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素养的人文社会意涵并不是新生事物,类似的价值取向我国学者也并不陌生———STS教育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经被引入中国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进入了科学各科的课程标准中。然而从美、德的标准文件中可以看到,STS教育在国外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一方面,以STSE和社会科学议题(Socialscientificissue,SSI)为代表将学习材料延展到环境问题和更复杂、更具争议性的社会性科学问题。[28]另一方面,以科学解释(ScientificExplanation)、科学论辩(ScientificArgumentation)为代表的科学沟通交流能力的培养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可惜的是,上述新发展尚未在我国产生足够的影响。考虑到我国严峻的环境保护形势、时有发生的居民与大型工业项目的对立、以及公众对专家的质疑,我国科学教育需在这些方面做出与时俱进的应对。
(二)科学理解与科学实践并重
对比美国和德国的科学教育标准的目标设定,可以看到两者对各维目标的排序上存在着很有趣的差异。德国的教育标准强调知识的掌握,并将知识列为第一个领域。而且在对后续领域的描述中,仍不时提醒其它能力的习得要在现有知识的基础之上。例如文件中指出:“主题知识的基础能促进获知能力、交流能力和判断能力于日常和社会情境中的培养和应用。[29]此外,主题知识为学科内整合及跨学科的工作奠定了基础。”与德国不同,美国上世纪时将统一概念与过程(Unifyingconceptsandprocesses)置于首位,新世纪以来,从框架到标准,则都是将实践放在了首位。
可见,将重心置于实践和探究,是英美文化圈在当下倡导的主流科学学习范式,但并不是整个西方科学教育的唯一范式。例如德国仍就务实的注重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类似的如芬兰、日本等的科学教育纲领文件也是将科学理解放在首位。值得注意的是,在得到广泛认可、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能力的测量的PISA项目中,这些以理解为首要目标的国家都远比美国表现的好。这里指出这种差异,并不是在为我国传统上偏重知识的科学教学找依据,而是牢记“偏听则暗、兼听则明”的古训,希望列举出多元的价值取向以助在未来做出更审慎的抉择。曾在《Science》发表教育研究论文的加拿大学者齐摩尔曼在综述中指出,无论是在心理学还是科学哲学都认同:实践是理论、假设和知识指导下的行为,而理论、假设和知识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和修正。[30]即对待科学理解和科学实践需两者并重,力图达成协同发展。
(三)目标、内容与评价的统一
美国采用的是整合的科学教育标准,而德国的国家科学教育标准的整体编排与我国类似,在一个整体目标框架下,各学科在按照自己的学科特点分科制定标准。但是无论哪种编排方式,两国科学教育标准的内容组织与呈现上有一些共性,包括紧密承接目标体系并进行多维整合,从输入型教学目标转向输出型学习期望,探索发展层级衔接教育评价。美、德两国的标准文件已经超越了传统标准文件中碎片化的内容陈述,逐步成为了整合的、显化的表现标准。而且对发展层级的探索为总结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绘制了初步蓝图,能紧密衔接教育评价,通过自上而下的合理评估促进科学教育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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