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学的思考的公正性论文（共2篇）(2)

　　同时，历史学科是建立在严密逻辑基础上的，坚持正确的逻辑是思维的公正性发展的标准。逻辑之所以成为历史逻辑，必须要合理，要符合人性，要经得起推敲。逻辑作为思维的产物，与历史是相互映证的统一。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的教育活动。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全面而广泛，理财政策是变法的重点，其中青苗法的争议最大，笔者选择以此来管窥变法的得失。其实这一方法也并非王安石突发奇想，早在他就任鄞县曾推行此法，“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称此法可以“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一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这是一个一举多得的政策，从意图看利国利民，却引来了众多反对之声。陆佃（陆游的爷爷）认为“法非不善，推行不能如初意，还为扰民”。司马光则更是描述此法实行以后“中户以下大抵乏食……而州县之吏督迫青苗、助役钱不敢少缓，鞭笞缧绁，唯恐不迨”。就连太后和宋神宗的兄弟们都纷纷反对，此时教师提问：为什么一个在地方被验证过的“良法”，全国推行后就变成了“恶法”？从司马光的话中，学生分析出是地方官吏强迫农民借款，是“人”出了问题。庆历新政时的改革先锋韩琦同样认为这一改革使“兴利之臣，纷纷四出”[7]。

　　这些地方官员们为什么会歪曲改革的初衷呢？他们看重的是什么？

　　有学生认为这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促使的，王安石变法主要目的是富国强兵，也就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这本身没有问题，但官员们打着“国家利益”的幌子盘剥百姓、追求政绩以图个人名利是导致政策执行偏向的原因。在一个没有民主监督、缺乏制衡的社会里，普通民众的地位和财产很难得到有效维护，这恰恰印证了司马光最初的担心。继续追问，如果是“人”的问题，那人人都和王安石一样，“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8]，百姓能过得更好吗？变法能成功吗？这个问题是要探究王安石变法的内在逻辑，变法成功关键除了考虑民众利益、选贤任能和注重策略外，更要看是否能找准改革的方向，切中时弊。钱穆先生说：“（北宋王朝）养了武的又要养文的，文官数目也就逐渐增多，待遇亦逐渐提高。弄得一方面是冗兵，一方面是冗吏，国家负担一年重过一年，弱了转贫，贫了更转弱，宋代政府再也扭不转这形势来。”[9]这些问题根源来自宋朝开国的基本体制——“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行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役，虏骑所过，莫不溃散。”由此可知，北宋专制体制，蓄官养兵、冗员冗费，加剧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削弱了行政效率和军队的战斗力，这才是问题的根源。而王安石变法从国家主义出发，进一步加强政府的专制，将触角深入社会经济领域，一定程度上会让危机向深层发展。到了宋徽宗时期，任用蔡卞（王安石的女婿）、蔡京变法，全力推行王安石的改革措施，结果将权力推向极致，用以打击反对派，在没有权力监督的情况下，引发了民众的反对和朝臣的分裂，这也就是新教材表述的“扰民、党争”之祸，北宋最终走向衰亡。宋代理学家杨时对此发表观点，认为：“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蔡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10]现代也有学者指出应将王安石变法置入唐宋变革的历史契机中考察，改革的成败得失，绝非改革者的执拗性格使然，也不能单从集团斗争上去寻找原因，必须深入到表面冲突下的时代潜流中去探究。[11]在教学实践中，通过问题链的方式引导学生思考，切实把握逻辑思维的特点和规律，要求学生坚守常识，鼓励学生参与辩论、敢于质疑。并坚持正确的方法，进行有的放矢的努力，可以改善思维品质，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三、通过提升思维的品质保证公正性的思维

　　完全的思维公正是理想状态，公正性还要求我们同时期拥有思维的谦逊、勇气、换位思考、正直性、坚毅、自主性和对推理的信心等特质，这些特征整体发挥，才会保证思维的基本公正[12]。启动批判性的思维着实不易，每个人对一些现有观点难免会有情感上的依恋。当改变自己的看法时，相当于当众承认你原来的是谬误，这非常需要勇气和意志力。因此，我们要不断提醒自己思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让我们的思想更有深度，让我们的思想更加精确，宁可在理由充分、证据确凿时反复无常地改变我们的看法，也不要在缺乏论据、强词夺理的结论上执迷不悟。

　　教师在教学中要时刻与学生一道保持思维的谦逊，要认识到自己对未知知识的忽视程度，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有错误的信念、偏见和错觉。例如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时，他认为奴役印第安人是上帝的意愿，这一想法就是思维自大的表现。我们常常会以自我为中心，以当下的标准去衡量古人、评判历史。要跳出这一思维陷阱，需要强大的勇气，敢于否定自己、不迷信权威，得出最终结论的信心则来源于证据和推理，并将他们作为发现真相的重要工具，这对学生是巨大的挑战。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在历史上有过反转，古代社会总体上以批评为主，20世纪以后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首先是梁启超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还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此外列宁认为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荷马李说他是“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斯·韦伯认为王安石是在“国家社会主义尝试”；1944年时任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则认为“王安石是历史上推行新政的第一人”[13]。可谓赞誉之声不绝于耳，我们该听谁的呢？笔者在此给学生介绍11世纪的世界局势，力量对比上，东方的中国总体上繁荣、强大，而西欧社会从中世纪的纷乱中缓慢崛起。此时，有两件事被认为对近代西欧的发展有决定性作用：一个就是1088年博洛尼亚大学出现，另一个是自治城市的兴起，德国有谚语称“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分别代表了自由的思想和自治的精神。评判王安石变法可以将之放在11世纪世界大变革的时代中观察，叶坦在《大变法》一书中指出：“王安石变法有一些积极内容，但从整体上看，则是一次强化专制集权的事件。不仅在政治上更专制，而且在经济、文化上也强化专制，以保甲法加强了对百姓的管制，把一个本来已经有可能走向开放和民主的社会体制，又逆转回去了。”[14]教学至此，笔者特意提醒学生教师在展示不同的观点，要结合这些人所处的时代和变法的史实进行思考，最终回答教材为什么选择“王安石变法”？并给出合理的推论。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目的是告诉学生对历史的解读是多面向的，对王安石变法的争议以及对其现代性价值的探索本身就是我们学习这一历史事件的意义。历史的认识和理解也随着时代发生变化，世间万物，包括人的自身，其实都是在运动、变化中，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要从确定性走向不确定性。确定性是某一个时间的状态，不确定性是全过程各个状态的集合。一个思维公正的人注重结论，更会着重关注推理的重要性。而要得出合理的推理，就必须考虑不同的观点，思维的公正要求我们考虑从前从未考虑的推理，考虑合理的推理，根据更合理、更准确、更公正的推理调整自己的观点，当能够合理推理时，我们就能更好地进行思考[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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