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2)

中国精英政治体制使得主导政治文化在整个政治体制政治文化体系中起着关键作用，如果转型过快容易引起政治文化的紊乱，进而导致政治社会动乱。从这方面说，主导政治文化在从封闭走向开放中采取审慎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

政治上层领导从现实政治进程来考虑问题，将政治社会的稳定置于“压倒一切的地位”；而有的知识者则多从政治理想价值的角度进行考虑，多带有政治浪漫主义的色彩。

政治文化要受政治体制的制约，而二十年来政治体制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已是不争的实事，这成为主导政治文化转型相对较慢的原因之一。 (三)、 政治文化认知倾向于全面与深刻。

政治认知指政治主体对政治客体及其行为过程、行为方式或行为规律的认识、判断和评价。政治认知是政治情感、政治意志和政治信念形成发展的必要条件，它为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提供知识基础，并成为这些精神文化活动的起点。一方面，政治认知的深入成为政治文化的重要积淀因素，另一方面，又成为政治文化其他深层要素发生变迁的基础和条件。任剑涛认为，政治认知合理方法的构成，至少包括以下三个环节: 一是准确描述政治现象，二是全面勾画政治结构，三是历史审视民族国家的政治特质。]从这一角度看，政治认知的内容也至少包括对政治现象、政治结构和民族国家的认知。

社会环境的变化和政治生活的丰富促使当代中国人对政治现象、政治结构和民族国家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分析，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认知水平。首先，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大规模卷入政治生活，政治经验和政治阅历更加丰富，并且国家政治生活与个人日常生活的关系更加紧密，促使不少中国人认真思考政治问题。其次，学术界关于政治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更加深入，本身就是对政治现象与政治问题的认知更加全面与深刻的过程，并为提高全体公民的政治认知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再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对其他国家政治生活的了解越来越多，并且中国越来越深地融入国际事务与世界政治之中，这都极大地开拓了中国人的政治视野，也促使中国人对这些现象和问题进行思考。由于这些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当代中国人的政治认知无疑更加全面与深刻。

(四)、 政治态度由情绪化转向理性化、全面化、独立化。

改革开放前长期的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后经济政治体制转型过程中官僚主义的泛滥、中西政治文化强烈的反差而导致的心理不平衡与焦虑感、西方政治文化的示范效应引起的简单的仿效思维等等，所有这些因素相结合，就便得改革初期阶段，支配人们作出政治选择的主流思想与心态特征，不可避免地情绪化，具有激进性、和浪漫性。这种政治情绪在80年代中后期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其间的几次学潮与罢工，与其说是理性化的政治参与，倒不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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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次社会政治潜伏情绪的无奈释放和爆发，与“文化大革命”相比，其情绪化色彩有过之而无不及。

马克思根据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发展状况，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和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三种依次更替的社会形态。这三种社会形态的划分充分揭示了经济社会形态发展、人的个性发展与社会政治形态发展之间的关系。 进入90年代，具有激进性、浪漫性和情绪化了的政治认知与价值判断方式由于主导政治文化的导控、市场经济的消解、世俗文化的冲击等原因，而逐步理性化。主要表现有三：

其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得以确立，邓小平理论成为主流政治文化的旗帜。

其二，理性、智慧、变通、效果和社会价值这些较现代的政治意识开始进入知识分子的政治道德范畴，他们大多数人的心态已经逐渐从改革初期的浪漫亢奋状态中摆脱出来，趋向于现实。

其三，中国政府对情绪化的民族主义进行了理性引导，使其不但没有造成大的社会政治震荡，而且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政治合法性的政治文化资源冷静。

公民政治态度倾向于理性与客观的突出表现就是：公民参与意识、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的提高。首先，参与意识提高。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主权的观念深入人心，普通公民第一次全面、深入地卷入政治生活。在社会变得日益开放、流动、多元的背景下，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方式也经历着深刻的变化，政治参与兴趣和参与频率都得到了提升。其次，权利意识增强。现代社会是一个公民权利本位的社会，这对传统官本位形成了严重的冲击。随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的发展、民主与法律制度的逐步健全，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开始觉醒，公民精神逐渐培育起来。再次，法治意识提升。法治的精神特质体现为一种“尚法”理念。这种珍视法律的情怀在中国公民中得到了大力张扬，同时，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和依法治国的理念已经确立，政府依法行政正成为风气。

中国公民的政治情感开始倾向于独立与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利益的分化和多元化，人的依赖纽带、血缘纽带、等级差别等等在利益多元化面前都被打破了。当前，形成人的依赖关系的条件逐步消失，这为人的主体意识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和获得利益途径的多样化，唤醒了人们利益意识的觉醒，人们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主体的存在，产生了应有的价值观和尊严感，与此相适应，人的传统观念、宗法思想、依附意识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而代之以反映新的社会关系的新思想。这样，人逐渐变成了具有自主性、独立性的人格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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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什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社会政治文化

(一)、 政治信仰的危机解决和重建需要马克思主义引导。

“文化大革命”以虚妄愚弄了历史，欺骗了人生，伤害了执着于理想主义的心灵，摧毁了人们的政治道德信念，在国人的精神家园中留下了一片废墟。 人们对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治信仰大面积塌陷，出现了政治信仰危机。改革开放后，中共纠正了对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条式曲解，重新确立了其主导地位，力图消弥政治信仰危机，重建政治信仰。这对新时期政治发展、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起了重要的支撑和导控作用。

但是，社会政治的整体稳定并不一定意味着政治信仰不存在任何裂痕、政治信仰危机不再出现。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转型中，需要在对过去信仰伦理、价值理性的合理扬弃中，创造出一种新的主流政治文化来实现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整合，创造出一种科学、民主、自由的社会新情境来培育社会每一个公民的科学、理性、法制和自由创造政治精神，从而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全面的社会主义政治“信仰危机”，充其量只是一定程度的政治信仰“不适应”而已。其根子不在群众的“信仰”而在于政治对群众的引导。

也就是说，中国的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要回应更深层次的现代化挑战，必须有一个世俗化的转型过程。但在现实世俗化过程中作为主导政治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所依托的社会政治建制受到世俗化大潮的巨大冲击。

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国内外各种因素又导致了政治信仰危机的重新浮出水面。基督教在农村逐渐呈蔓延扩大之势；90年代后期，法伦功泛滥，危及社会政治稳定与发展等都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当前政治信仰、政治理想的危机化。

这种危机在现实政治文化中主要表现为三种类型：

① 缺失型：主要指一般公民没有明确的政治信仰与政治理想，处于一种自在状态。九十年代初的毛泽东热也从一定程度上反衬出普通公民心中的政治信仰缺失导致的心理迷惘。

1997－1999年北京市的一项调查表明，知识分子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认同率在下滑，而对“两院制、多党制、三权分立”的支持率上升了10个百分点。［17］

由此可推知，相当一部分公民处于无政治信仰状态，主导政治文化所倡导的政治信仰依然存在认同层面上的危机。

②虚伪型：这是指有的人口头和表面上表示信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而实质上官本位、权力本位占据着他们灵魂，在其政治观念中具有至上的地位，权力与官位成了他们的追求目标。

这实质上也是没有政治理想与政治信仰，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处于一种隐藏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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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③异端型：指一些人持与主流政治文化相对立的政治理想政治信仰，处于自在或隐藏状态。

政治信仰的危机与政治理想的缺失无疑是一个关系到社会政治体系稳定与发展的重要问题，必须认真对待，却又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全解决。二十年中，面对较严重的政治信仰危机与政治理想的缺失，主导政治文化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政治文化整合，力图重建政治信仰与政治理想。整体来讲，二十年中，政治信仰、政治理想正处于一种危机与重建之间的状态。

(二)、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目标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信仰 第一 政治信仰对国家政治社会化与政府倡导的主导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我国在改革开放前，政治实践的特点决定了社会政治信仰的大体形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个人崇拜现象的风行，对阶级斗争和群众专政的热衷，泛行政化倾向，以及权力过分集中的格局，都对人们的政治信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经过拨乱反正，特别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传统的政治信仰受到冲击，也使得一部分人对以往的一切信仰都产生了怀疑和动摇。

政治社会化决定一定社会政治文化的类型，从而影响政治信仰的形成和有效性。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政治文化，这些不同类型的政治文化直接地影响着整个国家机器、政治体系的活动和运转方式，同时也以某种隐性、渗透性的机制和途径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而政治文化的形成、继承和发展，正是通过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带有方向性、引导性的意识形态、道德价值和思想观念的灌输造就一定社会条件下群众所特有的政治信念、准则和态度实现的。政治社会化的顺利进行和发展，可以极大地促进社会政治体系的稳定化、秩序化，并对社会政治的整体发展和社会经济进步提供坚实的保障。 政治社会化与政府倡导的主导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所体现的政治信仰的维持、强化和发展密切相关。任何政治体系都不能仅仅只是依靠占有权力来证明自身统治的政治性，它还试图为自身的权力和统治寻找和建立理论和道德基础。因为这能够有效地转化为特殊的影响力——政治权威，这是一种极为可靠、持久、有效且代价相当低的政治性资源。这种理论和道德的基础就集中体现为主导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当它传播得越广泛、深入和持久时，政治体系就越趋于稳定、完善和健康。因为这时，这种意识形态将会转化为社会中的个体成员自己的政治观念、准则和价值，也就是形成倾向于支持党和政府的积极健康的政治态度、政治信仰，而这时主导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也能为实现整个社会的有效整合发挥巨大作用。二者的统一，对于培养、塑造社会所需要的人，对于社会的团结、发展，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是党领导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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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建设和改革战无不胜的精神武器。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从建党之初几十人的党，发展到今天拥有8000多万党员、执掌十几亿人口国家政权并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党，关键就在于共产党人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即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正如邓小平所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

因此我国要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依托，来实现一种政治信仰。

第二、全面建设小康、实现科学发展，必须坚定对马克思注意科学发展观的政治信仰

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灵魂。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是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精神支柱。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也为确保部队建设的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保证。政治信仰上的坚定，是思想上高度统一、成熟稳健的基本前提，是行动上步调一致、锐意进取的重要保证。在新形势下，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需要我们坚定对科学发展观的政治信仰，以新的高度和广度进一步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和实践，进一步唱响科学发展的时代主旋律。

凝聚改革发展共识源于对科学发展观的政治信仰。前进发展中遇到挫折困难时，一般会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摇摆彷徨、停顿倒退；另一种是不犹疑、不动摇地朝着既定目标奋勇拼搏。当年，毛泽东在面对国民党军队重重围困时，始终从没动摇过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信念；当年，当社会上纠缠于姓

“资”、姓“社”之争时，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高擎改革开放大旗。“发展起来了的问题不比不发展起来的时候少”。今天，要跋涉改革“深水区”、打好发展“攻坚战”，同样需要政治信仰的强力支撑，这个信仰就是能够解决当代中国时代课题的科学发展观。继续推进和深化改革、破除“躲不过、绕不开”的体制性障碍要靠科学发展观来指引，冲破改革的压力和阻力，突破重点领域改革的难题，增强改革的科学性有效性；破解发展“瓶颈”、寻求新的发展路径要靠科学发展观来引领，切实牢固确立起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等理念和思路，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之道；消除发展疑虑、结成更大共识要靠科学发展观来指引，有力团结和凝聚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智慧和力量，把全社会的积极性、创造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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