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苏联学的起源(2)

(二)四个夭折的研究项目

十月革命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对美国人也产生了震动。美国学界有些人敏锐地意识到了苏俄对于西方的挑战，尽管与国家 安全无关，但布尔什维克推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对西方传统思想造成了冲击。他们试图理解俄国土地上发生的大规模“社会试验”。尽管对于苏联的政治态度不尽相同，有的亲苏，有的反苏，但这一时期的学者都强调，只有通过多学科

(multi-disciplinary)方法才有可能准确理解苏联[16]。大卫·英格曼(David C. Engerman)的研究表明，自1920年代中期到1930年代初，美国学者曾发起过四个研究项目对俄国问题展开研究。然而，因为种种原因这些项目最终都胎死腹中。 第一个倡议多学科研究俄国的项目是在1924年提出的。当时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公使 提议，在布拉格建立一个美国斯拉夫研究所。当时这座城市聚集着几百个俄国政治流亡者，在这里建立研究机构的条件得天独厚。前文提到的哈佛大学的柯立芝成为所长人选。然而，美国国务院否决了这个申请，理由是研究所不能占用美国公使团驻地。当时洛克菲勒基金会专心资助社会科学，对国际研究项目缺乏兴趣，也拒绝为该倡议提供资金。两年后该项目流产。

美国学者的第二次尝试是在1925年。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柯立芝的学生弗兰克·戈尔德(Frank Golder)倡议建立了一个美俄联合研究所，致力于研究俄国革命。戈尔德认为，布尔什维 克主义是对文明的一个贡献，它在经济、社会、教育和政治领域的试验应该得到客观地研究。对于俄国发生的这场大规模变革，多学科研究是唯一适当的学术方法。这个项目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然而，苏联政府对此怀有疑虑和戒心，始终没有对这个项目提供实质性支持，最终拒绝与美国人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该研究所存在四年之后无果而终。

1928年，从苏联访问归来之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保罗·道格拉斯(Paul Douglas)提议建立一个“苏联经济与政治试验学术研究项目”。他认为，其他国家应该学习苏联生活中发生的巨大 变迁，包括生产、交通、产业、工会、政治结构和司法行政等领域。苏联试验的巨大规模以及对公共生活的彻底介入都是史无前例的，对这项试验进行研究对世界其他地区是有益的。考虑到苏联政府的戒备心理，道格拉斯只希望它为美国学者发放签证，并提供在苏联自由旅行的机会。然而，苏联政府对这些都没有同意。

同年，苏联宣布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

随着苏联经济和社会变革速度的日益加快，美国学界对于苏联的研究热情也高涨起来。1931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佩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麦克穆雷(J.V.A. Macmurray)又提议，建立研究项 目对苏联展开多高校(multiuniversity)和多学科研究。作为一名前外交官，麦克穆雷的目标是将研究成果直接运用于外交决策，所以他希望与国务院展开紧密合作。然而他的团队成员只希望与政府保持最低限度的联系。这项动议最终被洛克菲勒基金会否决，原因也是它过于明显的政治和外交取向[17]。

尽管这些研究项目都夭折了，但1938年又有人提出建立俄国以及其他地区研究项目。然而反对的声音也很多。除历史之外，其他的社会科学学科都对“地区研究”这个概念很冷淡。在它们看来，一个学科应该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在这一点上地区研究的价值值得怀疑[18]。实际上，包括苏联学在内的地区研究真正兴起，是二战结束以后的事情了。

三 1941~1950年代初：苏联学兴起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据说，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国内可以阅读日语的人屈指可数。美军缴获了日军地图，但因为没人能够看懂，使许多美军士兵白白丢了性命，而且这种情况不止发生一次[19]。战争的需要使得美国政府和学界不得不关注欧美以外的其他地区。战争也暴露了美国长期忽略对苏联研究而造成的严重弊端。当时美国军事情报部门只有12名苏联问题“专家”，但战争进展所需要回答的问题又非常多。比如， 苏联坚持战争的后备力量问题；美国对苏联援助的数量和力度；苏联港口的转运能力问题等等。这些都要求美国一方面利用现有资源迅速展开对苏联的研究，另一方面加紧培养俄语人才和苏联问题专家。

(一)战时机构和举措

基于战争对情报的需要，1942年美国成了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内设研究与分析部门(Research and Analysis Branch)，其中的苏联处(USSR Division)成为二战期间美国官方苏联研究的主要机构。由于战前对苏联疏于研究，战争中能够找到的材料十分有限，来自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甚至石油、粮食、工程等各领 域的60名专家，只好把各自的材料集中起来，运用多种研究手段获取有价值信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很大程度上出于无奈的多学科研究方法，战后成为了苏联学的“标准范式”。

培养人才方面，为应对战争急需，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几天之后，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就在康奈尔大学举办了外语突击培训班，开设的第一门课就是俄语[20]。随后的1943年和1944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这个大学又举办了“当代俄国文明特别研究项目”，将多学科方法运用到了具体研究之中。该项目由文学教授厄内斯特·西蒙斯(Ernest Simmons)领衔，成员既包括学者又包括了一些非学者，有几个甚至还对苏联保持同情。他们的研究成果从多个角度对苏联进行

了分析。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美国苏联学诞生的标志，这是不无道理的。此外，美国军方也建立了俄国语言和文化项目，对军事人员进行突击培训，当时这些项目的侧重点放在大学本科水平。

二战结束前后，美国学界开始采用多学科方法对某一外国地区或文化进行理解和分析，这就是地区研究。战后美国大学建立了许多地区研究系、研究中心或者研究所，致力于对拉丁美洲、中东、亚洲和非洲等地区的研究。当然，对苏联及东 欧地区的研究可以说是规模最为庞大也是最为重要的。从国际格局来看，战后美苏取代欧洲列强成为世界两大主要强国。特别是随着冷战的展开，对苏联的研究已经超越纯粹学术探索范围，而上升到国家安全和战略的高度。美国政府急于了解这个还很陌生的超级大国，美国学术界对国际舞台上这个后起之秀的关注，也不再仅仅停留于其社会实验方面。 (二)战后初期的研究机构

1946年，葛若德·罗宾逊(Geroid T. Rob-inson)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俄国研究所(Rus-sian Institute at Columbia University)。这是美国高校建立的第一个专门的俄苏问题研究机构， 开创了美国苏联学的一代风气之先。两年以后，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拉夫研究所相继成立。这些机构旨在培养研究生，为教学、学术研究和政府部门训练专家，也为新闻、商业、法律和行政部门培训人才[21]。

从研究方法上看，这些研究机构都主张对俄国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以哈佛大学为例，其俄国研究中心主任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Kluckhohn)1949年写的一份机构介绍中指出，中心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对俄国制度和行为的研究，探索苏联国际行动和政策的主要动机”。该中心注重多种学术路径的综合，例如，对苏联共产党的 研究，“不仅要有政治学家的视角，而且要有经济学家、心理

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视角”。中心的原则是跨学科方法，即“不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在项目中共同进行研究，每个学者为项目贡献他自己领域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这些在以往俄国研究中被忽略的领域，要得到加强”[22]。

实际上，这些机构的创立者们本身都是不同学科的专家：罗宾逊和伯克利斯拉夫研究所所长罗伯特·柯纳(Robert J. Kerner)是历史学家；克拉克洪是人类学家；哈佛俄中心执委会成员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艾利克斯·英克尔斯(Alex Inkeles)是社会学家；哈佛难民访问项目(Harvard Refugee Interview Project)负责人雷蒙德·鲍尔(Raymond Bauer)则是社会心理学教授[23]。在他们的领导下，1940年代和1950年代这些机构研究生培养的要求是，每个研究生除了要在历史学、文学、经济学、政治学和外交政策等五个基础学科内学习之外，还必须参加一个跨学科的研讨班或学术会议[24]。这与后来政治学家占据苏联研究领域的中心位置的情形有很大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美国高校和慈善基金会密切合作，共同推动了苏联研究的发展。基金会一直以来是俄国研究的主要支持者。例如卡内基基金会曾将哈佛、哥伦比亚和斯坦福三个大学作为备选地点，以建立一个俄国研究中心，最终哈佛大学被选中。而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俄国研究机构都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福特基金会也不甘落后，1952年它发起了一个国外地区奖学金培训项目(Foreign Area Fellowship Training Program)，以资助研究生在苏联等非西方地区进行培训、研究和旅行[25]。

除了研究机构之外，有两个主要的苏联研究学术团体也在这时成立。1946年成立的斯拉夫研究联席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SlavicStudies)，成员由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和社会科学研究协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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