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教案(4)

2、“反者道之动”

《老子》基于对古代辩证思维成果的总结和现实社会、自然矛盾变化的概括，不仅看到了万物自身存在着矛盾，也看到了任何矛盾的双方无不向其相反方面转化，并深刻表述了“反者道之动”这一矛盾运动的普遍法则。 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 （第四十二章） 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第四十四章） 物壮则老。兵强则灭。木强则折。 （第七十六章）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第五十八章）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第二十三章）

“反者道之动”的命题，还包含着否定是辩证发展的必经环节的思想，认为事物向自己的反面转化，即自我否定是合乎规律的运动。所以它强“调弱者道之用”，认为“天下的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刚”（第四十三章）因此，处于柔弱地位，就必然会转化为坚强。

《老子》还认识到事物发展有一个由大变小，由低向高，由易而难，由弱变强，由柔而刚的发展变化过程。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 （第六十四章）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 （第六十三章） 天下莫柔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 （第七十八章）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 （第三十六章）

事物总是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从事物的量变讲起，但《老子》也直观地看到了事物的量变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发生质变，会自我否定，这是《老子》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光辉之点。 3、归根曰静 《老子》提出了反者道之动的矛盾转化观，承认物壮则老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但由于它反映的是没落阶级的思想，对前途有着很深的忧虑，因而特别强调柔弱的作用。它提出弱者道之用，并无条件的把柔弱胜刚强当作普遍原则。 人之生也弱，其死也紧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

（第七十六章） 认为人和万物初生虽然柔弱，但生机勃勃，活力充盈，可是一旦壮大或坚强了便会逐渐走向衰老和死亡，这是符合辩证法的。但《老子》虽然从自然现象和社会中概括了某些矛盾转化的法则，但它不愿正视矛盾，解决矛盾，推动事物向前发展，而是希图阻止事物的前进，使之凝固不动，这就陷入了形而上学。

柔弱胜刚强，指新生事物不可战胜，这是辩证法的真理。但这个生并不是可以自然而然得到的，没有一定的条件，不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社会矛盾是不会转化的，柔弱也不能胜坚强。老子有些循环论的思想，把事物的矛盾看成是无条件循环往复的过程；还有一些调和论，妄图通过和光同尘，消解矛盾，虚构了一个无矛盾、无斗争的玄同境界，走上了形而上学。

四、倒退的社会历史观

《老子》朴素的辩证法走向形而上学的归结，反映到社会历史观方面，形成了一系列保守的、复古、倒退的思想主张。他心中的理想社会是小国寡民的状态。 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老子》所幻想的乌托邦里，国小、人少、用不着各种器物，不需要车船和文字，用结绳记事就可以了。没有矛盾，没有战争，人们彼此孤立，自给自足，知足常乐。老子的思想是十分消极的。 由于要把社会引向倒退，《老子》极力反对物质文明和文化知识的发展，如说“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老子》第五十七章）还说什么“智慧出，有大伪”（第十八章）认为“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第七十七章）又说：“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七十五章）提出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第七十四章）警告。能够从总结历史教训中讲出一些深切时弊的话，这一点是可取的。但《老子》产生这种弊端的原因归咎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归咎于人类知识和发达，这就完全是因噎废食了。由于持有这样的观点，所以为统治者提供了一套愚民政策的统治方法：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为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老子》第三章）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第六十五章）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为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第五十七章）

老子反对社会历史向前发展，主张复古倒退，并非不要统治，真的要恢复到原始社会，它的真实用意是看到对人民只实行高压政策是行不通的，所以一方面妄图使社会倒退，毁弃物质文明，常使民无知无欲，这样人民就不会起来造反。另方面统治者的权势也不要过分暴露，所以宣扬柔弱、退守， “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六十六章）因此《老子》所谓“为无为，则无不治”，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权术。后来班固评论道家说“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术也。?（《汉书·艺文志》）。 总之，《老子》看到事物的普遍矛盾及其会向相反方面转化，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是它朴素辩证法的思想精华；但由于阶级立场的限制，它是突破性矛盾和反对转化的，从而又导致了复古倒退的历史观和某些服务于统治权术的形而上学诡辩论。

第五讲 孔子及早其儒家的思想

一、孔子的生平

孔子是中国春秋时期的重要哲学家、博学的学者、政治活动家、伟大的教育

家。他一生致力于维护正在崩溃中的奴隶制度(周礼)，他希望有一天能在齐、鲁这类国家复兴文王、周公之道。孔子一生到处奔波，企图找到实现他的政治理想的机会，但由于他的理想和当时社会发展的方向背道而驰，经常遭到一些新兴封建势力的反对，在政治活动中他失败了。

孔子一生主要活动是在鲁国。鲁国在春秋时期不但是东方各国的文化中心，也是当时旧周王朝管辖的各国文化的中心。公元前540年晋国韩宣子到鲁国访问，看到鲁国丰富的文物典籍，惊叹道：“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孔子的博学多艺和他所主活、受教育的环境有密切关系。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周灵王2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周敬王41年)。他的祖先是宋国大奴隶主（商代后裔微子启的后代），因宋国一次政治变乱，逃到鲁国，定居于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孔子的父亲做过鲁国的小官，孔子幼年(三岁)丧父，过了一段贫困的生活，早年做过管仓库、畜牧的小吏。中年在鲁国做过一段时间的中都宰和三个月的司寇。中年以后，他以全部精力从事教育工作，整理、研究古代文化典籍，并做出了卓越的成绩，曾删订六经。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有学识、有才干的学生（相传弟子三千，七十二贤）。由于他是贵族的后代，少时即懂礼，所以孔子在不做官的期间，他的生活主要靠“儒”的职业来维持。“儒”在当时是给富贵人家相礼的一批人。照孔子的描述是“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子罕》)《墨子·非儒》篇说：“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孔子和当时只会办丧事混饭吃的“儒”有所不同。因为他除了通晓奴隶主贵族养生送死的仪节外，还具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并关心政治，有一套哲学理论。孔子这一派的儒者，人才多、势力大，后来“儒家”就成了孔子这一学派的专名。从它的来源看，“儒”这一批知识分子是从古代专为贵族服务的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一批人。他们的思想意识、所受的教养、生活作风和奴隶主贵族有很深的联系。

由于孔子在社会政治生活和教育文化实践中的丰富阅历以及好学勤思的习性，使他成为春秋时代最大的思想家和学者，就在当时已被人们认为是“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墨子·公孟》)的杰出人物。但是孔子在政治上毕竟是个保守主义者，他相信周王朝是社会制度的最完美形式。所以他虽然生活在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但他不是站在这个时代的前列为新制度的诞生而大喊大叫，相反，他是一位哀叹世风不古而力图重建文武周公事业和他自己理想中的西周盛世而奔走呐喊的保守思想家。他对西周初年的政治家周公旦推崇备至，他经常形于梦寐：“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楚见周公！”（《论语·述而》） 但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末期，作为封邦建国制基础的井田制在瓦解，奴隶制在崩溃，社会即将进入土地私有制，进入封建社会，这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奴隶主贵族的最高代表周天子的权威旁落，各地诸侯也逐渐衰弱了，而大夫则日益骄横，陪臣执国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子式微，诸侯坐大，这是历史的趋势。社会上出现了过去所没有的秩序“混乱”现象。周天子失去控制全国的权力，诸侯不听天子的号令。在诸侯的国家中，大夫专权，不听诸侯的号令。政权逐步下移，说明新兴封建势力突破了奴隶制的束缚。孔子说：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

春秋时期的周天子已成了无足轻重的名义上的领袖。“礼乐征伐自 诸侯出”，

“陪臣执国命”已成为这一时代的特点。孔子从奴隶主立场看来，认为这种无道的现象决不能维持长久，最多延续三代或五代就会灭亡的。

孔子一生严守《周礼》所规定的名份，坚决反对违反周礼的僭越行为。如鲁国大夫季氏用了天子的八佾之乐舞，按照周礼的规定，只有天子才有资格祭泰山，而身为大夫的季氏居然也去祭了泰山，孔子对些事也非常生气，他认为泰山的神是不会接受季氏这咱违礼的祭祀的，难道泰山还不如林放（孔子的弟子）懂礼吗？

僭越虽然表面上是对周规定的仪节制度作了一些改动，但它意味着对奴隶制上层建筑的否定，所以孔子对此深恶痛绝。孔子对于僭越的行为都认为不可容忍，对于新兴地主对于奴隶主阶级的夺权更是不能容忍。齐国大夫陈恒杀了他的国君，听到这个消息时，七十多岁高龄的孔子怒不可遏，忍无可忍，立即去见国君，请求国君鲁哀公派他带兵去讨伐大逆不道之臣。

孔子看到奴隶主阶级江河日下，礼崩乐坏，痛心疾首，为挽救日见衰败的奴隶制，孔子为之奔走呼号，为维护封建礼制而呕心沥血。他克已复礼的主张到处碰壁，但从不灰心。社会变革中的新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孔子幻想“克已复礼”来调和各方面的矛盾，结果只能抱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矛盾心情度过了一生。正如鲁迅先生所形容的：“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孔子在政界失败了，便去从事文化教育，拿起文史作为斗争工具，从思想意识方面继续鼓吹自己的政治主张。孔子一生的主要思想集中在《论语》一书中。《论语》是孔子教育学生而发的议论，有感而发，言之有物，真诚可信，但也是随想录性质的东西。

二、礼和正名思想

礼的意义在古代至为广泛，它包括国际交际的礼节仪式，贵族的冠、昏、丧、祭、燕、飨的典礼，也包括政治制度、道德规范等内容。孔子认为周王朝吸取了夏朝、殷朝制度的优点而制定的周礼是十分完备、值得遵奉的。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学而》)。历史表明夏朝巳确立了私有制，出现了阶级，有了奴隶制的萌芽和国家机构；殷、周已进入发达的奴隶社会。夏、殷、周三代的礼(制度)是奴隶制不断补充发展逐渐完善的过程。孔子由此推断说，即使百世以后，可以预知它的制度总不外是对周礼的补充和发展。他认为周朝的制度、文化是夏、殷以来文化发展的高峰，所以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主贵族等级制，和以奴隶主贵族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是周礼的基本内容，在国家政权方面要维持“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不能“自诸侯出”，更不允许“陪臣执国命”。在家庭关系中，要维持周道亲亲的奴隶宗法制度。以父子关系说，即使父亲做了坏事，比如说偷了人家的羊，当儿子的为了尽孝道，必须包庇父亲的愉盗行为，反过来，父亲对儿子的坏事也要替他隐瞒。父子的互相包庇就是最公正无私的道德。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子路》）。臣对于君，也应当这样。孔子对鲁君的违礼行为也采取了包庇的态度。鲁昭公娶同姓女为妻，有人问昭公是否知礼，精通周礼的孔子明知鲁昭公违反周礼，但他回答说：“知礼”。后来经过别人指出昭公这一严重违礼的事实，孔子并不分辩，只说“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述而》)，他自己把错误包下来，终不提昭公违礼的事实。

孔子处在周礼崩坏的时代，仍坚决按照周礼为尊长讳的原则，认为君违礼不能指摘，臣违礼则不能允许。

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是西周奴隶制与新兴封建制的矛盾。所谓礼坏乐崩，是新兴封建势力在发展中要求突破旧制度束缚的必然的结果。当时封建制度的上层建筑尚未形成，旧礼已成为历史前进的障碍。新兴的封建势力以及进步人土，认为继续对奴隶主贵族统治者(君)奉行西周以来的旧礼，对那腐朽的统治者阜躬屈节已有些看不惯。孔子守礼的行为经常受到当时多数人的反对，他说：“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八佾》)。

客观现实和孔子的主观愿望背道而驰。在奴隶大批逃亡、反抗的情况下，争取劳动力是奴隶主贵族最威迫切的任务，孔子看到光用命令和刑罚巳不能遏止奴隶解放的洪流。“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为政》)。光用行政命令、杀戮刑罚，只能暂时奏效，还不能使劳动者(民)从思想上不反抗。在客观形势的逼迫下，孔子主张对劳动者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才可以使劳动者“有耻且格?（《为政》）。但是道德、礼教是有阶级性的。孔子主张用德治，礼教并不意味着奴隶主放下了皮鞭和刑具而去说服教育，而是在皮鞭和刑具之外又加上奴隶主阶级的德治礼教的灌输，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育了统治者，他们开始懂得用一手进行统治不够时，就用两手，孔子企图用思想教育的方法去维系正在崩溃中的奴隶制。

在不触犯奴隶制的原则下，孔子要求奴隶主发些慈悲，要对奴隶讲讲应当服从做奴隶的道理。但孔子的礼的学说是有阶级性的，孔子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礼是外在的形式的约束，而仁才是内在的精神的实体。 孔子看到向封建地主阶级争取劳动力的重要性，他提出了“礼”必包含“仁”的学说。当时封建地主阶级为了发展生产，扩大财富，用改变一些对劳动者的榨取的方式，以便于争取劳动力。孔子希望维护奴隶制，使它不要彻底冲垮，被迫主张对劳动者的人身束缚放松一些，对劳动者的思想教化要加强一些。孔子的“仁”的学说就是这一社会矛盾的反映。

春秋末期，旧制度(礼)加速地崩坏着，名存实亡的现象十分普遍。孔子从唯心主义、保守主义的观点认为当时的“实”不符合于西周的制度。比如说，按周礼，君之“实”要符合君之“名”，臣之“实’’要符合臣之“名”。而当时，“实”际上的君已做不到周礼所规定的君之“名”所应当有的职分，“实”际上的臣巳不安于周礼所规定的臣之“名”所应尽的职分，“名”存，“实”变。孔子认为“实”的变化是不应该的，他要用“名”(周礼的规定)去纠正已经改变或正在改变的“实”。他说“名失则愆”(《左传》哀公十六年)，认为社会的混乱是由“名”“实”的混乱引起的。孔子说，如“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 “正名”的政治涵义就是用周礼作为尺度去正定名分。孔子对齐景公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正名的主要内容。但也可以从孔子在政治上对名实关系的看法透露出孔子关于概念(名)和它所代表的具体事物(实)的关系的看法。孔子认为政治的混乱是由于“名”的不正而引起的，这显然是唯心主义的、以“名”为第一性的名实观。在他看来，现实世界之“实”，违反了周公之制的“名”，才引起了许多无道的反常现象。他为了挽救周礼崩坏的残局，他强调对于“名”要 有正确的认识。

在一定条件下，正名对于成事不是毫无作用的。有了明确的概念，对于实践

百度搜索“77cn”或“免费范文网”即可找到本站免费阅读全部范文。收藏本站方便下次阅读，免费范文网，提供经典小说综合文库中国思想史教案(4)在线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