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3)

上述的时代特征、战胜国的共识与各国的打算，在凡尔赛体系的建立过程中都得到了反映，尽管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也留下了以后冲突的根源。

二、凡尔赛体系的问题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在凡尔赛体系中战胜国的要求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满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凡尔赛条约第231 条规定德国和其盟国应当承担战争责任，这实际上就使战胜国对战败国索取巨额赔款合法化，于是条约规定德国和其他战败国要向战胜国赔款。其二，对德国的领土安排和军事力量的严格控制，以及对德国殖民地的瓜分，对德国在中国山东利权全部移交日本等等，满足了法国、英国和日本的一些要求。其三，对波兰的复国，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和南斯拉夫国家独立的承认，部分尊重了民族自决权。

但是凡尔赛体系留下的矛盾和问题也极为严重。这些问题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产生了持续性的影响。 首先是战争的罪责问题。大量的资料已经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共同发动的，战争的罪责应当由双方承担。但是战胜国根据强权政治的原则，在凡尔赛条约中规定德国负有发动战争的罪责，给战胜国掠夺战败国提供了依据。但是它至少造成了两个极其严重的后果： 其一，根据这一条款，使构成凡尔赛体系的几个主要条约对战败国极为苛刻，其掠夺性骇人听闻，因此，必然导致

战败国与战胜国之间矛盾的加剧。德国虽然被迫在条约上签字划押，但从未承认过自己的失败，并对凡尔赛条约充满仇恨。例如，当1919年5月12 日德国国民议会讨论是否接受和约时，参加会议的所有党派从未有过的空前一致反对批准和约，会议主席费伦巴赫曾用这样的话来结束会议：今天的会议进程是目前这一痛苦时期的巨大安慰。这是德国人民的全体代表反对他们命令我们接受的残酷和约的强有力的表现。谁也不能说我们中间有细微的分歧，有不同的心情；不，所有发言人的心情都是同样炽热的！我们不能接受这项和约。在和约的签字之日，德国各右翼报纸在第一版都加上了表示哀悼的黑框。（注：科佩尔·S ·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下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30—531页，第532页。 ）可以肯定，随着国力的恢复与增长，德国必然会从要求修改条约到不履行条约，直至撕毁条约。实际上在巴黎和会期间，和约的缔造者之一、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就预感到了这种危险。他在1919年3月25 日的《枫丹白露备忘录》中写道：“历史证明，一项作为外交技巧和政治家手腕的成就而受到胜利者欢呼的和约，即使从长远后果看来是适度而有节制的，也必将被证明是目光短浅的，并且对胜利者来说，也是充满危险的。”他还说：“你们可以夺走德国的殖民地，将它的军队裁减到只够建立一支警察部队的数量，将它的海军降到五等国家的水平。这一切终归毫无

意义，如果德国认为1919年的和约不公平，那么它将会找到对战胜国进行报复的手段。”（注：《枫丹白露备忘录》的全文，见劳合—乔治：《和约真相》，第1卷，伦敦1938年版，第404—416页。 ）积极主张掠夺德国的法国元帅福熙也预言：“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的休战。”实际上，和会刚刚结束，德国的复仇主义者就喊出了“打倒凡尔赛条约”的口号。战后民族主义和复仇主义在德国的蔓延，是30年代纳粹党得以上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二，魏玛共和国本来是德国历史的进步，但是由于它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被迫接受凡尔赛条约，因此无论是德国的右派还是左派都对共和国十分反感。右派认为它是在对帝国的革命中诞生的，特别是与屈辱的凡尔赛和约联系在一起；左派则认为它是镇压了11月革命的结果；而魏玛共和国本身也的确是继承了战败的苦果；而战胜国只要求这个共和国承担战争罪责，对加速德国的民主化进程置若罔闻，使本来就先天不足的共和国更失人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怀念帝国，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铁腕人物“重振国威”，这种社会状态便成为纳粹党和希特勒上台的社会土壤。 第二是赔款问题。这个问题是凡尔赛体系中悬而未决的最复杂的国际问题之一。巴黎和会之所以对赔款没有决定总数，是由于主要战胜国的态度极不一致。美国并不希望德国支付大量赔款（在“十四点”中美国只主张德国对比利时和

法国北部受到的战争破坏进行赔偿）；英国希望赔款有一定限度（尽管劳合—乔治曾向国民保证过要让德国拿出最后一个铜板），法国则坚持要德国支付大量赔款。由于意见分歧太大，所以无法确定总数，只有留待以后由外国人组成的赔款委员会去作出随心所欲的规定。后来赔款委员会在法国的支持下规定德国应支付1320亿金马克，分42年还清，这就根本超过了德国的支付能力。即使是头两年零4个月应当支付的200亿金马克的规定，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当时参加巴黎和会的英国代表团成员、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正是因为坚决反对和约对德国和欧洲的经济政策而辞职的。他在辞职后写了一本有名的书《和约的经济后果》，其中他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出发，指出这种要求德国支付赔款的方法是“年复一年地永远地把它（指德国）的皮剥光。无论这种手术作得如何熟练和小心，在手术中多么注意不要杀死病人，它却代表了一种政策，这种政策如果真被采纳并蓄意实行，人们的判断就会宣告，它是一个残忍的胜利者在文明史上所干出的最凶残的行为之一。”（注：齐世荣，前引书，第40页。关于凯恩斯对德国支付能力的估计，还可参见《凯恩斯文集：预言与劝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15页。）

德国虽然被迫接受赔款，但抱着“履行它，就是要证明它无法履行”的策略，并利用战胜国之间的矛盾，消极对待

赔款，于是不仅法国与德国的矛盾不断激化，法国与英美之间的不和也日益严重。因此战争虽然结束，但20年代初期的欧洲并没有真正的和平。1923年由于赔款问题而导致的法国和比利时对鲁尔的占领，引发了战后一场尖锐的政治军事危机，并使欧洲几乎到达了战争的边缘。

在这种情况下，战胜国意识到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事实证明凡尔赛条约中关于削弱德国的政策是行不通的，要想解决赔款问题，必须先使德国的经济生活正常化，这就需要资金的注入，但是没有美国的参加，资金问题无法解决。 就美国来说，它没有批准凡尔赛条约，也没有参加国联，对欧洲不承担任何政治义务。但是美国并没有放弃通过经济手段参与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打算，鲁尔危机给美国提供了机会。然而美国并不是通过重新规定德国的赔款总数直接解决赔款问题，而是派与官方关系密切的非官方人士、银行家道威斯来解决德国的财政金融问题，通过稳定货币、平衡预算、对德国提供贷款等方式使德国的经济生活正常化，使德国在支付赔款方面有了固定的来源（用税收、铁路和工业债券的收益来支付赔款）；并且只规定了5年的赔款数额。这就是道威斯计划。

道威斯计划是对凡尔赛体系的调整。这种调整主要在于战胜国对德国政策的改变。它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道威斯计划以向德国提供大量贷款的方式，变削弱德国的政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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