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有味是清欢(2)

隐逸是古代文人为了追求自我而选择与社会向隔绝的生活方式，正所谓“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

隐士是指隐居不仕之士。在这里着重强调的是“士”，也就是知识分子，否则就不能够称为“隐士”了。在《南史》中对隐士有一个性质描述：

……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

——《南史?招隐》选段

所谓隐士身份不能只是普通的“士”，而必须是有名之士（即贤者），因此隐士的真正定义是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由此看来，隐士既是出自文人，又是文人之中的优异拔尖者，也难怪文人们会对隐逸生活都有所向往。

自古以来文人一直是被人所敬仰的一类群体人，于是才有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说法，特别在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诞生，成为文人（特别是大多数平民）能够摆脱贫贱，得到富贵的“敲门砖”。文人通过科举当上朝廷的官员确确实实是最稳当的成功之路，然而文人除了出仕之路以外，似乎别无他路。那满腹经纶、一身才学除了替君王治理天下事之外，似乎只能在营造自己心中的理想世界之时才能发挥作用了。辅佐君王治理天下事即是儒家提倡的“兼济天下”，而营造自己心中的理想世界则是儒家所要求的“独善其身”，这也是当文人不能做到或勉强做到“兼济天下”之时，“独善其身”之感便会不自觉产生的根本原因。当然真正只剩“独善其身”的文人也就成了隐士，而一般的文人介乎两者之间，他们的思想中自然就具有了隐逸的倾向：现实社会中的种种不如意，让不少自命清高的文人痛苦万分，他们的灵魂因渴望自由、完美而心生归隐之情。不难看出，古代文人实现自我价值的两条路即位出仕之路和归隐之路。许多古代的文人始终在“出仕”与“归隐”两条路的路口处徘徊。而当他们的隐逸思想占据主动时，便俨然成了隐士。

“隐士”一词最早在中国出现于战国时期：

固执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

——《庄子?卷十六?缮性》选段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隐士留下了许多别称，例如：高士、处士、逸士、高人、逸民、征士、征君等。这些雅号各有春秋。例如关于“高士”，战国时期的鲁仲连被称为齐国之高士。西晋的皇甫谧还著有《高士传》三卷，收录了西晋以前96位各朝代的隐士。

除了以上这些称呼，还有一些折射着隐士身影的词语也可以列入范畴，例如：羁人、狂士、酒徒等等。

四 隐逸的类型

在之前的内容里我们从文人的隐逸情结谈到了古代之隐士，那么在这一小节中将为隐士区分一些类型。

范晔在《后汉书?逸民列传》里面曾经把隐士分为六类：隐居以求其志；曲避以全其道；静己以镇其躁；去危以图其安；垢俗以动其概；疵物以激其清。在此将这些隐士类型展开介绍下。

隐居以求其志

“隐居求志”的隐逸思想严格上并不是真正想过隐逸生活，所谓“隐居以求其志”不过是文人以隐居为手段而求达行其志于天下的目的罢了。他们会在文章中表达归隐的愿望，但其内心的独白却是希望能够得到当政者的启用。比如“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的李白曾经给当时以识拔后进而闻名的韩朝宗写过一封请求引荐的信，这就是有名的《与韩荆州书》。为了能得到韩朝宗的引荐，孤傲的李白甚至不惜吹捧，使用诸如“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之类迎合肉麻的措辞。可是一旦壮志未酬，李白却又不免故作清高地大喊：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唐 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李白是并非真的不想“事权贵”，而是他不能“行其志”，因而以“归隐”来求其志，可以说这是以退为进的一种办法。

曲避以全其道

所谓“曲避以全其道”，可以理解成为了保全所信仰的道义而躲避与自己不可调和的社会。这种消极避世的思想，在讲究中庸之道的古代文人之中大行其道，其核心是老庄思想中的“无为”之道，这种思想在朝代顶替之际表现得特别明显。

孔尚任的《桃花扇》展现了故国覆灭后文人归隐思想的形成过程，在《余韵》中苏昆生、柳敬亭和老赞礼都坚持民族气节，隐于山林之间。

静己以镇其躁

这类归隐思想是对心境的要求，是文人们闲情逸志的体现，是最不具功利和外部因素干扰的隐逸倾向。唐代王维的一首诗作便是这类隐逸心境的代表作：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唐 王维《山居秋暝》

诗的中间两联同是写景而各有侧重，颔联（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侧重写物，以物芳而明志洁；颈联（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侧重写人，以人和而望政通。同时二者又互为补充：泉水、青松、翠竹、青莲。这些都是诗人高尚情操的写照，也是诗人理想境

界的环境烘托。对于自然的爱好和长期山林生活的经历使他对自然美具有敏锐独特而细致入微的感受，因而他笔下的山水景物特别富有神韵，往往是略事渲染，便表现出深长悠远的意境，耐人玩味。

刘禹锡曾写过一篇短文《陋室铭》，与王维的诗作有异曲同工之妙：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刘禹锡的《陋室铭》通过对居室交往人物生活情趣的描绘，极力形容陋室不陋，表达了作者高洁傲岸的情操，流露出作者安贫乐道的隐逸情趣。整篇《陋室铭》总共只有八十一个字，字字写“陋”却又字字透着不陋。陋室主人身居陋室，而精神思想却那般富有充实。“鸿儒”、“金经”、“素琴”，这些物象不单从交往、学习、愉悦几方面描写出陋室之主追求之不陋，就是“鸿、金、素”三字内涵之丰富也是与陋无缘的。正如刘禹锡自己所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用芬芳四溢的香气形容其高尚的思想品德，这就突出了陋室之主追求的不是功名利禄（无案牍之劳形），也不是荣华富贵（无丝竹之乱耳），而是心之洁、趣之雅、德之馨。作者把陋室比作“诸葛庐”、“子云亭”，表达了不慕荣利、保持高尚节操的愿望和不求闻达、安贫乐道的生活情趣。

去危以图其安

这类隐逸是为了远离危机，图得平安。它是经历了世间磨难之人对安宁生活的向往之情，其中又以苏轼晚年的作品为代表：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宋 苏轼《临江仙》

这一感慨正是历尽几番贬谪之后对政治彻底失望的表态，死亡的考验使他体会到外间世界和生存环境的严酷，导致他对个体内在生命价值的重视和珍惜，促成了其人生思想的成熟和创作态度的转变。

垢俗以动其概 与 疵物以激其清

这两类归隐心境都是文人清高的一种体现，也最具理想主义。这样的归隐思想是文人不同流合污，高举“举世皆醉我独醒”的道义旗帜，与黑暗的现实做彻底地切割。周敦颐的《爱莲说》便是这类隐逸倾向的代表作：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其中“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一句，隐喻了作者本身具有如莲般的高尚品格。实际上他所表达的含义是作者要在黑暗的官场上保持自己高洁的品格，就如同莲花“出淤泥而不染”那么难，这也就是他为官的经验总结。因为他不想同流合污，在文章的最后他说：“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此平淡之句接上节“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作者借花喻人，将陶渊明的避世和世人皆追求荣华富贵的心态描写的淋漓尽致，但并无一言直接指责。

从这篇文章就可以看出周敦颐是高傲的，他那不从众只求纯净的心态在碌碌尘世中是难能可贵的。他感叹是因为世风日下，大多数人皆被世事玷染也。因而《爱莲说》运用托物言志的手法表达了作者不慕名利、洁身自好的生活态度，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追名逐利、趋炎附势的鄙弃，也表达了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

周敦颐在《爱莲说》内提到了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是“千古隐逸诗人”陶渊明的传世名篇，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曾对这篇作品评价甚高：

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

——元 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五引

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里开篇就写道：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东晋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选段

这是诗人经过深思熟虑后喊出来的肺腑之言，喊出了他对于出仕的悔恨，一个“胡”字更是掷地有声，饱含强烈的谴责和质问直逼自己的灵魂，理智地认识到“今是而昨非”。他为自己“实迷途其未远”的现实而庆幸，更为有“知来者之可追”的未来理想而欣喜。皈依自然是他天性的膨胀，故而回家心情急切而舒畅，和着“舟摇摇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的节拍。这就是诗人安身立命的人生之所——与黑暗现实浑浊官场格格不入的田园。

诗里面提到的孤松、秋菊、白云、归鸟，无不带有某种象征意义，很显然陶渊明是借这些物象修身养性以澄清性情抒发高洁雅致而独傲江湖的情志。

五 不同社会阅历下的隐士分类

范晔对隐士的分类大体上是比较合理清晰的，但是最后两类（“垢俗以动其概”与“疵物以激其清”）却很难区分。其实对隐士的分类还可以有其他的标准，比如根据社会阅历的不同，隐士大致可以做如下的分类。

终身不仕

这类隐士有上古时期的许由、巢父、东汉时期的严光、东晋时期的戴逵、北宋时期的林逋等。

林逋性情“孤高自好，喜恬淡，勿趋荣利”（ 《宋史·隐逸传》选段），40岁以后隐居于杭州西湖，结庐孤山并以湖山为伴。相传20余年足不及城市，以布衣终身。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宋真宗闻其名，赐粟帛，并诏告府县存恤之，结果林逋虽对此感激，但不以此骄人。人们都劝他出仕，出去做官，都被他婉言谢绝。他自己说：

然吾志之所适，非室家也，非功名富贵也，只觉青山绿水与我情相宜。

林逋终生不仕不娶，也无子嗣，只喜欢种梅养鹤，自谓 “以梅为妻，以鹤为子”。因而人们称他“梅妻鹤子”。

先隐后仕

这一类型的隐士占的比例较大，比如姜子牙、诸葛亮等人，他们都是先隐居后出仕做官的。唐朝的李泌则是这一类人物在唐代的典型代表，他历仕唐朝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身为四朝元老，到唐德宗时期官至宰相，封为邺县侯，因而后人称他为“李邺侯”。他是南岳第钦赐的隐士，唐肃宗为他在南岳衡山烟霞峰下兜率寺侧建房，名之为“端居室”，后人称此地为“邺侯书院”，这也是中国书院史上最古老的一所书院。

李泌在“端局室”过了12年修身养性、纵情山水、博览群书的生活，而他的端居室也是中国最早的私人藏书馆。李泌自己曾经写诗写到他自己的心身：

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 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 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 一丈夫兮一丈夫，千生气志是良图。 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

——唐 李泌《长歌行》

《资治通鉴》曾有记载，李泌早亦与肃宗有约，“俟平京师，则去还山。”收复京师之后，李泌就不顾肃宗的真诚挽留坚决的到南岳当道士去了。

先仕后隐

这类隐士有隋朝末年的“文中子”王通，他是“初唐四杰”王勃的爷爷。他于隋文帝仁寿三年（603年）时西游长安面见天子，并奏《太平十二策》，但是并没有得到隋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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