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化再解释的成功范例———以康有为“大同”理想为中心(3)

然而，康有为也知道大同社会不可一蹴而就，他清醒地看到：“凡世界不经过小康之级，则不能进至大同，而既经过小康之级，又不可以不进至大同。孔子立小康义以治现在之世界，立大同义以治将来之世界。”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49页。 大同社会虽好，但如果“未至其时，强行大同，强行公产，则道路未通，风俗未善，人种未良，且贻大害。故只得因其俗，顺其势，整齐而修明之”康有为：《孟子微中庸注礼运注》，笫242页。 。这种小康已经不是古人所说的小康，而是参照西方的现代化经验进行社会改革，使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进化、最终通向大同社会的一个必经阶段。于是，三世说、小康、大同等话语在进化论的贯通下就被纳入从传统社会经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历史链条之中。萧公权总结道：“《礼运》虽重要，但并非康氏乌托邦的唯一来源。公羊三世之说帮助他建立大同于未来，而非过去。另外，西方思想诸如进步、民族、社会主义也影响了他的思维。”萧公权：《康有为思想研究》，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322页。

三、进化论、大同理想与社会主义的对接

与康有为寻求救国之道差不多同时，社会主义思想也传入中国。“根据李又宁的研究，《华北先驱报》早在1890年就曾发表过有关欧洲社会革命者活动的文章。一篇题为‘德国社会主义’的文章报道了社会民主党在国会影响的渐涨，将社会主义思潮的高涨归结为德国的贫困和产业工人数量的剧增。”［美］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萧延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笫46页。 社会主义的概念真正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热议，则是20世纪初期严复介绍的进化论在思想界产生巨大影响之后。严复虽然不是社会主义的宣传家，但他看到“欧美之民，以今日贫困之局，盖生民以来能未有也”，正是“社会主义能以日盛”的原因［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严复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264页。 。针对西方社会的弊端，他也赞同“用社会主义以救个人主义之偏，而后有以泯无艺之不平，息过甚之竞争”《严复集》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01页。 。在20世纪初各种社会思潮的激荡下，思想界空前活跃，人们借助西方传来的各种理论学说讨论中国面临的问题，这使康有为对传统的大同思想阐释也充满了社会主义的色彩。

从内容看，康有为把大同理想与当时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联系起来，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在《大同书》中皆有体现。如取消私有制，他指出“欲致大同，必去人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康有为：《大同书》，第240页。 ，“人民无私产”，“人民养于公”康有为：《大同书》，第106页。 。又主张消灭国家，消灭阶级，人人平等。他指出：“人类之苦不平等者，莫若无端立级哉！”康有为：《大同书》，第108页。 而太平之世“人民齐同无级别”康有为：《大同书》，第123页。 ，“大同之世，男女平权”康有为：《大同书》，第204页。 ，“太平世人无私家，无私室，无私产，无私店”康有为：《大同书》，第251页。 ，“人无父母、妻子，无族姻之养恤……无身后之计”康有为：《大同书》，第275页。 。他设想的大同社会不但无家，无国，无君主，而且无兵，无攻，“刑措不用，囚狱不设”康有为：《大同书》，第34页。 。在这样的社会里，生产力水平与人的道德水平皆达到很高的境界：“大同之世，什器精奇，机轮飞动，不可思议。”康有为：《大同书》，第297页。 “太平之世，人智濬发。”康有为：《大同书》，第285页。 “人心皆仁，风俗尽美。”康有为：《论语注》，第45页。 所以梁启超说：“先生（康有为）之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也。”康有为等：《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笫253页。 苏联学者利·尼·博洛赫也认为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苏联］利·尼·博洛赫：《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思潮与社会主义》（俄文版），莫斯科文化出版社，1984年，第205页。。我们承认康有为所描绘的社会主义还带有空想的色彩，但他在中国社会变革时代所做的理论探索是难能可贵的。

历史时有轨迹可寻：“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这是孔子为当时的社会改造勾勒的渐进性的改造蓝图，其中即蕴含对现实的批评和对理想的追求。“乱一变，至小康；再一变，至大同”，这是近代中国思想精英在进化论的影响下设想的社会发展轨道。康有为就是借助西方现代化理论阐释自己的小康思想，再借助社会主义学说表达自己的大同理想，由此实现了与社会主义的对接。雅斯贝尔斯曾说，对“轴心期”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德］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译，第14页。 。这种“复归”当然不是把“轴心期”的优秀思想原封不动地照搬到现代社会中来，而是经过创造性的改造转化使之适应时代的需要。康有为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旗手，也是一个继往开来的人物，他不自觉地通过“文化再解释”的模式发掘了“轴心期”大同思想的潜力，为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勾勒了一幅美好的图景。我们也许无法确证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文化再解释”的第一人，但他至少是先行者。之后，孙中山、毛泽东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延续“文化再解释”模式，把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结合起来：孙中山既继承了古代的大同理想，又把它与民生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毛泽东则进一步提炼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重要原则，使“文化再解释”获得了鲜活的生命。今天，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我们建设新文化的源头活水。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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