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问题 【原刊地名】沪 【原刊期号】200003 【原刊页号】3～9,18 【分 类 号】K5 【分 类 名】世界史 【复印期号】200009 【作 者】徐蓝

【作者简介】徐蓝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密切相关；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中发生的每一个重大的国际事件，又无不直接或间接地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相关联。因此要搞清和理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就不能不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建立说起。该体系建立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其自身存在的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最终导致崩溃。它的彻底崩溃之时，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之日。

一、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及其建立的时代背景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1.巴黎和会及其后协约国及参战各国与战败国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包括

对德国的凡尔赛条约，对奥地利的圣日尔曼条约，对保加利亚的纳伊条约，对匈牙利的特里亚农条约，对土耳其的色佛尔条约和洛桑条约）；2.国际联盟的建立（国联盟约是上述每一个条约中的第一部分内容）；3.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四国条约，五国海军条约，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九国公约）。因此，如果我们说到凡尔赛体系，就是指上述的第一和第二方面的内容，由于洛桑条约是1923年7 月战胜国与土耳其凯末尔政府签订的，并以此代替了色佛尔条约，所以我们可以说，凡尔赛体系是一战后列强经过近五年的时间，终于在欧洲、中近东和非洲建立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新秩序。如果我们说到华盛顿体系，就指第三方面的内容，华盛顿体系是列强在战后建立的亚太地区的新的国际关系结构。于是，如果我们给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一个定义，可以这样表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列强先后召开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通过一系列条约和第一个国际性组织——国际联盟的建立，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维护战胜国利益和维持战后和平的新秩序，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是一战后国际关系的新格局。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人类进入20世纪并经历了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战争之后建立起来的。当我们站在战争的废墟上环视全球的时候，我们清楚地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世界政治地图的确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请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欧洲仍然处于中心的地位，它左右国际事务，分为两大军事集团，并为重分世界而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美国刚刚向海外发展，提出了“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口号作为其对外政策的核心，但还缺乏实力，也没有机会向全球施展它的影响。

俄国内部正孕育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但革命尚未成功，不足以对资本主义构成威胁。

日本开始崛起，但是欧洲仍然把日本看成是东方的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

亚洲正在觉醒，但其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尚不能对西方殖民利益给以致命的打击。

然而一战以后，我们看到的是另一幅世界地图： 欧洲相对衰落。一方面是欧洲分裂为战胜国和战败国，主要是受到战争创伤的英国和法国，以及战败了的德国和奥匈帝国，原有的四大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奥斯曼帝国）纷纷解体；与此同时，在中欧和东南欧已经出现了许多民族独立国家。另一方面，欧洲的世界中心地位受到来自非欧国家和地区的真正挑战。在欧洲的两侧出现了崛起的美国和社会主义的苏维埃俄国，在远东出现了恶性发展的日本和觉醒了的中国。

美国在一战后开始真正走出美洲，参与国际事务，并力

图左右国际事务，成为对欧洲主宰世界的挑战力量。 苏俄建立了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十月革命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系列革命，成为整个西方世界害怕的并视之为敌对的挑战力量。

日本利用大战获得了异乎寻常的畸形发展，独占了中国的东北地区，并想独占整个中国，在亚太地区对欧美的力量进行着挑战。

中华民族的觉醒，对西方的在华殖民利益以及整个殖民统治构成威胁。

可以想象，处在这样的国际政治版图之中，战胜国要对战后的世界作出安排，就不仅要考虑其自身的利益，考虑实力的对比，更要考虑变化了的世界形势。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战胜国在谋划战后世界秩序的过程中形成了两个前提和四点共识。

根据19世纪的经验，在经历了一场空前浩劫的战争之后，通过战胜国对战败国缔结和约的办法安排战后的世界，便成为当务之急。同时这种安排又是根据强权政治的原则来进行的。这就必然蕴育着今后冲突的根源。这是重建战后世界秩序的前提之一。然而，这场大战对战前世界格局所造成的一系列变化与冲击，也必然在不同程序上影响着主要战胜国的政治家们，并迫使他们对战后世界的安排形成了一些共识。这是战后世界秩序得以重建的前提之二。

那么什么是他们之间的共识呢？可以主要归纳为四点： 第一，英、法、美等主要战胜国都指责战败国是发动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并因此而要求战败国对协约国在战争中的全部损失进行赔偿，从而使战胜国可以堂而皇之地掠夺战败国并获得最大的利益。这其实正是它们进行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本目的。

第二，战胜国都认为社会主义的苏俄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致命威胁，于是苏俄问题便成为战胜国在处理战后国际问题时的一个无法摆脱的重要因素，并因此使他们在严惩战败国的同时手下留情，从而使战败国尤其是德国成为日后反苏反共的屏障。

第三，随着战争的进展，在欧亚大陆上不仅出现了苏俄，还在中欧和东南欧出现了一批民族独立国家，这种形势使主要战胜国的政治家们必须考虑民族自决权问题。因此无论是出于抵消苏俄的“和平法令”中关于民族自决权思想的影响，还是出于对战败国的惩罚和实现在战争期间对盟国所作的秘密许诺，主要战胜国都不得不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在符合他们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在处理战败国的领土问题方面有限地承认民族自决权，重建和建立一批民族国家。 第四，主要战胜国都要求建立一个超国家的常设国际组织，通过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国际法准则，以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维护主要根据战胜国的意志而建立的战后国际政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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