体检项目包括身体整体状况评估，以及对手、肘、胳膊、上前胸、脖子、脸部、下结膜、眼、耳、喉、颊粘膜和宫颈腺体等具体部位检查，并要求护士在私密场所对12岁以上的女性做脱衣检查。⑥另外，生病住院以及在家养病的患者，与其主治医生确认后可不接受集体检查。最后，对于其他无法参与检疫的日裔民众，在他们到达临时集合中心，办理入住手续之前进行了体检。在所有的检测中，日裔人口一旦被诊断为疑似携带传染病，便会被送往附近医院隔离。⑦

　　对美国军方而言，尽快撤离和拘留包含潜在威胁分子的日裔民众确实是当务之急。然而，一旦爆发传染病，危及的不仅仅是日裔，还有西部四州的其他民众。此外，这也会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美国战俘和滞留在日占区的美国公民实施报复的借口。⑧因此，战时民事控制局（WartimeCivilControlAdministration）坚持对所有日裔进行全面的检查，其中包括X光和血样分析。但对公共卫生服务局来说，医护人员普遍性短缺的问题日益突出，而X光和血样分析的医疗检测往往事倍功半，并不是非做不可。另外，医生们也不愿卷入“拘留还是隔离”的分外之事中。此外，日裔人口中的患者则认为，被送进医院意味着被完全隔离。出于对隔离后与家人团聚无望的恐惧，患者及家人往往千方百计一同“溜进”集合中心。所以，战时民事控制局在这一阶段对日裔的卫生检疫存在较多漏洞。

　　按照军方和战时安置局在盐湖城会议上的决议，完成登记注册的日裔民众须即刻离开原住址，并由军方将其撤离到指定的临时集合中心。在接到下一次转移命令之前，临时集合中心不过是在日裔聚居处附近匆忙搭建起的一些兵营式房舍。战时民事控制局在选定场地的四周架起铁丝网，并沿四角建起哨楼，安排持步枪的士兵日夜站岗瞭望。对于临时集合中心内的医疗卫生问题，美国政府表示，将遵循1929年《日内瓦公约》的规定，①在任何情况下，战俘以及可视为战俘的部分公民都应得到他们所需的医疗照顾。如有可能，应由与他们属同一国籍的人进行治疗。②军方据此向公共卫生服务局提议，应尽可能充分利用日裔医生与护士。③在日裔撤离者中，共有87位是注册内科、外科医生，他们中90%是在美国接受的医学专业教育。另外，日裔人群中还有137位熟练护士、105位牙医、133位药剂师、35位验光师和92位实验室技师及助理。④于是，公共卫生服务局根据就近分配、抽多补少的原则决定，每个临时集合中心由经验丰富的一代日裔医生负责卫生检验，白人医生为其提供必要的专业指导。在意识到遭遇强制驱离的命运无法避免后，部分日裔医生开始配合美国军方的工作。⑤

　　从1942年4月起，美国军方陆续为临时集合中心提供联邦政府配给的疫苗。随着医护人员和疫苗的到位，战时民事控制局于4月17日下令，正式对全体日裔民众和白人工作人员免费接种伤寒与天花疫苗。此外，在公共卫生服务局的争取下，6个月到5岁的日裔儿童全部注射了百日咳和白喉的疫苗。3月22日至6月30日，仅曼赞那中心就接种了28923例伤寒疫苗和11475例天花疫苗。⑥

　　在疫苗接种工作基本完成后，医护人员转而投身于解决其他公共卫生问题，如因饮食不卫生而导致的食物中毒和腹泻。在临时集合中心运转的初期，食堂环境和卫生标准不合格，是威胁日裔民众健康的首个病源。这些临时集合中心，之前大多是展览中心、赛马场，卫生环境很差，战时民事控制局在简单清理后便将日裔民众安置进来。临时集合中心内公共食堂的厨师，均从撤离者中招募，此前没有受过职业技术训练，难以胜任如此大规模的烹制工作。此外，由于临时集合中心的食堂缺乏充足的清洗工具、冷藏设备，故食物中毒频发。1942年5月9日，在弗雷斯诺集合中心（FresnoAssemblyCenter），295人因食用变质通心粉而出现呕吐、腹泻、虚脱等症状。有位病人说：“上床后，我开始觉得腹部难受，公共卫生间距离营房虽然不远，但是路灯很差，道路昏暗。我拿起手电筒朝公厕走去。走近时，我才发现一大堆人在那里排队等待。不时有人打着手电筒过来，那点亮光像极了暗夜里飘动的萤火虫。”⑦急救站内药物缺乏，医护人员不得不紧急赶往附近的小镇，购买数量有限的静脉注射液等药品。⑧这类事故时有发生。直到战时民事控制局为各个临时集合中心装配了更充分的医疗设备和药品，以及对厨师等餐饮工作者进行食品卫生与安全的培训后，食物中毒的事故方才逐渐减少。

　　同时，战时民事控制局为满足日裔的一般性医疗需求，在15个临时集合中心都设立了以急救为主兼顾其他健康服务的救助医院。但在医疗物资普遍短缺的情况下，临时集合中心医院的药品和医疗设备不足也是难以避免的。因而，公共卫生服务局要求附近的公立医院，接收有医疗需要的日裔患者，往返路费及医疗费用由政府负担。在临时集合中心的医院中，产科和儿科是最繁忙的两个科室。日裔医生和护士基本上可以满足中心内所需的新生儿医疗照顾，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医生还会对新生儿进行家访。①但医院手术室医用物资短缺的情况时有发生，部分临时集合中心的医院甚至没有医用纱布和高压消毒灭菌的手术包。预产期的孕妇只能被送到附近的县医院，生产康复后再返回临时集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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