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弗洛罗夫(2)

通过逻辑的道路不可能认识真理。”10他还说：“为了理解真理，理性本身应该与精神世界的全部规律相一致??，因此，一切最深刻的思想真理只有内在地、与一切存在在道德上充分协调一致地建构起来的理性才能达到。”11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一思想讲得最尖锐、最深刻。他指出，西方文明主张人依靠科学理性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但这必然导致血腥的战争：“你们注意到了没有，最狡猾的血腥屠杀者几乎都是最文明的大人先生们，??人一旦有了文化，即使不是变得更为嗜血成性，那也一定会变得比以前的嗜血成性更坏、更丑恶。他从前在血腥屠杀里看到的是正义，于是便心安理得地去消灭该消灭的人；（指中世纪与异教徒的战争—引用者）而如今我们即使认为血腥屠杀是丑恶行为，但仍然干着这丑恶行为，而且比以前干得更多。”12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强调科学理性的盛行会扼杀人的个性，使人变成蚂蚁、绵羊、风琴上的琴键、销钉。他说：理性是个好东西，这用不着争辩，但它不是人的生活的全部，只是它的二十分之一。当只有二二得四时兴的时候，还说得上什么自己的意志呀？二二即便没有我的意志也是得四。他主张人为了自由个性而与科学理性抗争：“二二得四毕竟是很讨厌的东西。二二得四——依我看来那只不过是耍无赖。二二得四它横眉竖目、双手叉腰站着挡住了你们的去路并吐着唾沫。我同意二二得四是很高超的东西；可是既然一切都得称赞一番，那么二二得五在有的时候也就是非常可爱的东西。”13俄罗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В.С.索罗维约夫，1874年通过答辩的硕士论文标题便是“西方哲学的危机”。这篇论文被认为是俄罗斯哲学诞生的标志，实际上是对宣扬科学理性万能片面理解人的知识的西方哲学的系统批判。他着重批判了西方盛行的个人主义、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指出：“个人的私利，偶然的事实，细枝末节——生活中的原子论，科学中的原子论，艺术中的原子论——这就是西方文明的最后结果。”14为此他提出要建立完整知识，即实现科学、哲学与宗教神学的结合，以匡正西方理性崇拜、个人崇拜造成的恶劣后果。

十九世纪末，一些奉行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主要有С.Н.布尔加科夫、Е.Н.特鲁别茨科依、П.Б.司徒卢威、Н.А.别尔加耶夫、С.Л.弗兰克等，转向唯心主义并很快转向宗教，由此造就了俄罗斯哲学的一个高峰——白银时代的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哲学。他们告别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终转向宗教的原因，在1902年出版的《唯心主义问题》以及1909年的《路标》中做了详细的说明，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布尔加科夫的论文《进步理论的主要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是有客观规律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会不断进步，直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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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自由王国获得彻底解放。布尔加科夫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他指出：一味追求利益并迷信科学，“有把工人运动在精神上完全降低到资产阶级水平的危险，??应该建立新的信仰，找到新的道德激情的来源。这一来源应当是使工人变得高尚的唯心主义哲学，上帝的永恒光芒，通过宗教对上帝的吩咐的感受。只有这样的哲学才能把被人类丧失了的活的上帝还给他，也只有这样的哲学能够帮助人类从实际上不信神、服务于肉体而不是服务于神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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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哲学家П.И.诺夫哥罗德采夫进而这样表述上述思想：“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分析揭示出一个基本矛盾，即马克思主义的终极实践指向的绝对主义与它本身的理论以及它所标榜的科学认识原则必然要求的相对性之间的矛盾。人间天堂的乌托邦有自己的关于人在未来自由王国中的重要价值与胜利的教条，它无论如何都不能与科学进化论理论相容，它也完全不能与马克思主义宣传的虚无主义的相对主义相容。马克思的学说特有 10

А.А.Галактионов,П.Ф.Никандров.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Ⅸ-ⅩⅨ вв.Ленинград,: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1989.С.293. 11

转引自В.В.Зиньловский,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Ленинград,:Эхо.1991.С.207-208. 12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第43-4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第7节，第2段) 13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第6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第9节，第2段） 14

В.索罗维约夫：《完整知识的哲学本原》，见《西方哲学的危机》，第187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完整知识的哲学本原》第1节“一般历史概论”倒数第10段） 15

Проблемы идеализма. М.,:Модест Колеров и ?Три Квадрата?.2002.С.247. 16

Проблемы идеализма.С.28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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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宿命论与实用主义的结合很难坚持到底。”《路标》还对暴力革命的残酷与毫无意义做了深刻批判。

这实际上是俄罗斯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又一次冲突。与上一次相比，它也是对科学理性和整个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批评，但有两点不同：前一次针对的是资本主义，这一次则针对以消灭资本主义为目标的马克思主义；前一次主要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种种社会灾难，这一次主要强调强调西方进步理论的目标和途径之间有着逻辑矛盾，科学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和阶级斗争不会带来真正的社会进步，只有宗教才能消灭人心中之恶，使人走向自由王国。

不论哪一次冲突，由于具有强烈的宗教性，俄罗斯文化都远远超出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工业文明的界限：它关心的不仅是俄罗斯人，而且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是全人类；不是人类的物质生活，而是人类怎样才能以精神驾驭科学理性和物质生产，消除利益冲突，以爱的纽带联合为一体，携手进入神的王国——自由王国。很明显，前面所说的弗罗洛夫和苏联哲学人道化思潮的几个特点，在这里都可以清楚地看到。

因此，弗罗洛夫代表的苏联哲学人道化思潮，实质上是俄罗斯文化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对西方文化和工业文明所做的反思与批判。工业文明在20世纪的新发展造成的各种全球性问题和人类生存危机，激活了潜藏在弗罗洛夫及其他俄罗斯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由俄罗斯文化培养的对美好道德和精神生活的热爱、对人的自由解放的渴望、对全人类命运的关怀，以及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拒斥，为俄罗斯文化再次对西方文化展开批判提供了新的理由、新的机会。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别尔加耶夫对西方文化的批判，在涉及到西方工业文明将要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时有几分预言的成分，那么弗罗洛夫等人对科学理性崇拜和工业文明的批判依据的则是人们眼前的事实，而且是全人类灭亡这一更为可怕的后果。前人对西方道路灾难性后果的预言已经变成现实，俄罗斯知识分子不可能不挺身而出，继续前人的工作。俄罗斯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第三次冲突难以避免。

弗罗洛夫是俄罗斯人。环顾当今世界，只有俄罗斯文化才能培育出弗罗洛夫这样的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他是人格化的俄罗斯文化。

三

弗罗洛夫在今天受到人们广泛重视，除了他作为哲学家的勇气和学术成就之外，也和他对苏联政治的影响有关。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而弗罗洛夫是这一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弗罗洛夫指出：戈尔巴乔夫改革所追求的目标——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由他向戈尔巴乔夫提出的；18改变了全球政治格局的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提出，也和他直接相关。19正因为如此，当人们指责戈尔巴乔夫要为改革失败和苏联解体负责时，弗罗洛夫也一并受到批评，批评他的新人道主义是空想，是抽象的人道主义。这种说法在许多地方，例如在中国，流行甚广，但其实是需要认真分析的。这种说法把问题简单化了，更重要的是它没有注意哲学与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区别。

弗罗洛夫是哲学家，哲学家的任务是从事理论研究。当然他的理论必须反映现实生活，但是他的任务只在于对现实生活加以抽象，深入事物的本质，制定、提出概念，运用这些概念进行推理、思辨，最终以抽象的、理论的形式反映现实生活。为了把哲学理论运用于对现实生活的改造，还需要从实证科学的角度对现实生活作经验研究，揭示具体事物相互间无比复杂的联系，找出其发展变化所需的具体条件和大致规律，从而制定出体现这种哲学理论同 1718

Проблемы идеализма.С.86-87.

见Философия России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ⅩⅩ века,Иван.Тимофеевич Фролов.М.:РОССПЭН,2010.С.528. 19

见Философия России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ⅩⅩ века,Иван.Тимофеевич Фролов.М.:РОССПЭН,2010.С.514.

时又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方案。研究哲学理论是从具体到抽象，是哲学家的事情；寻找把哲学理论转变为实践的途径，是从抽象到具体，主要是政治家的事情。哲学家的工作很艰苦，政治家的工作更复杂，更重要，责任也更大。

评价弗罗洛夫这样的哲学家，主要的标准应该是看他的哲学理论是不是符合生活实际的需要。如果以这样的标准看，必须承认，他的哲学理论是完全正确、非常宝贵的。他的新人道主义理论，立足点是20世纪后半叶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特别是这些问题带来的人类的生存危机，例如在上个世纪70年代美苏对抗造成的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危险以及基因工程包含的对人类的潜在威胁。他提出科学技术的人道主义化，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民族利益，社会生活民主化等思想，全都建立在对人类生存危机的深切忧虑上。评价他的理论，关键是看他关于人类正面临灭亡的危险这一基本结论能否成立。如果这一结论成立，他的理论就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摆在人类面前的“绝对命令”。事实证明，这种危险的确存在，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从弗罗洛夫提出这一问题至今已经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核武器的扩散依然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此外愈演愈烈的气候变暖、资源枯竭、转基因工程试验，使得问题比他那个时候更为严重、更为迫切。这表明弗罗洛夫的思想绝对不是空想，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理论。他提出的社会生活民主化的要求同样具有现实性，因为社会民主是避免某个人或某些人把一己私利置于全人类利益之上的保证。

但是，一种哲学理论，即使是正确的哲学理论，能不能和怎样才能在现实生活中成功运用，不取决于哲学家的愿望，而取决于客观条件。如果无视这些客观条件，具有现实性的哲学理论在实践中也会变成抽象的空想，它的运用就不可能成功，甚至可能成为灾难。苏联改革中出现的失误，原因正在于戈尔巴乔夫这位政治家在运用弗罗洛夫的思想时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没有看到这些正确思想的实现是需要客观条件并循序渐进的。例如，“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这一结论是正确的，但是它的运用需要全人类共同努力、协调行动，否则单方面贯彻这个原理的国家就会在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博弈中处于不利地位。戈尔巴乔夫多次讲到，当苏联按照新思维从东欧撤出军队时，美国等西方国家背信弃义，不顾自己的承诺趁机北约东扩，造成对俄罗斯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再如，社会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解决全球性问题所必需的条件。然而社会生活民主化的程度不取决于人的愿望，它是由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发展程度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等因素决定的。戈尔巴乔夫发动的改革把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目标并没有错，但是他没有看到沙皇俄国和苏联实行的都是高度集权的管理，整个俄罗斯历史都缺乏民主传统；没有看到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多数苏联人在现实生活中不是独立的主体也不可能有主体意识，暂时还不具备民主管理国家的能力。戈尔巴乔夫从美好的愿望出发在苏联立即实行广泛的自由和民主，结果事与愿违。旧的集中管理体系被砸烂，新的民主管理制度一时无法建立，导致社会失控并陷入长时间的动荡与冲突之中，进而造成经济混乱、国家解体，民主制度建设至今仍在艰难跋涉之中。20戈尔巴乔夫是历任苏联领导人中与知识分子关系最好的一位，他喜欢与知识分子交谈，听取他们的意见。21这当然是他的优点。但是他忘记了自己是政治家，而是像知识分子一样认识和处理问题，苏联改革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从政之后弗罗洛夫的政策建议，现在看来书生气十足，表明他的确不是政治上的行家里手。但是，把苏联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算到弗罗洛夫头上并进而以此证明他的哲学思想是错误的，则显然是不公平的。相反，在苏联解体20年后 20

把戈尔巴乔夫和弗罗洛夫的关系与叶卡捷琳娜二世和狄德罗等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关系加以比较是很有意义的。在这两位掌握国家命运的政治家与他们敬仰的进步哲学家的关系上，戈尔巴乔夫显得过于书生气，对实践哲学家进步思想所需要的条件和将会遇到的困难严重估计不足。他缺少叶卡捷琳娜的政治经验和手腕。 21

意大利记者保罗·哈利姆贝尔基在1989年发自莫斯科的报道中曾经这样说：“除了肯尼迪以外，任何一位政治领导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用知识分子把自己包围起来。”见Академик Иван Тимофеевич Фролов.М.:Наука,2001.С.338.

的今天，弗罗洛夫忧虑的问题更为突出，他的新人道主义思想的重要性、紧迫性，我们已经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了。

弗罗洛夫是俄罗斯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光大者，但是他也和他的先辈有着重要的不同。他曾多次批评罗马俱乐部的创始人贝切伊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待全球性问题，把问题的解决寄托在人的素质上，认为这是一种抽象的人道主义。例如他批评贝切伊等人“常常不去分析世界发展中危机现象的具体社会经济原因与根源，相应地也没有指出消除这些危机现象的现实的社会政治可能性与方法。他们的基本立足点是改变意识和道德，创建新的‘有全球眼光的’世界观，建立新的‘世界意识’，‘全球性文化精神’，等等。在罗马俱乐部的最近一个报告中，这种情况达到了极端，他们说：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以及人类的未来，现在直接依赖于改变‘人的素质’，依赖于人的人道主义目标、意识和道德。”22针对这种情况，弗罗洛夫强调他的新人道主义是由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创建的科学人道主义，“新人道主义不仅是科学的，而且也是现实的，它依据的是把人类的高尚理想、‘世界性的同情心’（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利己主义和一切形式的思想狂热的对立面，贯彻到生活中的实践活动。”23他还对这种实践活动做了详细分析，指出它是国际性的，注重对社会进行社会经济的科学技术的和文化的改造，注重发挥社会和个人建立在科学方法基础上的能动性，以实现民主、自由为条件，等等。弗罗洛夫认为他的新人道主义是科学的、现实的而不是空想的，因为他把人类高尚理想的实现建立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而不是依靠道德说教和改变“人的素质”。显然，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明显印记，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和他的思想前辈，尤其是和他引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着重大的不同。

卡尔·马克思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资本主义的批判者。马克思把铲除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不道德思想的可能性建立在物质生产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活动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此针锋相对。他认为恶的根源在人的心里，在人的灵魂深处。人的内心无一例外地存在善恶两个方面；神赋予人自由，自由可以使人行善，也可以使人作恶。人性之恶是社会苦难的根源，而抑恶扬善属于个人的道德修养，只有在宗教生活中才能完成。发展生产的动力是物质欲望的驱使，阶级斗争本身就是人性中的恶的表现；至于科学理性，它是对人的自由的扼杀，也是对人的生命的扼杀，因为自由与情感、意志、欲望等是人性中最重要的内容。

“恶在人的心中”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思想的基本出发点，白银时代的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就是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一百多年的历史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思想是十分深刻的，正确的。今天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和生存危机，原因不在于物质生产实践不够充分，相反，是因为人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超过了自然界能够承受的界限；也不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改造没有发挥作用，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出现了发展能否持续和人类能否继续生存的问题。问题不在别处，恰恰在人的内心，在人的动物性，人的贪得无厌。一句话，在人内心的恶。弗罗洛夫依据马克思的设想，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以及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改造实践活动，是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的科学途径。其实这一设想是有缺陷的，因为人的本性，人心中的恶，有非理性的一面，并非完全由外部条件所决定。人是动物，他的遗传基因决定了每一个人一出生就带有动物的本能——自私、贪婪、受肉欲驱使??。良好的社会制度和物质丰裕当然有助于消除心中的恶，不过净化人的灵魂的工作同样重要。正是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哲学，表现出了它们的价值。它们在今天具有了与科学理性和马克思主义同样的意义，真理在它们的结合之中。弗罗洛夫的新人道主义过于迷信科学理性和人的实践活动，令人遗憾。

弗罗洛夫是马克思主义者，受他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太深了。 2223

Академик Иван Тимофеевич Фролов.М.:Наука,2001.С.404. Академик Иван Тимофеевич Фролов.М.:Наука,2001.С.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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