讽刺幽默一类,对主人公进行挖苦嘲笑。 3
陈众议教授的文学“黄金定律”为《堂吉诃德》作一总
结。如果将小说视作一个函数,那么它一定有两个决定性的变量:主题和情节 ③ 。可以肯定
地说,《堂吉诃德》堪称主题的丰富性和情节的生动性的完美结合。一如堂吉诃德和桑丘的
主仆“二重奏”,塞万提斯的宗教情怀和崇高理想与其自觉不自觉的世俗倾向和现实主义创
作观,构成其小说主题的两面性特征。他又通过曲折的情节突出和放大了这种两面性。
先说主题。亚里士多德说,悲剧和喜剧的不同在于,悲剧摹仿高尚尊贵之人,喜剧则倾 向于摹仿卑劣之粗鄙人 ④
。在这个意义上,《堂吉诃德》既非悲剧,又非喜剧,但同时又两者 兼备。像《堂吉诃德》这样“含泪的笑”实属难能可贵,可谓寻求“道”与“器”之平衡的
经典 ⑤
。在《堂吉诃德》中,高贵和粗鄙共存,高模仿和低模仿并举,使人产生的不止是逗
趣(斗转星移,旧价值观在新兴的社会捉襟见肘,不合时宜),还有怜悯(高尚的理想主义
者节节败退),更有恐惧和敬畏(随着这最后一位斗士的消失,“为非作歹的家伙将没人惩罚, 到处横行了” ⑥
)。传统价值的庄严与崇高非但没有被嬉笑所瓦解,反而被重新确立了。塞万
提斯让堂吉诃德走下神坛,毫无法力和施展奇迹的能力,受尽世俗的捉弄与嬉笑,似乎颠覆
了救世主的原型,但与此同时又用他的执着、痛苦和死亡彻底颠覆了世人的嬉笑怒骂,回归
了传统价值观。只不过这种回归是挽歌似的,就像高乔人的史诗《马丁 菲耶罗》一样,历
史的一页已经翻过,无法逆转。无论是堂吉诃德还是塞万提斯都无法力挽狂澜,因为“一个理想主义时代业已终结,一个物质主义时代已经开始” ①
。
文艺复兴的伟大一面几乎在时人中一拍即合,被广泛接受,后世更是对人文主义的光辉
高奏凯歌,但它的另一张面孔(无限放大了人性之恶)却被忽视了,就像中世纪文化曾被长
时间忽视一样。其实,马克思早就指出过本质,称文艺复兴乃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借用古希腊 罗马之名导演的一场新戏 ②
。只不过这一点被出于某种目的的重人本、重自由、重物质(或 曰重经济、重效益)的现代社会略去不看了。四百多年前的塞万提斯就已借助堂吉诃德(文
学的虚构一面、理想、信仰的化身)和桑丘(文学的真实一面、现实、世俗的化身)既肯定
了文艺复兴的一些积极方面,又直指它的弊端。他通过真假疯狂主题、基督教真爱与世俗之
爱主题、友谊与利益主题、寂静与喧闹主题、正统与他者主题、诱惑与坚定主题、人生的戏
里戏外主题等这一系列充满矛盾的主题,总结并拥抱了传统的价值和审美取向。
西班牙当代作家蒙塔尔万在他的小说中不无讽刺地说:“西班牙人总是对幼稚存有恐惧,
生怕别人把他们当成孩子『......』其实西班牙人也有幼稚的情结,哪怕他们其实并不幼稚。” ③
可见对于当代西班牙人(其实又何止西班牙人)来说,堂吉诃德的幼稚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与其说塞万提斯是一个彻底的人文主义者,不如说他是一个传统的卫道士。他试图为即将进
入狂欢时代的人类保留那最后的一点童贞和无邪。
再说情节。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情节的三个重要成分是突转(行动从一个方向
转至另一方向)、发现(从不知到知的转变)和苦难(毁灭性的或包含痛苦的行动) ④ 。堂吉
诃德每一次从理智转向疯癫,又从疯癫转向理智,每一次新的发现和冒险,每一次遭受的苦
难构成了小说的跌宕起伏。正如《俄狄浦斯王》中报信人的安慰本是为解除俄狄浦斯害怕弑
父娶母的心理,却反证明了其弑父娶母的事实,造成了截然相反的悲剧效果,《堂吉诃德》
中也有类似的突变情节。学士假扮镜子骑士,欲让堂吉诃德被打败后乖乖回家,反而被堂吉
诃德击败,更增添了堂吉诃德对自己骑士身份的坚定信念。堂吉诃德欲帮助青年摆脱主人的
虐待,但反倒使其处境更加艰难。桑丘哄骗主人,说杜尔西内娅着魔变成了乡下姑娘,而公
爵夫人又哄骗桑丘,让他坚信反倒是是自己上了魔法师的当。公爵本欲捉弄堂吉诃德,命仆
人与其决斗,但仆人竟然意外爱上堂吉诃德要保护的女子,主动投降愿与之成亲。
接受美学理论家沃尔夫冈?伊瑟尔认为,作品的意义具有不确定性,这种意义空白,即
“召唤结构”,召唤读者参与其中,不断追寻作品的真正含义。《堂吉诃德》正是这种召唤结
构的完美诠释,主题(文学的、道德的、思想的)加情节(事与愿违、理想与现实的交锋、
真实与虚假的对阵、肯定中的否定与否定中的肯定)的完美结合,令小说成为一个庞大的迷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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