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技术学之文化逻辑管窥(4)

　　(三)培育教育技术实践主体的文化自觉

　　教育技术的实践文化应该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才能在构建特定的文化场域中持续发挥育人的效应。因此，通过提高实践主体的理性能力，培育其文化自觉，是教育技术实践文化的旨归。

　　康德认为，“在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那里，产生一种达到任何自行抉择的目的的能力，也就是产生一种使一个存在者自由地抉择其目的之能力的就是文化。”[18]康德建构了以理性为能力，从而自由通达目的的文化图式。理性是文化的内核，文化自觉的实现在本质上是理性的提高。理性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因此，在实践主体多元化既定的情况下，以理性来规整主体的试错欲望，是教育技术实践文化得以稳定生成和发展的根本途径。具体来说，要求教育技术实践的主体，把兼具认识理性和解释理性的理论理性与兼具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过程理性的实践理性统一起来，不仅要依据技术的尺度进行实践，还要将教育的核心理念贯穿其中，将技术改造成能够持续促成个体生命成长的稳定的文化场域。

　　在将西方教育技术学理论引入时，同样要求实践主体具备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文化自省、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基础。理论是文化精华的系统体现，理论的转化本质上是文化模式的比较和借鉴。这就要求实践主体具备整体意识，准确把握系统的文化模式，而不只是具体的文化因素。譬如，南国农先生提出了“信息化教育”的理论体系[19]，不仅沿袭了中国特色的“电化教育”的精神内涵，充分展现了中国“化”的魅力，还体现了信息化的时代特征，在文化模式上契合了中国人注重自身内在的完善和超越情怀。何克抗先生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将AECT94定义和AECT05定义进行了科学化的改造，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学定义[20]。正是因为南先生和何先生及诸多前辈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省，中国教育技术学才越来越展现出更为饱满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当然，教育技术实践主体的文化自觉，还需要广大教育技术学人的共同参与，方可建构更为理想的中国教育技术学的共同精神家园。

　　综上所述，将文化逻辑引入教育技术学的研究是一次全新的尝试，逻辑方法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解释也具有一定的局限，需要在运用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和创新，如应认识到由于文化系统中所蕴含的非理性和特殊性因素，使文化逻辑的分析方法并不总能对所有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进行推理。学科的发展需要在研究方法和视野上突破，需要更多关注教育技术学发展的研究者的文化自觉和科学创新，这样才能够进一步准确勾勒教育技术学的文化逻辑并推动其更加科学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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