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化再解释的成功范例———以康有为“大同”理想为中心(2)

从现实角度看，大同社会虽然是乌托邦理想，但我们决不能忽视它的理论意义。因为人类社会如果没有理想，不理想的现实就会被合理化、凝固化。哈贝马斯说：“决不能把乌托邦与幻想等同起来。幻想建立在无根据的想像之上，是永远无法实现的，而乌托邦则蕴涵着希望，体现了对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的向往，为开辟未来提供了精神动力。”［德］尤尔根·哈贝马斯、米夏埃尔哈勒：《作为未来的过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2—123页。 因此，乌托邦思想是“破”与“立”的辩证统一，是一个社会理想的坐标。从“破”的方面说，“乌托邦的核心精神是批判，即批判经验现实不道德、反理性的东西”；从“立”的方面看，乌托邦树立未来社会的目标，“并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同上，第122—123页。 由于它总是在对现实的批判中追求未来，这就可以向现实输送新鲜的血液，防止对现实的凝固而堵塞通向未来发展的道路。美国学者赫茨勒说：“乌托邦通过抓住公众的想像力，可以制造出供人效法的中心，并以新的思想和理想注入集体道德。它还把人们的思想引向精神解放，有助于解开紧握过去的僵死之手，鼓励人们大胆探索并追求更加美好和永远美好的事物的精神，使人们超越现实世界的限制，向往社会实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停滞不前并保证社会的进步。”［美］乔·奥·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59页。 这里所说的“引向精神解放”“解开紧握过去僵死的手”“防止对现实的凝固”等等，对于急需社会变革的近代中国非常必要，近代思想精英对“轴心期”大同思想的激活并加以重新诠释决不是偶然的。

二、进化论的影响与大同理想的转型

为大同理想提供理论支撑的是西方的进化论。这是因为古人的大同思想建立在历史退化论的基础上；要使大同理想变为未来可及的奋斗目标，进化的历史观是重要的理论依据。

早在天演论出现前的19世纪70年代，达尔文(Darwin)（译为“大蕴”“达文”“兑尔平”）、拉马克（译为“勒马克”）的进化学说已通过《申报》《万国公报》及翻译馆译文介绍到中国，但当时的影响还不大。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在中国面临亡国灭种危机形势下，严复《天演论》问世。《译〈天演论〉自序》指出“赫胥黎氏此书之旨”在于反对“任天而治”，主张“与天争胜”并与“自强保种”相联系，这就触及国人的危机意识。因此《天演论》一问世旋即在中国引起极大的轰动：“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汉民：《述侯官严氏最新之政见》，《民报》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41页。 “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的心和血。”胡适：《四十自述》，《胡适作品集1·四十自述》，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第54页。

进化论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不断从野蛮走向文明的不可逆转的过程，这种“今胜于古”的历史观为人们认识中国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1895年初，严复的《论世变之亟》指出：“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页。 这是运用进化之理对比中国历史的循环与西方社会的进步。他批评中国学者“慨慕古初，其贤者莫不以复古为己任”，“然世事日新，虽欲守其初，其势有必不可得故也”《严复集》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234页。 ，必须清醒地看到“天下大势，犹水之东流，夫已浩浩成江河矣，乃障而反之，使之在山，此人力所必不胜也”《严复文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笫23页。 。他还以其深厚的西学素养，对“西学中源”说及“中体西用”论做了深刻的批判，驳斥了种种似是而非的观点，使国人开始懂得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时人陈兼善说：“现在的进化论已经有了左右思想的能力，无论什么哲学、伦理、教育，以收社会之组织，宗教之精神、政治之设施，没有不受它的影响。”转引自高瑞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笫62页。

学术界一般认为，康有为的《大同书》大约成书于1902年；但在严复《天演论》问世之前，康有为就已接触并认可进化之理。1884年写《礼运注》，他已提到“古今进化之故”。1892年在万木草堂讲学时，其女“将廿四史，编各国风俗制度考，以验人群进化之理焉”《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年，第126、135页。 ，可见他已注意用进化论解释历史。《天演论》的问世更使康有为感到耳目一新，赞誉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康有为：《与张之洞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22页。 。甲午战败后，在“变法”思潮风起云涌的背景下，他更有意识地把《天演论》中进化思想与儒家“三世说”和大同思想结合起来，以此探索人类社会的进步规律与中国社会的奋斗目标。《论语注》声称：“人道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为部落，而成国家……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世……盖推进化之理而为之。”康有为：《论语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28页。 又说：“孔子生据乱世，而志则常在太平世，必进化至大同，乃孚素志，至不得已，亦为小康。”“不求进化，泥守旧方，是失孔子之意，而大悖其道也。”康有为：《孟子微中庸注礼运注》，笫239、237页。 1902年，他在印度完成《大同书》时所写的诗中感叹中国“百年无进化，大地合沉沦”，“大同犹有道，吾欲度生民”，表达他对中国社会沉疴的诊断与自己“救世”的宏愿。梁启超说：“先生之哲学，进化派哲学也。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先生独发明《春秋》三世之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而思想所致，遂衍为大同学说。”《梁启超选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第750—751页。 可以说，康有为从“发明《春秋》三世之义”到“衍为大同学说”，就是借助进化论来完成文化再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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