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和实践及其现实意义(2)

二、预防为主，有效控制医疗成本

医疗卫生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始终存在一个预防和治疗之间、低成本的适宜技术和高精尖技术之间的选择问题。预防和低成本的适宜技术，面向的是广大人群，简便易行，对健康的改善效果大，社会效益好，但是经济效益差；而高精尖技术则相反。现代西方医学一度片面强调发展高精尖技术、把大量资源用于晚期治疗，忽视面向人群的预防措施和适宜技术的普及。自西医传入我国之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也出现这一倾向，使得医疗卫生资源集中于少数大医院，医务人员的主要精力用于攻克疑难杂症，忽视了面向广大人群的预防保健和普及基本服务。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纠正这种倾向，加强预防，推广适宜技术，让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惠及更多人群，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预防为主方面，毛泽东认为医疗卫生工作的首要目标是减少疾病，而减少疾病的主要途径是预防。1941年6月，他在为《解放日报》撰写的一篇社论中指出：“我们现在提倡自然科学，是为着扫除边区人民迷信的、愚昧的思想和不卫生的习惯，普遍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凌志：《毛泽东的反迷信思想探析》，《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2期，第9页。 在建国初期抓的爱国卫生运动，就是一场以预防疾病为宗旨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他在为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的题词中说：“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614页。 他在1950年写给教育部长马叙伦的信中说：“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的时间宜大减。”《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3页。1951年1月15日，毛泽东再次就学生健康问题致信马叙伦：“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 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32页。 1964年针对干部保健，他说：“一个人，如果不动动，只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出门乘车不走路，就会多生病。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顾，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卫生部党组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给毛泽东的报告，参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文献资料”栏目，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75/4493740.html，2015年9月24日访问。他指示卫生部，取消专职保健医生、保健护士的制度，把保健医生、保健护士调回医院去参加病房和门诊工作。对于没有严重疾病的人，提倡经常到户外活动、锻炼身体、积极预防疾病、增进健康，取消存在于高干保健工作中的一些特殊化的作法。毛泽东在审阅卫生部就此事的报告时，又批注说“保健局应当取消”、“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24—125页。

在采取符合国情的适宜技术方面，集中体现在“六二六指示”中。人们对“六二六指示”最深刻的印象是“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实际上，除了城乡医疗资源的分配之外，毛泽东在“六二六指示”还谈到了医疗卫生技术路线的问题。他说：“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姚力：《“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毛泽东“六·二六”指示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

这段话针对的是当时医疗卫生界存在的忽视普通群众的需求，而专注于那些在学术上有价值的、但是面向少数人群的高精尖技术的做法。这种做法不仅会导致人群之间的不公平，而且会不断推高医疗费用。在毛泽东的推动下，新中国头30年的经验是一种同现代医学“以治疗为本”不同的另一种思路，那就是通过全民预防、群防群控、大规模的健康教育、爱国卫生运动，把群众运动和医疗卫生服务结合起来。这种思路的核心在于用社会组织的手段，来替代专业性的高成本、高技术投入，实践证明这是有效的。“六二六指示”之后，大批的赤脚医生来到乡下，他们不仅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而且是农村社会的组织者，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健康教育、自我保健、卫生运动、心理疏导。这种机制弥补了专业力量的不足，也创造了改善健康的新模式。

另外，毛泽东始终主张中西医结合，多次对此作出批示和推动。这除了着眼于继承传统文化之外，也是出于中医“简便验廉”的特点，符合当时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力资源丰富的国情，中医在农村合作医疗中起了重要作用。

三、保基本强基层，

建立公平的医疗保障制度

健康是人的基本权利，公平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社会公平的基石。建国初期，在毛泽东的推动下，我国在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就建立了覆盖城镇居民的劳动保险和公费医疗制度。但是，直到60年代，城市和农村医疗服务水平的差距依然很大。据1964年的统计：在卫生技术人员分布上，高级卫生技术人员69%在城市，31％在农村，其中县以下仅占10%；全国卫生事业费9亿3千余万元中，用于公费医疗的2亿8千余万元，占30%，用于农村的2亿5千余万元，占27%，其中用于县以下的仅占16%。对此，毛泽东于1965年在“六二六指示”中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并且做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在这一号召下，卫生部组织了巡回医疗等措施，但是毕竟没有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为此，毛泽东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又亲自推动了农村合作医疗的普及和赤脚医生运动。

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是在毛泽东亲自推动下才建立的。合作医疗制度是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一部分，为解决我国农民的看病问题起了重要作用，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农村合作医疗的萌芽，为解决农民看病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不久就随着经济调整而覆盖面大幅度下降。1962年8月，卫生部批评过去几年“在治病方面，一个时期有公社包下来的倾向”夏杏珍：《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5期。 。到1964年，全国农村只有不到30%的社队还维持合作医疗。1968年，湖北长阳等地的农民又自发搞起合作医疗，毛泽东给予了大力支持。1968年11月，毛泽东亲自批转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人民公社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并称赞“合作医疗好”。毛泽东对于《人民日报》1968年发表的《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等文章的批语，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04页。 12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报道，介绍了乐园人民公社的合作医疗经验。随后，《人民日报》用一年时间，连续组织23期专稿开展大讨论。在这次大讨论的推动下，从1969年起，全国出现了大办农村合作医疗的热潮，到70年代末，覆盖率达到90%。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病床的分布由1965年农村只占40%，到1975年比重提高到60%，并且全国卫生经费的65%以上用于农村。1968年9月，毛泽东又对调查报告《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做出批示和修改，号召广大城市医务工作者向赤脚医生学习。赤脚医生成为为我国农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主力军，最高峰时全国有约500万赤脚医生和农村卫生员，大大改善了城乡医疗服务不公平的状况。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1981年的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李砚洪：《赤脚医生》，《北京日报》2008年1月22日。 2003年之后，我国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9年以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出“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原则，这都是对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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