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及其意义(2)

主要关注的是怎样对付非西方文明的崛起和挑战的话，那么，后来他所关注的则是西方文明本身应当怎么自重自强。用一名话来概括，就是西方文明的特点究竟是什么，以及西方文明应当怎样自强以应付日益剧烈的文明冲突。在几年前提出的“文明冲突”的基础上，可以说亨廷顿后来的观点是一种“文明自省论”或者“文明忧患论”，即对自身文明的特性的认识，以及在这种认识基础上的文明发展战略。其基本观点是：

（一）现代化并非是西方化。这一点，是亨廷顿观点的最大发展。亨廷顿认为，以可口可乐为代表的世俗文化和以西方民主制度、市场经济为代表的社会文化在冷战结束后的迅猛发展，并不能证明西方文化是一种普遍的文化。亨廷顿批评了流行的现代化观念，即那种认为现代化出现在西方并遍及全球，就认为西化是一种全球现象的观点。他认为把西方文明与现代文明等同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西方的文明比现代出现得早，其特点早就形成了。

（二）西方文明是在特定背景下形成的，有其独特的特性。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在继承古代文化遗产、基督教、欧洲语言、精神和世俗权威分离、法治、社会多元与公民社会、代议制，以及个体主义等八个方面，构成了自身不可替代的特性。这些特性使得西方文明成为独一无二的东西。而

西方文明的珍贵之处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正是在于它是特点。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文明是不可照搬的。亨廷顿认为，在历史上，简单抄袭和照搬西方文明的土耳其和俄罗斯，都成为丧失其文化认同的“四不像”的国家。像中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在寻求现代化的同时，抵制西方化。佛教没有使中国“印度化”，反而是中国使佛教“中国化”。

（三）世界将出现全面的文化反弹。西方文化将由全面扩张变得受到全面的抵制。亨廷顿认为，现代化的发展，不仅没有造成西化，反而使人们关注本国文化的复兴，带来了发展本国文化的新决心。无论是西方的精神文化——基督教，还是它的世俗文化，都成为非西方国家文化和宗教、道德的对立面。东亚人把他们的经济发展的原因，不是归于西方文化，而是归于他们对自己文化的坚持，归于仍然保留着不同于西方的特点。亨廷顿认为，从根本上看，越来越多的国家变得更加现代化，然而更不西方化。在此境况下，美国想把西方文化作为一种普遍文化在全球推行已经显得力不从心。而且，向其他文明强行地推行自身的文化和价值，本身就是同西方文明中自决和民主的价值相背离的。在东亚和穆斯林世界开始把它们的价值作为一种普遍价值的时候，西方更应当看到多元世界的美德。

（四）西方应当团结与自强。亨廷顿认为，当今世界，正是西方放弃原来那种成为文明的幻想，而使自己成为在诸多文明中最有实力、凝聚力和活力的文明的时候了。在当今这个多极化和多重文明的世界中，西方的责任就是确保自己的利益，西方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方的团结。西方的团结又依赖于美国发生的事件。美国正在被南美、东亚和欧洲三个方向的力量拉扯着。而价值观、制度、历史和文化决定了美国同欧洲的关系最重要。亨廷顿认为，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和则存、离则亡。西方经历了欧洲阶段、美国阶段，现在正在进入第三阶段，即欧美阶段，这就是美国为领导，欧洲为主导的“大西洋主义”对策。

文化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时刻，同经济政治和社会一样，越来越成为与国家利益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世纪之交的国家冲突，日益表现为由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所引发的冲突。这是一个新颖的现象，这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民族国家的概念的日益模糊和全球政治、经济的一体化趋势，使得文化的交流和冲突成为国家之间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对那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社会结构较为一体化的发展中国家，文化和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真正的国家利益所在。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形势的发展，使世界越来越具有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对西方国家来说，情况也并不乐观。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几百年之后，西方国家有一个根深蒂

固的“文明和文化的忧虑和忧患”意识。在亚洲和拉丁美洲以及东欧国家正在经济和社会日益赶超上来的今天，西方国家许多人士感到由于国家和民族的“衰落”，强国和大国地位的更丧失，尤其是东方在经济上的崛起，西方世界强烈地感到对自身文明和文化的一种深层的不安。人们担心的就是某个种族和文化可能会被“劣等”人口海洋淹没。人们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忧虑，关键在于认为自身的种族和语言集团在历史上享有特殊的地位，在世界文明中具有无与伦比的特点，对世界文明有贡献，因而必须使自己的人口持续增长，进而来保持自身的种族集团，西方人为这种偏执和愚蠢的观点，会出了两次世界大战的代价。现在由于亚洲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又可能会出新的代价。正是在这个理论和现实的背景下，是西方人率先提出了“文明的冲突”的理论，提出了冷战后的“文明的战略”，文明和文化的问题成为涉及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

三、“文明冲突论”对我们的启示

文明冲突论和文明自省论，都是西方对非西方文明的挑战主任作出的回应。它基本反映了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格局的变化和西方的一些学者对这处变化的忧患心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文明自省论”的提出，使我们看到西方学术界对苏联和东欧事件和思想观念引发出的乐观精神，转变到了一种使西方文明在21世纪将会失去世界主宰地位的

忧虑。它突出了文明和文化问题及其矛盾，对于我们从更广阔的角度思考冷战结束后新世界政治格局和文明发展，制定我们国家相应的战略、策略，都会有一定参考和启示意义。

（一）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的确出现了分化的特征，而各极的组成在文化和文明的背景上的确有相近之处，即国际社会各大利益集团的组成，各自都有一定的文明和文化，文明或文化的冲突在一定意义上必将伴随政治、经济利益冲突而展开，有时甚至会成为冲突的焦点。如以我国为首的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在民主、人权、经济政治、社会价值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分歧和冲突等等。文明之间的矛盾将成为今后世界格局中的一个问题加以重视，并提出对策。严格地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为美国及西方国家冷战结束后增强军事实力发展经济等战略措施提供的理论根据。

亨廷顿强调对中东及东方国家文化、宗教、民族性的重视，也在一定意义上引发了对“国家利益或经济利益”的再思考。在国际政治中简单地强调“国家利益决定论或经济利益决定论”是不够的。况且，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概念”，主要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战略利益；而东方国家，尤其是那些政教合一的国家，就很难在国家利益、经济利益、文化价值、宗教信仰和民族传统之间作出清晰的区分。在不少时候，不是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而是文化价值、宗教信仰和民族传统决定着“国家利益”。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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