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课外补习的现状调查研究【教学毕业论文】(2)

教育科学系2009级小学教育专业毕业论文

称其为“影子教育”。

综合上述学者的共识，小学生课后补习的形式大致分为两类：家教和补习班。补习内容有两种：学校主科补习和才艺补习。学校主科指升学考试类学科，如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才艺类泛指非主要课程的学科补习或其他兴趣特长技艺类补习，如音乐、绘画、舞蹈、电脑、棋类、体育运动项目。小学生课外补习即为小学生在学校教育时间之外（如：各类法定假日、周末、学校寒暑假、放学后）通过聘请家庭教师或参加校外各类辅导班进行学校主要学科或才艺类辅导学习的教育活动。本研究中，笔者将“课外补习”限定为小学生在接受学校正规教育之外所参加的针对其文化课进行的辅导补习，其主要形式是参加补习班或者请家教，不包括艺术类补习班。

（二）国内外研究

国外对课外补习的研究要早于中国，目前笔者能够检索到的关于课外补习的学术文献，大多现于国外期刊与一些国家组织的咨询报告上，国内较为少见，课外补习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兴盛于整个90年代，并持续繁荣至今，这一领域的关注者并不局限于教育研究者，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也对课外补习活动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并且大量的研究成果己经或正在被许多国家教育政策的制订者所参考利用，对课外补习活动做出开创性研究。

1．国内研究

笔者在中国学术期刊网上进行相关文献的搜索，发现关于单科补习教育的浅析文章比较多，但是相关的对补习教育进行宏观分析的相对较少，大约有二十篇，这些期刊论文主要分析了补习教育发展的原因、现状、影响等。其中相关硕士论文有四篇，这些论文在总结已有文献的基础上，不仅有理论研究地突破，同时进行了实证研究。

（1）从课外补习的规模来看

在香港，李（Lee，1996）对507名学生的调查发现：26%的低年级中学生，34%中年级中学生，41%高年级中学生，正在接受补习。

李水山（2007）指出，在韩国全国的中小学中有280所示范性“课外学校”，全国98.9%的初中和小学实施“课外学校”教育，42.6%的学生接受这种“课外学校”教育（其中小学生36.4%，初中生28.9%）。

（2）从课外补习的影响因素来看

雷万鹏（2005）研究显示：家庭收入和母亲的教育程度是影响高中生是否参加补习的显著影响因素，地区背景、城乡背景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对教育补习支出有显著影响。

（3）从课外补习的支出来看

魏新等人对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负担率进行了调查研究，表明家教育支出负担率与家庭人均收入呈反向变化，与恩格尔系数呈同向变化。

孙彩虹通过对2001年重庆市中小学生家庭近20000份教育消费支出的调查资料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表明：父母学历、家庭收入、家庭人口规模、地区发达程度等都是影响家庭教育消费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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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重要因素。

丁小浩、薛海平在2005年的实证研究表明家庭经济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教育支出结构，不同收入阶层的家庭在选择性教育支出上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进而会影响不同收入阶层家庭的子女在接受教育的数量和质量方面的公平性。

（4）从课外补习的政府政策来看

经考察可以发现，政府对补习的政策反应主要有严厉禁止政策、混合型政策认知监管政策、自由放任政策、积极鼓励政策五种。韩国政府曾经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对补习教育实行过两次严厉禁止政策，但是实践证明严厉禁止政策是失败的、行不通的；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对待补习教育的政策都是采取混合型和认知监管的政策，对待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在越南和柬埔寨等极少数国家对补习教育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因为这些国家的教师待遇极低，政府没有足够能力提高教师待遇，于是就放任教师参与补习教育获取额外经济收入；新加坡政府通过立法保护、实行税收优惠、提供补贴等手段对课外补习活动实施积极鼓励政策，认为补习能满足学生需求，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不仅对学生和老师有利，对国家也无害。通过对我国在 1996 年、2000 年和 2002 年出台的政策梳理可以看出：我国对补习教育采取的政策是混合型政策，即对不同性质、不同种类、不同程度的课外补习采取不同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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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外研究

课外补习主要教授公立学校的教学内容，依附于公立教育而存在，因此补习教育在国外被称为“影子教育体系（shadow education system）”。如今，课外补习在很多国家发展规模庞大，成为公立教育的重要补充。国外对补习教育的系统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研究文献比较丰富，主题也较广泛。限于篇幅，下面主要介绍比较有影响力的研究。

Stevenson 与 Becker 在对日本教育的研究中，首次提出课外补习是一种“影子教育”，并从教育社会学的视角得出结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的子女要比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的子女获得更多的补习机会。

（1）从课外补习的规模来看

Bray综合许多学者研究发现，课外补习在亚洲国家和地区最为活跃，主要分布于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在世界的其他几个地区，包括非洲、南美、欧洲也出现了增长势头。在大多数国家，由于课外补习是非官方的，因而大多数数据比较缺乏，只能从一些零星的研究中找到，但这些统计资料帮我们勾勒出一个课外补习的大体轮廓。

Aggarwal（1998）指出，在1997年对印度德里7879名小学生调查显示，39.2%的学生都在接受私人补。Yasmeen（1999）也指出，70%的城市学生接受超过一门课程的私人补习。

（2）从课外补习的强度来看

De silva（1994）的研究表明，11年级学生平均每周参加课外补习的时间为8.6小时；在13年级中，文科生平均每周补习4.3小时，商科生平均每周补习6.1小时，而理科生每周补习11.5小时。虽说部分13年级的学生补习时间低于11年级，但可以发现文科生与商科生的考试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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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要比理科生小，因此，这也从一侧面反映了课外补习教育对考试和正规教育的依附性。

（3）从课外补习的课程选择来看

Kwan-Terry （1991）的研究表明：在新加坡有55%的小学生和29%的中学生在校外补习英语，而母语为英语的家庭中的子女，参加英语补习的比重最低。这表明，当熟练的外语对个人发展极有利时（在新加坡，以英语为交流语言的家庭相对而言较为富裕），外语必然是课外补习的受欢迎科目。

Tseng（1998）的研究表明：数学是台湾高中生参加最多的补习科目,他的调查样本中有近一半的学生参加数学补习，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参加英语补习。

De Silva （1994）的研究表明，在斯里兰卡，13年级的学生（相当于我国的高一或高二）中，有100%的学生参加纯数学或应用数学的补习，参加化学与物理补习的分别占84%和83%。

Chew与Leong（1995）在对4340名马来西亚小学和中学学生接受补习的学科数的调查表明，参加课外补习的学生中，半数以上的学生只接受过一门或两门学科的补习，但是差不多20%的学生接受补习的学科达到了5门或者更多。

（4）从课外补习的影响因素来看

英国学者萨恰洛普洛斯指出，家庭收入状况和家长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子女受教育的多少和子女能否获得较好的职业是有影响的。卡诺依指出，不同家庭对教育质量（教育成本的某种函数）的期望值不同，会导致家庭教育支出高低不同，不同经济收入家庭对教育的投入也不一样。

Hashimoto和Hea1h（1995）运用日本1989年全国收入与支出调查资料探讨了家庭收入与教育支出的关系，研究发现：家庭教育支出平均收入弹性是1.72，远大于其他消费支出弹性；中等收入家庭教育支出弹性最大，但很大一部分低收入阶层教育支出收入弹性也大于1，最高收入阶层收入的弹性系数甚至为负。

综合国内外已有文献发现，现有文献的多数论述主要为概括性与思辨性的分析，主要是对学生课外补习的现状、原因、影响等方面的描述性研究。以往研究表明：相对于学校教育的“影子教育”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无论从文化层面、经济层面还是教育获得层面，都有其合理性，但其合理性不能消除其对社会、学校、家庭与学生个体的消极影响。但是，国内针对补习教育的实证研究还比较少，对于影响课外补习因素的探讨就更少了，比如所在学校质量对学生补习机率有没有影响；不同家庭社会背景的学生参加课外补习有没有差异？如果有差异，会不会引发新的教育不公平？但是这些研究无疑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国内教育补习现象，对政府出台合理的教育补习政策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另外，从研究的数据来看，国内现有关于课外补习的实证研究大多是借用别的项目的调查数据，专门针对课外补习的大规模调查还比较少，因而对教育补习现象的探讨是不全面和不深入的。可见，现有研究还存在许多不足，有些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

同时，课外补习并不只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它的存在主要受文化背景、正规学校教育特点以及该地区教育收益率的影响。此外，教育经济学家们发现，教育个人收益率更高的地区，课外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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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活动愈加兴盛。在这些地区，没有受过教育与受过教育的人，以及受教育程度低与程度高的人之间，收入差距巨大。在欧美及澳大利亚等地，由于基础教育己经普及，其相对教育收益率较低，因此课外补习不甚普及。课外补习如能像被期望的那样增进学业成绩，就必然能让学生接受更长时间的教育，以获得更高的学历，从而获得更多的个人收益。

我们还可以发现，学生参加补习的大多是能通过补习快速提升成绩的科目。如英语、数学与科学，在基础教育阶段，这些科目的知识层次相对较低，能通过补习有效提高成绩；而各国要求学生对母语掌握的标准都很高，知识层次和难度都处于相对较高的位置，如阅读、写作（听与说的技能在学生未进入学校时就已经学会了）很难通过短时间的培训来提高成绩。另一方面，许多国家重视数学与科学的补习，这是因为理工科的学生毕业后更容易迅速地将人力资本转化为个人收益。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着目的性抽样原则，笔者以XX市第23小学的学生为研究对象，来了解他们参加课外补习的基本情况。XX市23小位于西北边陲素有“塞外江南”美称的XX，是一所以汉语授课的全日制小学，该小学的教学质量、教师素质、学生成绩与本市其他小学相比处于中等水平，因此，这个学校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二）研究方法

1．文献法

文献分析是研究者进行论文写作过程中常用的方法，对以往的研究者写作成果进行归纳和总结，有利于全面分析相关主题。笔者通过查找著作（3篇）、期刊（9篇）、论文（6篇）、报纸（4篇）等方式了解关于我国城市学生参加课外班方面的研究进程，并做文献综述，从而确定研究焦点；此外，笔者还阅读教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书籍，找出相关的理论文献，作为理论支撑点。

2．问卷法

笔者借用韦春林《小学生课外补习现状调查问卷》，采用封闭式和开放式题型相结合，封闭式题目由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择题组成；调查重点放在学生和家长，并适当涉及学校教师。问卷调查采用随机抽样法，选取了XX市23小学的六个年级的学生及其家长作为对象，进行有关问卷调査。该问卷的维度如下：学生及家庭的基本信息，参加课外补习规模、强度、支出、意愿等。该问卷是由学生与家长共同配合完成的，目的是了解我们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基本情况,以帮助同学们更好地安排课余时间。

3．访谈法

访谈就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面对面的语言交流，获取直接的信息，对于“研究的主题具有检验研究结果的作用”。笔者在研究过程中有计划地对市区小学生及其家长进行访谈，了解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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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课外班的状况。

笔者主要选取XX市第23小学，并设计有针对性的访谈提纲，利用经常到23小学实习的机会，对12名小学生进行了访谈（1一6年级中每个年级学生各2名）。然后对访谈结果进行归纳总结，以求在对课外补习现象获得感性认识和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结合相关的文献资料和理论进行分析、研究。

（三）统计工具

笔者利用Execl统计软件对收集到的数据资料进行相应的统计处理。

四、XX市小学生课外补习的现状

我国城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参加课外补习十分普遍。这种教育形式依附于主流学校教育，主要以提高学业成绩为目标，因此被称为正规教育的“影子”。目前我国学界缺少对课外补习的专门研究，因此对我国城市课外补习的规模、强度、原因、支出等信息缺少基本的了解；对影响学生参加补习的因素也少有探究；同时，也鲜有文献分析课外补习对正规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广泛影响。因此对于学生课外补习的研究已经成为很迫切很具有研究价值的课题。本文运用文献分析、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通过对XX市第23小学学生的抽样调查，从而了解XX市小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规模、强度、支出、科目与内容、意愿，影响因素等。

（一）课外补习的规模

表1 各年级参加课外补习的学生人数比例

年级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总计

年级人数 50 50 50 50 50 50 300名

报班人数 17 32 34 37 39 42 201

占年级比例（%）

34.0 64.0 68.0 74.0 78.0 84.0 67.0

从上表1可以看出，随着班级年级的增加，参加课外班的比例越来越高，报班主要集中在三、四、五、六年级；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可能是因为一二年级的学习打下一个最基本的知识基础，到三四年级报班，一来强化原来所学的知识，二来学习新知识，占据优势，获得更好的成绩。可见，在城市中参加课外班的小学生数量庞大，小学阶段学生参加课外班的比例比较大；其报班行为具有普遍性，也说明小学生参加课外班的行为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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