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技术学之文化逻辑管窥

　　【摘要】文化逻辑作为特定文化情境中相对的真理体系，是人类认知文化的有效思维模式，对教育技术学文化演变的解释具有一定的效力和限度。在中国，教育技术学途经电化教育的绽放，孕育了信息化教育之瑰宝，日益彰显中国教育文化的特色。但是，教育的生命逻辑和技术的发展逻辑的乘离、教育技术学学理逻辑的游离和教育技术实践文化的漂移，仍然凸显出当前教育技术学的文化困境。教育技术学应当从中华文化的母体中吸收更多的养分，汲取西方的有益经验，完成自身的文化自觉，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国经验的表达。具体措施包括：聚焦教育技术文化的研究，将教育的生命逻辑和技术的发展逻辑置于文化逻辑的框架内进行调适；廓清教育技术学的学理逻辑，厘清自身文化发展的基本理路和参与教育学公共文化的建构；培育教育技术实践主体的文化自觉，建构持续促成个体生命成长的稳定的教育技术文化场域。

　　【关键词】教育技术学；文化逻辑；文化自觉；教育技术文化

　　作者简介：覃泽宇，王卓玉(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桂林541004)

　　在我国，教育技术学作为独立的本科专业始于1983年，作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则始于1993年，历经几代学人殚精竭虑的建设，其彰显的中国教育文化特色日益显著，正如“信息化教育”的提出承接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化教育”的文化脉络，以及AECT历次定义的译介也在不断地寻找适应中国教育文化的契合点。在信息化时代，教育技术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于生机勃勃的中国教育文化图景中，描绘着一幅浓墨重彩的画卷。但是，纵观教育技术学自身的文化发展脉络，仍存在相当程度的困境，包括教育逻辑和技术逻辑的乘离、教育技术学学理逻辑的游离、教育技术实践文化的漂移等。借鉴科学的逻辑方法对其文化逻辑进行厘定，从而为教育技术学人的文化自觉提供推理思路。

　　一、文化逻辑对教育技术学的解释效力和限度

　　“逻辑(logic)导源于希腊文logos(逻各斯)，原意主要是指思想、言辞、理性、规律性等”[1]，是“一门以推理形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学”[2]。古希腊、古代中国和古印度为逻辑学说的三大发源地，意味着逻辑根植于不同的文化土壤。“我们在现代文化中证明：无论在元理论还是在对象理论层面上，无论是从描述还是从规范的角度看，逻辑均相对于文化”[3]，即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逻辑，逻辑的发展体现出不同程度的文化向度。逻辑如果离开了文化，便丧失了生发的土壤，更不可能成为普遍意义上的言说方式。文化如果离开了逻辑，便成为无法把握的神秘之物，与人的实践活动脱离开来。

　　“文化逻辑”出自美国文化学家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书，但他并未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逻辑起源于不同的文化类型，文化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逻辑的完备。通过归纳，可发现文化与逻辑的交融分为：第一，将文化作为变量引入逻辑的范畴，从文化上为逻辑推理骨架赋予血肉，以实现逻辑观念上的文化功能。第二，将逻辑作为变量引入文化的范畴，从逻辑方法上考察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说理方式和交流方式，以达到提升人类理性精神、构建公共话语和改造文化性质的目的。第二个层面上的文化逻辑，即是本研究所要运用的理论分析框架。

　　文化逻辑作为特定文化情境中相对的真理体系，是人类认知文化的有效思维模式，即对客观事物的文化规律进行探索和改进的思维方法。将文化逻辑引入教育技术学的研究，目的在于借鉴逻辑方法，对教育技术学的文化图景和发展趋势进行勾勒与推理，从而实现教育技术学的科学发展。但文化逻辑对教育技术学的解释仍有限度。第一，逻辑的产生不仅根植于特定的文化土壤，其运用也受制于文化的类型和发展水平。在中国教育文化语境中，逻辑的运用会呈现出中国的直觉思维逻辑和西方的科学思维逻辑相结合的特征；第二，逻辑所包含的归纳、演绎、矛盾和对称等推理方法，明显受到推理主体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等因素的制约。文化逻辑既包括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包括主体对客观规律的认知推理，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第三，教育技术学是一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交叉的学科，直面具有能动性的复杂的人，其文化发展呈现出人文性和科学性相互交融的复杂局面。

　　厘清文化逻辑对教育技术学的解释效力和限度，是为了更好地界定研究边界，这也是运用逻辑方法的应然要求。

　　二、当前教育技术学发展的文化困境

　　(一)教育逻辑和技术逻辑的乘离

　　教育逻辑与技术逻辑，曾经在人类生存和进化的过程中具有混沌的一致性。正是在早期教育的钻木取火、结绳记事等技术和经验的传递与模仿中，人猿得以揖别，人类也才能不断改造和重组生存的经验，逐渐走向更高级别的文化形态。

　　教育是人之为人的特殊实践，它遵循内在的生命发展逻辑。教育逻辑是关于促进人类生命成长和发展的教育规律，既包括主观意义上的对教育价值规范的思维规律，也包括客观意义上的教育各要素之间组合和运行的规律。教育逻辑亦是生命逻辑，是在教育视野中对人类生命起源、发展和完善的思维，是对实现完满人性规律的探索，即叶澜先生所言之“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虽然教育形态会随着社会发展在不同时期不断更迭，但生命逻辑作为内在的逻辑，始终坚如磐石，具有恒久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还体现在人的发展的一般规律上。因此，教育逻辑是生成性和规律性的统一，即人的生命成长具有建基于人的发展的一般规律之上的无限可能性，是主观价值尺度和客观普遍本质相统一的生命逻辑。

　　技术实践是人的类本质活动，但技术也有自己内在的连续发展逻辑，即技术逻辑。勒鲁瓦—古兰从民族学的角度来考察技术逻辑的普遍性，并提出了“技术趋势”的概念。他认为“技术趋势具有普遍性，虽然构成趋势的一系列技术事件具体地实现于各种不同的种族区域中，但是趋势本身却独立于种族的文化区域。”[4]这种普遍性指的是技术在不同的文化形态上具有抽象的共性，即贝尔纳·斯蒂格勒所认为的，技术能在历时性上自组织地形成和发展“技术体系”。斯蒂格勒进一步指出，“现存的技术物体从来不可能完全具体，它们永远不会被有意识地构思并实现。具体化的‘逻辑’是经验性和实验性的，它是一种几乎具有生存意义的逻辑。”[4]技术在发展意义上的逻辑，意味着技术在与人的耦合中，会朝着组合化和复杂化的趋势不断走向更加智能的发展形态，形成技术自身的发展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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