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29日发给布罗夫2月28日布罗夫来电话,可能于年底在《哲学问题》上发表
解读
安启念1
И.Т.弗罗洛夫是20世纪后半叶俄罗斯哲学史上最重要的哲学家。1986年他以学者的身份被任命为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主编,1987年担任戈尔巴乔夫的顾问,3年之后便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去世以后戈尔巴乔夫称他为杰出的、真正的、有教养的、有原则的、勇敢的人。2政治局委员的头衔毫无疑问极大地提高了弗洛罗夫的知名度,但是弗洛罗夫真正重要的身份不是手中握有巨大权力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是哲学家。在人的一生中,金钱权力都是过眼烟云,而思想是永存的。弗洛罗夫早就离开我们了,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之所以重要,之所以值得人们纪念,是因为他的哲学思想以及他对俄罗斯哲学所做出的贡献。
他的一生基本上是在苏联时期度过的,他对苏大林去世以后的苏联哲学所发挥的影响无人可以企及。在他的带领下,苏联哲学冲破教条主义束缚,高高举起人道主义旗帜,有了创造性的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奥伊泽尔曼院士也对他在理论创新上的勇气大加称赞,这是非常正确的。正是因为拥有非凡的理论勇气与智慧,他才能够打破苏联哲学的沉闷气氛,开辟出新的发展道路,使苏联哲学人道主义化,站在了世界哲学发展的前沿。作为一个研究俄罗斯哲学的外国学者,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弗洛罗夫究竟做了些什么?他为什么会取得这样的成就?应该如何评价他?下面我打算围绕这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文章讨论的是弗洛罗夫,实际上也是在通过弗洛罗夫这个代表性人物讨论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哲学。
一
人道主义化是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哲学最基本的发展趋势,弗罗洛夫是苏联哲学人道化的主要代表,这是今天的俄罗斯哲学界所公认的。研究弗洛罗夫的哲学思想,最好的切入点是研究苏联哲学的人道化。
苏联哲学的人道化是个复杂的过程,其基本原因是在斯大林执政期间,尤其是在30年代的肃反扩大化中,大量的人被无端迫害,直至丧失生命,他们的家属、亲友也广受牵连。这些都成为斯大林留给后人的一笔人道主义“债务”。除此而外帝国主义国家的恶意宣传,西方哲学的影响,俄罗斯的东正教传统,苏联人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水平的显著提高与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螺丝钉”角色的巨大反差,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都是斯大林去世后人道主义思潮在苏联迅速兴起的原因。苏联哲学人道化有众多的表现。最早是反对个人迷信,宣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随后出现了以伊里因科夫为代表的“认识论主义”,拒斥把人排除在外的物质本体论,主张哲学就是辩证法,而辩证法是对人的认识的再认识。到60年代初,价值论、伦理学重新进入苏联哲学家的视野,对人的独立研究受到官方的鼓励,心理学、认识论、唯物史观的研究都开始强调人的活动的意义。然而苏联哲学人道化的高潮是 12
И.Т.弗罗洛夫
安启念,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本文受到中国人民大学科研经费资助。(说明受到学校资助,很重要) 见Академик Иван Тимофеевич Фролов.М.Наука.2001 г.С.336.
在进入70年代以后。1972年4月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它的第一份报告《增长的极限》,威胁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进入人们的视野。6个月后,苏联《哲学问题》杂志召集各个领域的专家讨论全球性问题。此后人的问题在苏联哲学界迅速、持续升温:人性、人的个性、科学技术革命与人道主义、人的前景、生命的意义、人的死亡与永生,等等,成为哲学界历久不衰的议题。人道主义渗透到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1986年苏联科学院成立“人的问题综合研究委员会”;1988年举行有800多人参加的“全苏综合研究人的问题科学大会”;1989年,“全苏跨学科人的科学研究中心”成立;1991年苏联科学院组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人研究所”,创办杂志《人》。1987年《哲学问题》杂志以“哲学与生活”为题的全国讨论会,与会者的发言集中反映了苏联哲学的人道化倾向。例如,哲学研究所所长拉宾首先发言,他强调“我们的全部哲学都要把人视为社会进步的最终目的,视为最高的价值和一切事物的尺度,也就是说,要使哲学人道化。”3哲学家布耶娃则把“哲学的人道化”作为自己的发言题目,指出:“人道主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在苏联哲学人道化的过程中,弗罗洛夫是无可争议的推动者、组织者和思想领袖。早在1970年他便在波兰发表题为《科学技术革命的人道主义意义》的文章;他于1968-1977年担任《哲学问题》主编,1972年围绕《增长的极限》的讨论会就是他组织的。在他的主持下该杂志关于人的问题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园桌会议”,发表了大量的相关文章;他本人相继出版了《现代科学与人道主义》(1975)、《科学进步与人的未来》(1975)、《人的前景》(1979)、《全球性问题与人类未来》(1982)、《科学与人道主义价值的相互作用》(1984)、《论生命的意义、人的死亡与永生》(1985)、《论人和人道主义》(1989)等专著;至于“人的问题综合研究委员会”、人研究所和《人》杂志,都是在他步入政界之后借助个人影响力鼎力推动的产物。
人道化并不是苏联哲学的孤立现象。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深受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和苏联哲学的影响,都存在与苏联类似的问题并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发展历程,从50年代起哲学领域都先后出现了人道主义化的倾向。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人道化也和对斯大林及其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批评联系在一起。南斯拉夫最早开始批判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在那里也最早出现了呼吁尊重人和人的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实践派。苏共20大举起了批判斯大林的旗帜,随后在东欧相继出现了匈牙利、波兰等国抗议苏联控制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动荡,直到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在哲学上,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乃至民主德国,都产生了相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人道主义化思潮。在中国也是如此。1976年毛泽东去世,1978年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告别斯大林模式,80年代初中国立即出现了关于人道主义、人性论和社会主义异化问题的大讨论。不久之后讨论因外部干预而中止,随即兴起了声势更大、范围更广、以弘扬人的主体性为口号的实践唯物主义思潮,向来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发起挑战。
马克思主义哲学人道化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现象,但是由于弗罗洛夫的推动和领导,它在苏联,无论是运动的规模和影响还是理论深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
首先,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人道化思潮,基本上都是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批判把人排除在外的物质本体论、自然辩证法,强调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强调人的自由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它的政治意蕴在于批评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呼唤自由、民主、人权。在70年代弗罗洛夫成为苏联哲学人道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以前,苏联哲学的情况也基本如此。但在弗罗洛夫的推动和影响下,苏联哲学不仅更加彻底地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实质,而且运用人道主义思想向科学技术理性的主宰地位发动挑战,对整个工业文明提出批评。他深入分析了科学技术革命——尤其是 3
Философия и жизнь//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1987.№12.
生物学的革命性发展——对人类的负面影响,从70年代起大声疾呼要把科学技术进步放在人的需要这一大背景下来看,要克服科学技术的异化,实现科学技术与人道主义的综合,使科学人道主义化,建立针对科学本身的伦理学,对科学认识的发展加以人道主义调控。В.А.列克托尔斯基院士这样评价弗罗洛夫的工作:弗洛罗夫认为“还应当对科学进行伦理学上的调控与思考。如果没有这种思考,科学不仅不能解决人的问题,而且会造成一些威胁到人类文明的问题。价值问题现在不是科学探索之外的某种东西,而是科学探索本身必然地产生出来的问题。实质上,这是建立了一个新的问题域,甚至是引入了一个新的学科。在此之前,我国谁都没有从事过这些问题的研究。”4对科学加以人道主义调控,涉及的已经不是某一个或某一些具体的理论,而是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对近代以来形成的科学崇拜的批评否定。
其次,在苏联,人的问题从50年代起受到关注,70年代初由于弗罗洛夫的推动与领导,迅速成为哲学家关注的中心问题。到1999年弗罗洛夫去世,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苏联哲学以及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哲学,对人和人道主义问题研究的学术水平是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唯物论、辩证法到唯物史观、认识论,都被从人的角度作了新的阐释。基于对人的综合研究,哲学界对人的本质的生物因素、社会因素、劳动实践活动的人学意义、人的自由与解放,甚至人的生命的意义、人的健康、疾病、死亡、永生,都做了非常深入的探讨。尤其是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以及相关的科学技术哲学问题上,可以说苏联哲学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集中反映这方面的成就的,是弗罗洛夫反复宣传与倡导的新人道主义。新人道主义概念不是弗罗洛夫首先提出的,但是他对新人道主义的研究和阐述最深入、最引人关注。他提出,当今的人道主义必须从科学技术发展引发的人的生存危机出发,必须首先关心全人类的未来命运,为此要使科学技术人道化,要承认全人类利益高于民族的、阶级的利益,要使社会生活彻底地民主化,而且不能把人道主义的实现推倒“以后”,应当把它体现在人们当下的实际生活中。在这里,人道主义精神的彻底性以及它所体现的时代色彩和关注全人类命运的博大胸怀,令人震惊。
最后,从斯大林去世到苏联解体,人和人道主义问题逐步得到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重视。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弗洛罗夫很快步入政坛,人道主义不再是理论,不再是哲学,而成为苏联改革的指导思想,凝结为戈尔巴乔夫改革追求的目标——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5
这表明,人道主义已经被苏联社会普遍接受,深入人心,成为改变现实的物质力量。这也是在其他国家见不到的。
苏联哲学为什么能在人道主义化的道路上取得如此重大的成果?这与弗洛罗夫有直接的关系。这一方面是因为罗马俱乐部1972年发布了第一个报告《增长的极限》后,时任《哲学问题》主编的弗罗洛夫以过人的敏锐看到了全球性问题的重大意义,立即组织苏联哲学家、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对它展开讨论,并且从此把人道主义问题与全球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也与弗洛罗夫本人的思想特点直接相关。概括起来看,弗罗洛夫关于人的问题的思想有三个鲜明特点。首先是突破民族利益的局限,表现出一种宏大的全球视野、历史气魄以及对全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其次是极力提倡科学技术人道化,努力把科学技术的发展置于道德等价值因素的调节控制之下;最后是高度重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可能带来的危险,呼吁人类放弃对立,实现和解,在国际关系中贯彻“新思维”。由于弗罗洛夫的特殊地位,这些特点也成为苏联哲学的普遍特点。这从根本上决定了苏联哲学能够在人和人道主义的研究中突破只关心个人价值以及民主、自由、人权的狭隘视界,站在了时代的历史的高度。能够看得更远、思考得更深入。这是苏联哲学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哲学(也包括70年代以前苏联哲学自身)的重要区别。正因为如此,在纪念弗罗洛夫时,今天的俄罗斯哲学家对他的敏锐的思想、开阔的视野、过人的理论勇气和卓越的组织才能,表现出由衷的 45
Акадкмик Иван Димофеевич Фролов,М.:Наука,2001.С.100-101. 弗罗洛夫几次指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一提法就是他首先提出并提交戈尔巴乔夫的。
钦佩。
2009年在纪念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立90周年的活动中,А.А.古谢伊诺夫院士在与记者的谈话中说,当今时代与2500年前的“轴心时代”一样,正在呼唤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他说的非常正确。在今天,文艺复兴后逐渐兴起的工业文明已经因为导致人类的生存危机而陷入绝境,人类文明面临重大转折,需要有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为人类寻找新的发展方向。这是时代的需要,是评价一切哲学的总体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在弗洛罗夫带领下苏联哲学的那场人道主义化运动具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它应该是俄罗斯哲学界的骄傲。一切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都会或迟或早地认识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宣传的自由、民主、人权、科学理性的意义,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后半叶最早指出了资源、环境、核威胁等全球性问题的存在。但是,只有弗洛罗夫等俄罗斯哲学家充分意识到,当前人类面临的不是枝节问题、技术问题,而是必须超越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完成一场整个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重大的历史性转折。6苏联哲学不仅在科学技术哲学、哲学史等远离意识形态的领域不落后于世界哲学,而且在把握时代精神这一重大问题上走在了世界哲学的前面。这是最可宝贵的。它的意义正在随着时间的推进逐步显现出来。
二
弗罗洛夫的敏锐思想、宏大气魄、人道主义思想以及对全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令人钦佩。这些特点当然和他个人的天赋、气质、个性有重要关系,但是实际上,弗洛罗夫之所以能够成为弗洛罗夫,能够提出这样的思想,发挥这样的作用,根本原因在于他是俄罗斯人,是吸收俄罗斯文化的营养成长起来的。他的思想以及苏联哲学的人道化,与俄罗斯文化、俄罗斯历史有着深刻的联系。它们的出现以及它们的特点绝不是偶然的,是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哲学传统的产物。弗洛罗夫所代表的苏联哲学人道化运动,其实是俄罗斯文化特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现,是历史上俄罗斯文化与西方工业文明及相应文化抗争的延续。
在讲到自己思想的形成时,弗罗洛夫一再强调他深受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影响。他说,在笃信宗教的母亲的培养下,他从小便熟知基督教传统,晚年又重读基督教的“圣书”,获益良多。他又说:“当然了,过去对我影响最大并一直在影响我的,是那些伟大哲学家们的著作,是俄罗斯的文学和科学,例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科夫??等”。7他还说:“索罗维约夫是唯心主义者,而别尔加耶夫甚至是反共主义者。但是我研究他们不仅仅是为了了解他们。我热爱他们,这些思想家。”8来自这些人的影响在弗洛罗夫身上随处可见:他经常在自己的著作中引证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索罗维约夫、别尔加耶夫等人;1986年他积极建议出版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著作;积极参与组织戈尔巴乔夫与俄罗斯东正教领袖的历史性会见??。
对弗洛罗夫产生如此重大影响的俄罗斯东正教和宗教唯心主义哲学,是俄罗斯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文化是生活方式的积淀。现代化的文化是现代化了的也即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工业文明生活方式的产物。俄罗斯地处东西方之间,与欧洲先进国家比,曾经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谓俄罗斯文化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俄罗斯社会还处在封建沙皇的统治之下,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民村社里,现代化远远没有完成。落后的社会生活状况决定了俄罗斯的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前现代性质,或者说封建主义性质,与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中培育出来的以个人主义和科学理性为特征的现 6
В.С.斯焦宾院士对“技术文明”的批判以及В.Л.伊诺泽姆采夫提出“后物质社会”,都是俄罗斯哲学家、思想家对时代精神上述理解的表现。 7
Философия России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ⅩⅩ века,Иван.Тимофеевич Фролов.М.:РОССПЭН,2010.С.536. 8
Философия России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ⅩⅩ века,Иван тимрфеевич Фролов.М.:РОССПЭН,2010.С.523.
代文化有本质的不同。
任何后发展国家的文化,在实现现代化之前,都有前现代性质。例如中国文化。但是与中国等后发展国家相比,俄罗斯文化具有鲜明的特色。其中最重要的是它的宗教性。彼得大帝改革之前,在长达700多年的时间里,俄罗斯人的社会生活几乎全部处于东正教影响之下。不仅个人生活从生到死每个环节都离不开教会,而且整个社会的教育、文学、艺术,乃至政治生活,都和教会密切相关。世俗教育长期缺如,学习宗教典籍几乎是儿童识字的唯一途径。宗教渗透到俄罗斯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渗透到了俄罗斯人的灵魂深处,成为俄罗斯文化最重要的特点。
这一特点有三个方面的表现值得特别关注。第一是它的超越性。俄罗斯文化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洗礼,它把精神追求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主要关注“天上”的生活和精神满足。因此,现世的幸福,物质富足、欲望满足,被忽视甚至拒斥。孜孜追求金钱的小市民在俄罗斯受到鄙视。完善的道德、对他人的爱、精神自由、社会公正,是俄罗斯文化追求的主要价值目标。俄罗斯文化具有明显的贵族性,这不仅是因为其主要代表人物多数出身贵族,更因为它具有上述重精神轻物质、重未来轻现实的超越世俗生活的特点。与上述特点相关,人们拒绝科学理性对人的支配。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人必须大力发展生产;为了发展生产,人又必须认识并遵从科学规律。但俄罗斯人往往认为,对外在客观规律的服从意味着人的精神自由的丧失,而这是不能忍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说:“二二得四就是死亡的开始”,集中表现了俄罗斯文化拒绝科学理性支配人的决心。
第二,与上述特点相关,俄罗斯人向往以教会为中介通过爱的纽带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友爱。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贫困、堕落,人与人的对立、冲突,社会的阶级分裂、阶级斗争,1848年革命的鲜血,使俄罗斯知识分子,包括赫尔岑这样的原本对西方文明心存敬意奉为榜样的知识分子,看到了俄罗斯文化的可贵。在他们的作品中充满了对人类之爱的赞美与呼唤,主张依托俄国的农民村社和东正教,避免社会分裂,遵照上帝的教导在教会中团结起来。道德高于利益,唯道德主义者托尔斯泰受到普遍推崇。
第三是它的救世主义情怀。深刻的宗教性使俄罗斯文化越出狭隘的民族界限,遵从神的教导,以关心全人类的冷暖命运为己任。1453年东正教的中心拜占庭帝国灭亡,到16世纪初,莫斯科公国宣称人类的历史就是体现基督教思想的三个国家的历史:前两个基督教国家——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都已崩溃,莫斯科是继罗马、君士坦丁堡之后的“第三罗马”,是新的基督教信仰的中心和保护者,负有拯救整个世界的使命。这种救世主义情怀被深深植入俄罗斯文化之中,历久不衰。“十月革命”后列宁宣布成立第三国际,是“第三罗马”和它体现的救世主义的再现。9
具有如此浓厚宗教色彩的俄罗斯文化显然属于前现代文化,它与适应工业文明需要高举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理性主义旗帜的西方现代文化格格不入。二者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冲突的主要表现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激烈批判。
它的最初的表现是19世纪上半叶斯拉夫主义与西欧主义的论战,以及随后赫尔岑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失望和反思,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科学理性和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俄罗斯哲学家们并不否认科学理性的价值,他们批判西方文化以及建立在这种文化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文明,是因为他们看到:依靠科学理性发展工业以满足人的欲望这条道路,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将使人失去自由,并像动物一样相互争夺,丧失人的本质。科学理性在黑格尔哲学中被抬高到神的高度,斯拉夫派的重要代表А.С.霍米亚科夫对它提出尖锐批评。他说:当用抽象思维认识活的事实时,具体的东西就从思维中失落了,“仅仅 9
上述关于俄罗斯文化宗教性三种表现的论述参考了Н.А.别尔加耶夫的《俄罗斯思想》和В.В.津科夫斯基的《俄国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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