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多年来，我国一直都在为创建社会科学体系而努力，尤其是对改革开放之后的艺术人类学来说，无论是在理论、方法上，还是在组织结构上，都已开辟出了崭新道路，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并开启了“中国化”的研究历程。虽然从全球视野上看，艺术人类学的“中国化”还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我国对其独特的探索模式以及调查和工作方式，都给全球的艺术人类学做出了诸多贡献。文章主要从仫佬族民歌的类型、功能及意义入手，并以仫佬族民歌为例，对艺术人类学如何进行“中国化”，且人们怎样才能使艺术人类学“中国化”进行阐述。
【关键词】艺术人类学 仫佬族民歌 中国化
艺术人类学传入中国的时间大致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并得到了一些发展。在这一时期，不仅涌现出了吴泽霖、岑家梧、杨成志等人，还出现了蔡元培、林惠祥及费孝通等一大批人类学家。随着战争爆发，很多人类学家向西南地区转移。西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这些人类学家在此期间，对我国的少数民族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考察，并逐渐产生、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学派”的口号。费孝通在该时期创作的《江村经济》，开辟了艺术人类学“中国化”的先河。
50年代后，受一些因素的影响，人类学被取消，只剩下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机构分支。改革开放之后，从80年代初期开始，艺术人类学被重新宣传与提倡，如何建立和发展中国的艺术人类学，成为此后中国人类学界一直探讨的热点问题。直到1997年，艺术人类学的中国化仍然是学者们研究的焦点，先后出现了王铭铭的《本土人类学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论文，以及翁乃群的《汉民族研究的人类学意义》等重要作品。在这种研究状态下，研究艺术人类学的“中国化”也就成为我国人类学发展中的大势所趋。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对于仫佬族民歌的研究。要想了解艺术人类学“中国化”中的具体进程，首先需要对仫佬族民歌的类型、功能及意义有一定的了解。
一、仫佬族民歌的类型、功能及意义
仫佬族是我国广西独有的少数民族，是五十六支花中不可忽视的一支。作为民族之花中的一朵，仫佬族最艳丽的组成部分之一就是民族歌谣——仫佬歌。在我国的众多民族之中，很多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仫佬族便是其中之一。对于一个没有书面文字可供记录历史的民族来说，仫佬歌是通过仫佬族人世世代代口头传唱流传下来的歌谣。从某种意义上讲，仫佬歌是仫佬族人们在历史的漫长岁月中创造和传承下来的文化文本，几乎是仫佬族文化精神生活的全部承载，其重要性可见一斑。仫佬歌在类型上丰富多样，具有各种功能，对民族认同感的培养有重要作用。因此，人类学的研究就变得十分必要，不仅能增加民族文化元素，同时对建设中华民族和谐社会有不言而喻的意义。
最初，人们对于该民族的历史考证并不多，研究成果也不多。但艺术人类学界对仫佬歌的注意和研究却很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在当时的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已经出现了关于仫佬歌的记载。很多学者对仫佬歌都做过收集和整理的工作。出版于1987年的
《中国民族民间文学》中，就对仫佬歌有最早的论述。在“仫佬族民间文学”一章，包玉堂与吴盛枝将仫佬族民歌分为“古条”“随口答”“口风”以及“新民歌”四大类型。同一年，龙殿宝在编著的
《罗城歌谣集》中把仫佬歌分为“劳动歌”“时政歌”“口风歌”“历史传说歌”以及“仪式歌”“情歌”“生活歌”“儿歌”和其他歌谣共9个类型。此外，还有一种按句式与字数进行划分的方式，仫佬歌被分为“三句歌”“四句歌”……“十句歌”等各种类型。学术界对仫佬歌的类型划分显然没有统一的意见，而仫佬族人把其分为“古风”“随口答”“口风”三类。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经说：“一个物品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被流传下来，主要是因为其功能性。人类在历史发展和生活中，只会留下认为有用的，能满足某方面所需的东西。”对仫佬歌来说，也不例外，其之所以得到流传而没有淹没在历史的洪荒中，主要还是因为仫佬歌对仫佬族人来说具有特定的功能。民间民俗的功能性，也是艺术人类学“中国化”最习惯研究的方向和内容。
仫佬歌中的“古条歌”功能主要是对仫佬族人实施传统的教育，用来培育族人对于民族的认同感。“古条歌”中的“古”通“故”，即以历史人物和民间故事以及传说等为内容的歌谣。“古条歌”能够让仫佬族人认识到，他们拥有共同的族群回忆和祖宗，所有仫佬族人都是一家人，同命运、共休戚，是联接民族情感的纽带。这也使其与其他民族产生了区别，是仫佬族人智慧与才干的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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