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语文为了忘却的纪念3(2)

阳月刊》，后发表于该刊1928年4月号。这是白莽公开发表的第一组长诗。此后不断有诗作问世，如包括《别了，哥哥》在内的组诗《血字》、组诗《我们的诗》等均发表于《拓荒者》等左翼刊物。他一生创作诗歌近百首，另有小说、随笔、戏曲、译作等。其中最具特色的是红色鼓动诗。当年的“左联”领导人之一阿英（钱杏邨）(1900—1977)生前不止一次地提到，“殷夫的有些诗，不仅内容好，艺术上也好，至今都耐读。这在初期革命文学作品中是难得的。可惜死得太早。”他认为“在死难的左翼青年作家中，柔石的小说，殷夫的诗是突出的。”（引自吴泰昌记述《阿英忆“左联”》，出处同上。）1930年，诗人编成诗集〈孩儿塔〉，共收诗65首，生前未能出版，鲁迅保存了诗稿，并于1936年为之作《白莽作〈孩儿塔〉序》一文，对烈士遗作给予极高的评价。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印了《殷夫选集》。

白莽是1929年6月用“白莽”的笔名给《奔流》投稿的。《奔流》是鲁迅、郁达夫主编的一份文艺月刊，以刊登翻译作品、评论为主，也刊登创作，鲁迅常为刊物作编校后记。而白莽1927年就开始学德文，所以能翻译德文版的彼得斐传和彼得斐诗；投给《奔流》，正是情理中事。课文告诉我们，鲁迅接到译稿后，“就发信去讨原文”，“他就亲自送来了”，于是有了第一次相见。这是1929年6月24日的事。但第二天，白莽即来信表示“很悔和我相见”，鲁迅则诚恳作答，说明原委，指点译误，并送去藏书，邀约译诗，白莽终于消除误会，将译诗送来。“我们就谈得比第一回多一些”，这情浓墨淡的一笔，不难使人体会到这志同道合的一老一少开怀叙谈的融洽氛围和友谊增进的喜人情景。若非如此怎会有后来的刚出狱，大热天穿着厚棉袍，来鲁迅处“打门”这生动的一幕呢？如果不是基于对鲁迅的崇敬和信赖，他又怎会毫无顾虑的如实相告自己“是一个革命者”呢？（文中着一“才”字不是既突出了一名地下工作者的高度警惕性，也表现了这种“同志的信任”吗？）而据文中“这传和诗，后来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里”之交代，联系《奔流》1928年6月创刊，1929年12月停刊，共出15期的史实，可知当白莽出狱时，译作尚未刊出，鲁迅“就赶紧付给稿费，使他可以买一件夹衫”，这预付稿酬的细节同样体现了这位文化革命旗手、文坛宿将对年轻战友的关切、体贴和深挚爱心。至于“左联”成立后的再次赠书，同样是战斗情谊的又一个具体体现。

当然，鲁迅与白莽的交往毕竟时间不长，见面也只三次，所以直到“左联”成立之后，“我才知道我所认识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上做诗的殷夫”。但正因为如此，后来回想起来，尤觉弥足珍贵。在烈士牺牲的两周年忌日，面对“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的白色恐怖，鲁迅冲破封锁，发而为文，通过与白莽交往过程追忆，由表及里递次深入地镂示出这位青年革命家和文学家坦直热情、坚强乐观，奋发有为、脚踏实地的感人风貌，也清晰地映现出他们之间由编缉者和“素不相识的投稿者”的一般关系发展为相互信任、情深谊长的无产阶级同志关系的真实进程，真是历历如见，感人至深。就全篇而言，这部分内容是抒情高潮到来的前奏之一，而确切了解上述史实，则显然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吸收这部分叙事所提供的信息，从而披文入情，更自然地产生情感的共鸣。 柔石 一

柔石，姓赵，原名平复。一九○一年生于浙江台州宁海县。因家庭困难，十岁方入小学。一九一七年入杭州师范，爱好写作，为“晨光社”社员。毕业后任小学教师，并从事写作，有短篇小说《疯人》。一九二三年到北京大学旁听。回乡后，从事教育工作，致力于教育改革。大革命失败后，柔石逃往上海，从事革命文学活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为《语丝》编辑，并组织“朝花社”，于创作之外，并致力于介绍外国文艺。

一九三○年，自由运动大同盟发动，柔石为发起人之一，左联成立后，他被选为常务委员，兼编辑主任。五月，代表左联参加全国苏维埃大会。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被捕，二月七日被秘密枪杀，身中十弹。著译作品有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中篇小说《二月》、戏曲《浮士德与城》（翻译）、《阿尔泰莫夫氏之事业》（翻译小说）共十二种。

二

柔石：原名赵平复，1902年生于浙江宁海（今并入象山），1917年赴台州，在浙江省立第六中学读书。1918年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3年毕业。1925年春赴北京，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年底回浙江任镇海中学教员，后任教导主任。1927年春，创办宁海中学，并任县教长。1928年5月参与宁海亭旁农民暴动，失败后到上海，从事文艺活动。1930年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柔石当选为执行委员，次任常务委员、编辑部主任。193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以“左联”代表资格，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嗣后，作通讯《一个伟大的印象》一篇。作品有：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中篇小说《三姊妹》、《二月》；短篇小说集《希望》。译著：卢那卡尔斯基的《浮士德与城》、高尔基的《阿尔泰莫诺夫氏之事业》、《丹麦短篇小说集》。

三

柔石：不死的青春 龙华喋血

1931年2月7日晚，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监狱在收风时，看守长亲自带人点名，点完一间号子（牢房）便销上一间。这条森严的收风是从未有过的，犯人预感到要出事了。 深夜，看守长拿着名单指挥看守提人，提出来的犯人戴着脚镣向前走，一边回头与狱友们点头告别。

就这样，二十几名共产党人排成一行，走向刑场，哗哗的铁镣声打破了沉寂的暗夜，行刑的士兵把黑洞洞的枪口从屋子里伸出来。突然，一阵枪响，前排的同志倒下了，后排的同志也在高呼“中国革命万岁！”等口号声中倒了下去。 屠杀的枪声停止了，空气已经凝结，烈士们的遗体被抛入早已挖好的坑内填土掩埋。殷红的鲜血浸过了土层，映红了墨黑的长夜，射向辽远的苍穹！ 二十多名年轻的共产党人被残酷地杀害，举世为之震惊！

在殉难的烈士中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的五位青年盟员，他们就是：柔石、胡也频、李伟森、冯铿和殷夫。

1933年2月，在左联五烈士牺牲两周年的忌日，鲁迅先生沉痛地撰文：

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

金桥柔石

柔石这个笔名，因为他的《二月》等名篇而为人熟知，但是柔石的本名及他这个笔

名的来历人们则知之不多。

柔石的家在浙江海临县城内，这座浙东山城，负山面海，柔石家的门前是阡陌纵横的田园，东侧的路上有一块很大的长石条，石上镌刻着“金桥柔石”四个古朴而饱含诗意的大字。后来，柔石就用这四个刚柔相济的字分别作为自己的笔名，而“柔石”用得最多。 五四运动前一年，柔石考入浙江一师，这是一所具有较浓厚的文艺气氛的学校，也是东南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这里除了有音乐书画无一不精的弘一大师李叔同外，还有新文学名家朱自清、俞平伯等。在浙江一师，柔石表现了多方面的艺术才能，他参加了晨光文学社，后来的湖畔诗人冯雪峰、汪静之等此时都是晨光的社友。

五四运动对柔石的影响很大，但他却没有过多地参加学生运动，因为当时他是相信教育救国的理论的。1926年秋开始，柔石投入了家乡的教育事业。他先后在临海、镇海等地任教。

1928年四月初六，临海亭旁一带农民举行了反抗国民党统治的大暴动。临海中学的几个地下党员就是暴动的领导人，暴动被镇压后，学校也被搜捕。暴动发生时，柔石正在沪杭一带为学校募捐，等他回到学校，一切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而且柔石与暴动的领导人都是关系密切的朋友，他必然会成为国民党注意的对象，处境非常危险，就这样柔石离开家乡到了上海。

在鲁迅身边

上海，对于柔石来说并不陌生，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这个十里洋场的大都会。可是，两手空空的柔石该如何去面对生活呢？他找过工作，可处处碰壁。“求人不如求己之志”，他决定靠自己的努力去开辟生活的道路。在法租界的一个亭子间里，柔石默默地修改着一直带在身边的小说稿《旧时代之死》。

那时，上海成为新文学作家的集散地，鲁迅也于这年十月偕许广平来到上海定居、开始了最后十年最为卓越的战斗生涯。这些，都给准备卖文为生的柔石创造了条件。 在朋友的介绍下，鲁迅答应为柔石看稿并热心予以推荐出版。正是这部长篇成了柔石与鲁迅相交的机缘。

1928年9月以后，柔石搬到景云里23号居住，这里原是鲁迅的寓所，因为它紧临大兴坊，北面直通宝山路，环境嘈杂，鲁迅就搬到景云里18号，而把这里让给柔石等人合住；后来由于柔石等几个青年人没有家眷，吃饭不方便，鲁迅就叫他们一起搭伙。这样，柔石就能与鲁迅朝夕相处，不仅增长了许多知识，而且还享受到了融融如家庭的快乐。

在和鲁迅相处的日子里，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鲁迅在他的文章中记下了他们生活中相互关照的情形：“??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大家都仓皇失措的愁一路??”

鲁迅对柔石有着特别的喜爱和器重，他说过：“那时我在上海。也有一个唯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那就是??柔石。”

在鲁迅的关怀和帮助下，柔石的创作进入了黄金季节，他的代表作《二月》、《为奴隶的母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名篇。

在左联的阵营中

在20年代末期，以创造社为主的进步的左翼文化阵营与鲁迅等发生了一场规模很大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问题的论战。随着形势的发展，进步文艺界急需团结起来，由于柔石和鲁迅的特殊关系，在他的引荐下，冯雪峰来到上海后得以与鲁迅相识相交。在论战中对

鲁迅进行过批判的冯乃超在拜访鲁迅时也特意请柔石作陪。就这样，在诸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左联第一次筹备会召开了，参加这次会议的人除柔石外，如潘汉年、冯雪峰、夏衍等大都是共产党员。在筹备左联的过程中，柔石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还参与了讨论左联纲领、拟定发起人名单。

1930年3月2日下午，左联成立大会在上海窦乐安路233号（即今多伦路201弄2号）中华艺术大学召开。这里离鲁迅和柔石住的景云里不远。为了保护鲁迅的安全，当时文委书记潘汉年指示让柔石、冯雪峰专职保护鲁迅，要他们在一旦发生危险的情况下，从后门撤退。柔石当时还不是党员，从这些安排，可以看出党组织对他的信任及他与党的密切关系。 1930年5月，经冯雪峰介绍，柔石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给自己的秘密工作作掩护，他请友人王育和与明日书店接洽，在书店挂个编辑的名称。由于安全的需要，他不断地搬家，最后搬到静安寺泰利巷，这是一个秘密的地点，柔石与同志们的联系也不断改用化名。在鲁迅的日记中，从7月开始柔石的名字就改用“平复”或“平甫”了。

狱中狱外

柔石被捕的当天下午，巡捕押他到明日书店，问经理是否认识。经理看到柔石咬牙示意，就回答说不认识，又见柔石带着手铐，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待巡捕一走，慌忙跑去告诉王肓和，当晚，冯雪峰就从这里得到消息，第二天，鲁迅也从朋友处得到了这一不幸的消息。

柔石被捕之后，明友们急忙托人找律师打听消息，刚打听到老闸捕房有一个叫赵少雄的共产党嫌犯，很快又移交到市公安局。

在龙华狱中，柔石先后给冯雪峰、王育和传出两封信，一个星期后，曾让人带出一个纸条，说是狱中的水泥地很冷，要朋友送被头和衣服去。由于无法送去，一周后，他又递出一个纸条，这次没有提天冷的话，只是要朋友们将自己被捕的消息瞒住他的老母，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老人知道。就在一个多月前，柔石风尘仆仆地从上海回到家乡，庆祝年迈的母亲六十寿辰，母亲盼望儿子已经双目失明，但是柔石只能在家陪伴一个星期，为了党的事业，他辞亲别子，又回到战斗的黄浦江畔。

十几年后，柔石的好友林淡秋深情忆念：??这位《旧时代之死》的作者的音容笑貌，一直活在我的心里：那天然的卷曲的头发，那躲在细边眼镜后边的近视眼，那微驼的背，那浓重的乡音。??他的生与死，我一直默默地咀嚼着，嚼出火、嚼出光，有时也嚼出一点悲凉。

“我也忘记了在上海怎么来往起来”

柔石在上海是怎么和鲁迅先生来往起来的

《为了忘却的记念》中说：“我也忘记了在上海是怎么来往起来，总之，他那时住在景云里，离我的寓所不过四五家门面，不知怎么一来，就来往起来了。”

一九二八年柔石从家乡到上海不久，就住进景云里二十三号。这儿原是鲁迅居住，许广平在《景云深处是吾家》中说：“于是我们就在一九二七年的十月八日，从共和旅店迁入景云里第二弄的最末一家二十三号居住了（后来让给柔石等人居住）。”鲁迅一九二八年九月九日《日记》说：从景云里二十三号“移居里内十八号屋”，可见柔石搬进景云里的时间，应在九月九日以后。当时柔石非常敬仰鲁迅，一九二三年还在北京大学听过鲁迅先生讲课，但二人并不熟悉。柔石埋头写作，却苦于无处发表，象他这样一个不出名的新作家，没有名人介绍，其作品是很难发表的，于是想到了鲁迅先生。林淡秋在《忆柔石》中曾谈及此

事：他问柔石“稿子出路找好了吗”？柔石回答说：“还没有，打算去找鲁迅先生。”于是鼓起勇气去找鲁迅先生帮忙。鲁迅先生热情支持，使他喜出望外，他在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三日给他哥哥赵平西的信中写道：“福已将小说三册，交鲁迅先生批阅，鲁迅先生乃当今有名之文人，如能称誉，代为序刊印行，则福前途之命运，不愁蹇促矣！??”

根据柔石搬进景云里的时间（九月九日以后）和柔石写家信时间（九月十三），柔石和鲁迅先生在景云里的第一次来往，应在一九二八年九月九日至九月十三日之间，是柔石送小说求鲁迅先生批阅。

方孝孺

一

方孝孺(1357—1402) 明代浙江宁海人，字希直，又字希古，人称正学先生。明惠帝（失允炆）时任侍讲学士，文学博士。1402年，燕王朱棣(ｄī)，即后来的明成祖，兵入京师（今江苏南京）后，他不肯为成祖起草登极诏书，被杀，灭十族（九族及方的学生），死者达870余人。著有《逊志斋集》。

二

方孝孺(1357—1402) 字希直，又字希古，明浙江宁海（今浙江省象山县）人。宋濂弟子。洪武二十五年任汉中府教授。蜀献王聘为世子师，名其室曰正学，人称正学先生。建文时，任翰林侍讲学士。燕王朱棣起兵，当时朝廷诏檄多出其手。燕兵入京师（今南京），称帝（成祖），命孝孺起草即位诏书，不从。成祖顾左右授笔札曰：“诏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掷笔于地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遂被杀，宗族亲友连坐死者凡十族，达八百四十七人。福王时追赠文成。著有《逊志斋集》二十四卷。孝孺论文强调作家的独特风貌，不可强求一律。他说：“人之为文，岂故为尔不同哉？其形人人殊，声音笑貌人人殊，其言固不得而强同也”（《张彦辉文集序》）。他认为好的文章都是艺术性的创造，不能靠模仿古人。他说：“庄周之著书，李白之诗歌，放荡纵恣，惟其所欲，而无不如意。彼岂学而为之哉？其心默会乎神，故无所用其智巧，而举天下之智巧莫能加焉??庄周、李白、神于文者也。??当二子之为文也，不自知其出于心而应于手，况自知其神乎？??效古人之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心会于神者能之”（《苏太史文集序》）。所以他的文章雄健豪放，时有新意。散文《越巫》，通过以“治鬼”术骗人的越巫终为装鬼者吓死的故事，嘲笑巫祝欺人自欺的可恶和可悲；同时讽刺社会上那些招摇撞骗、欺世盗名的人。《吴士》一篇，写张士诚任用的“吴士”，平时“好夸言，自高其能??尤喜谈兵，谈必推孙吴”，实际并没有“将兵”的本领，每一临阵，就“遁去不敢少格”。作者借此讽刺世之夸夸其谈而无实学的人。作者于篇后说：“右《越巫》《吴士》二篇，余见世人之好诞者死于诞，好夸者死于夸，而终身不自知其非者众矣，岂不惑哉？游吴越间，客谈二事，类之，书以为世戒”。为文宗旨，于此可见。在《蚊对》篇中，作者通过童子的议论，运用形象的比喻，把人类社会中的剥削者，压迫者和动物中的蚊子对比，指出前者比后者更为残酷，更加卑鄙无耻，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叶灵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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