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诠释中国经验的教育技术学的文化自觉
中国早期电化教育的奠基者孙明经先生,曾“在蔡元培的指导下将电影当作唤起民众之利器和教育之有力工具”[12],致力于通过技术来普及教育和改造文化,实现中国的救亡图存。南国农和萧树滋等先生,完成了遭遇“文革”浩劫后电化教育的文化重建。当代诸多先生,则实现了当代教育技术学的文化繁荣和发展。在新时期,教育技术学只有从中华文化的母体中吸收更多的养分,汲取西方的有益经验,完成自身的文化自觉,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国经验的表达。
(一)聚焦教育技术文化的研究
聚焦教育技术文化的研究,就是要将教育的生命逻辑和技术的发展逻辑置于文化逻辑的框架内加以调适。以文化经验来统合教育逻辑和技术逻辑,能使教育技术的发展无限趋近于人类生命成长的向度。通过探寻教育技术文化的范畴、规律和功能,实现教育文化与技术文化的理论复调和实践交融,从而不断地改造人的文化经验,促进人的发展和完善。
“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13]通过这些网上纽结,人类可以对客观事物编织合乎逻辑的认识之网,进而建构科学的理论体系。范畴之网的编织,遵循存在论(本体论)、本质论、概念论的先后顺序。教育技术文化范畴的研究,即是对教育技术文化存在(本体)、教育技术文化本质和教育技术文化概念等三个方面进行推理和论证。教育技术文化存在的范畴,是对教育、技术、教育技术、技术文化、教育文化等原始的教育活动和现象进行抽象和概括的基本范畴,是教育技术文化研究的逻辑起点。教育技术文化的本质范畴,既揭示内部各要素发展的普遍属性(共相),也探索作为“教育技术文化”有机整体的独特个性。教育技术文化的概念范畴,则是在存在和本质的基础上,通过概念的学术化表达来建构理论体系的大厦。
教育技术文化的规律,取决于教育和技术的文化逻辑及其融合。相对于教育来说,技术的文化逻辑更容易受到忽视。技术的工具理性成分固然是异常凸显的,但应将其视为内涵更为广泛、更具人性化的技术理性范畴,强调其充满文化品位的实践属性。“马克思把技术实践看做人的全部实践活动的基础、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根基。在他看来,技术实践并非仅仅是一种工具性操作活动,而是人的整体生存方式,它表征着人的基本生存境遇,内蕴着人之生存的全部意义和价值,关涉人的现实生存与历史发展。”[14]简而言之,技术实践也属于人之为人的文化过程范畴。技术实践渗透于教育领域,不仅是教育上的进步,更是文化上的改造和突破。教育技术博物馆的诞生,正是教育文化和技术文化在当代交融所生成的教育技术文化标识。
教育技术文化的功能,应该聚焦于人的文化经验的改造。马克思认为,“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15]经验作为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体认识自己、适应和改造外部世界的技术性体验。“教育的定义应该是经验的解放和扩充”[16],“教育是在经验中、由于经验和为着经验的一种发展过程”[16]。文化经验,是人类在特定文化体系中生成的充满活力的地方性思维与惯习。经验作为文化的内核,不仅建构了文化的模式,还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机制,而文化则是不断被诠释的经验。教育技术不仅是教育的工具,其文化功能的研究,应该着眼于对教师和学生文化经验的重组与改造。譬如,虚拟现实技术作为逻辑和形象的有机结合,不仅能使人通过虚拟实践体验到与真实经验相媲美的人工经验,还可以改造封闭式的班级授课制教育文化经验,使教育趋近于回归真实的生活与文化场景。
(二)廓清教育技术学的学理逻辑
廓清教育技术学学理逻辑,包括厘清自身文化发展的基本理路和参与教育学公共文化的建构。前者是探寻学科的文化之本,后者是形塑学科的文化形象。
厘清教育技术学文化发展的基本理路,即探寻其作为独立学科的文化理论渊源,不仅要从教育学、心理学和传播学等学科中汲取丰富的理论滋养,还应将理论之根扎进文化的土壤,在中华文化母体中探寻其基本理论的生长点,注重对教育文化和技术文化以及两者交融的逻辑进行考察。教育文化的目的是文化经验的传承,内蕴教育理论的文化生长点、文化理路及文化表达方式,伴随着教育活动的始终。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如儒家讲究伦理、道家讲究无为、法家讲究法治、墨家讲究逻辑等,都给中国人的文化性格打上深深的烙印,诚如梁启超所言之“以界他国而自立于大地”之“国性”,构成中国教育技术学文化之根。技术文化的逻辑支点是技术理性,它“在其中扮演着组织者和领导者角色,是技术发明与改进的逻辑支点,引导和驾驭着众多非理性因素及其活动。”[17]我国古籍中同样蕴含丰富的技术文化思想,如《庄子》《天工开物》等,奠定了中国技术文化发展的逻辑基础。因而,教育技术在形态上是教育与技术的结合,其背后的文化逻辑,是经验的教育文化与理性的技术文化在人的生命成长向度上统合的规律。这正是教育技术学的文化基本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
参与教育学公共文化的建构,是形塑教育技术学学科文化形象的重要途径。教育学在结构上是一种统合性学说,在其多元化发展的既定情况下,只能为绝大多数的教育活动提供普遍性的理论。教育技术学要与其他学科形成对话,应秉承“学术乃天下公器”的理念,遵循由重叠共识到公共理性的对话逻辑,致力于参与教育学公共文化的建构。公共文化的要义在于意义共享,包括交融的思想、有效的表达、严谨的对话等。事实上,“教学设计”“教育信息化”“信息化教育”等概念,自教育技术学引进或创制以来,基本得到其他学科的认同,形成了教育学的公共概念,实现了学科对话的公共理性。但是诸如“慕课”“翻转课堂”“魔灯”等概念,还是引起了诸多的争议。因此,教育技术学参与教育学公共文化的建构,应当充分考虑中西文化的异同、话语逻辑的理性规约、说理方式的严谨性等因素。惟其如此,教育技术学的话语体系才具备自明性、完备性和通约性,才能有效渗透到教育学中,涵养和建构教育学公共文化,使其学科文化形象更加清晰和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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