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有助于“以史为镜”促进政府自身建设
我国具有悠久的边疆管理体制史，准确、全面把握边疆省、区传统管理体制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边疆管理的历史演进，是系统研究边疆省、区行政管理的实践基础和重要条件。为此，在深入总结和研究边郡（县）制、羁縻制、土司制、土流合一制等传统边疆管理思想，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自身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吸收本土理论中有益的传统资源，进而能够“以史为镜”用“本土化”的科学理论有力地促进政府自身建设。
（五）有助于完善中国特色边疆行政管理学
由于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的研究起步较晚，因而至今对有着悠久管理体制史和独具特色的边疆省、区行政管理这一“区域行政管理”的系统研究还有空白。“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②所以强化理论研究意识，采用科学的方法全面、系统地研究边疆省、区行政管理，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无疑能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边疆行政管理学作出有益贡献。
二、与边疆省区行政管理相关的特殊因素
边疆省、区与行政管理相关的特殊因素因其差异性和对行政管理影响的深刻性需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在综合、归纳、概括其主要特殊因素的基础上，采取“面”与“点”结合的方法，选择其中较具典型性的个案——云南省进行解剖，进而较为全面、具体、准确地剖析与边疆省、区行政管理相关的特殊因素。
（一）全国边疆省区与行政管理相关的特殊概况
综观全国边疆省、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与行政管理相关的特殊因素较多，然而其主要方面可以归纳为以下5个方面。
1.促进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任务艰巨。除辽宁、吉林、黑龙江3个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经济社会较发达、部分指标接近或略微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他边疆省、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都较为滞后。就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而言，2016年，甘肃省分别为25694元和7457元，云南省分别为28611元和9020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别为28463元和10183元，西藏自治区分别为27802元和9094元，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别为28324元和10359元，均远低于全国平均数的33616元和11149元。③致使边疆省、区政府引导资源重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重塑，切实促进区域跨越式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仍十分艰巨。
2.维稳与反恐任务较重。随着经济社会转型和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化，与边疆省、区紧密相关的国内外行政生态环境越来越复杂，社会失序、心理失衡问题较为突出，民族、宗教问题与贫困、权益保障、“三农”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加剧了社会潜在矛盾，增加了维稳难度。此外，我国陆上边境线长达2万多公里，境外敌对势力在边疆省、区进行宗教渗透、“西化”和“分化”，“三股势力”有所抬头，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和宗教极端活动多发、易发且较难防范，进一步增加了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民族团结和保护各族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难度。
3.民族事务管理任务繁重。我国55个少数民族多为边疆省、区的世居民族，且有30多个为跨境民族。边疆省、区少数民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3.81%①，呈“大杂居、小聚居”分布。除黑龙江、吉林和甘肃3省外，其他的少数民族人口占比均达10%以上，其中辽宁省为15.19%，云南省为33.39%，内蒙古自治区为20.4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59.52%，西藏自治区为91.83%，广西壮族自治区为37.17%②。边疆省、区政府提升民族事务管理效能，促进民族聚居区尤其是人口较少民族同步进入小康社会，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任务仍然较为繁重。
4.宗教问题较为突出。边疆省、区宗教的“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特点较内地更为突出。少数民族群众大多信仰宗教，部分少数民族非党员群众几乎全部信教，宗教种类齐全、信教人数众多，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紧密相联，宗教的敏感性和复杂性都较强。既不能否认部分宗教教规、教义适应社会主义的积极引导作用，也决不能忽视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性、破坏性、危害性和跨境性等因素的消极影响。总之，宗教事务管理不仅任务繁重且十分敏感，稍有不慎就会引发棘手的民族问题、民族隔阂和矛盾。
5.农垦系统改革亟待深化。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农垦系统广泛存在于除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边疆其他8个省、区。由于边疆省、区农垦系统的分布点多、面广，并且存在政策不完善，定位不准，体制机制不顺，权责不清，产业不强，政企、政资、政社不分等多方面的问题，远未发挥出农、工、贸国有经济组织应有的骨干作用，各方面的改革都亟待深化，从而进一步增加了边疆省、区行政管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二）云南省与行政管理相关的特殊因素
云南虽然是个边疆省，但有8个自治州、29个自治县，民族自治地方的数量在全国省、市、区中居第一位，介于省和区之间。就其与行政管理相关的特殊因素而言，除具有前述和全国边疆省、区相同的外，还具有一些较之其他省、区显现得更突出的相关特殊因素。
1.民族自治地方改革与发展任务重。云南省的民族自治地方分布较广，8个自治州占全国自治州总数的26.67%，占全省州、市总数的50%，所辖县（市）的数量占全省县（市、区）总数的44.96%③；29个自治县占全国自治县总数的24.17%，占全省总县数的22.48%。全省37个民族自治地方占边疆省、区89个民族自治地方（4个自治区、16个自治州、69个自治县）总数的41.57%④。同时8个省辖市中有5个辖不同数量的自治县，最多的普洱市达9个，占该市总县（区）数的90%。此外，民族自治地方种类多，其中以1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的自治州5个、自治县14个，占全省民族自治地方总数的51.35%；以2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的自治州3个、自治县10个，占全省民族自治地方总数的35.14%；以3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的自治县4个，占全省民族自治地方总数的10.81%；以4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的自治县1个，占全省民族自治地方总数的2.7%。而且在4个自治州范围内又有以1至3个人口较少的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的自治县9个，占全省民族自治地方总数的24.32%。以上特殊因素致使云南省依法理顺域内民族自治地方与非民族自治地方、不同层级民族自治地方间关系，全面落实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自治权，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动力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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