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化。当前社会还出现了许多新阶层,如私营企业主、个体户、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主义建设者。各个阶层之间存在不同的利益,由利益冲突所带来的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不容忽视。但是不管是哪些阶层之间的矛盾,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就决定了矛盾性质总体上的非对抗性。但是如果阶层矛盾处理不当,就可能会出现对抗,这是要尽量避免出现的。
第二,城乡之间矛盾的凸显性。2003年1月8日,胡锦涛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分析了当前农村和城镇的差距。他指出,农民的生活水平还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农村的教育、科技、文化和卫生等事业的发展水平也明显落后于城市。据统计,在城乡人均收入方面,城乡差距1985年曾缩小为1.86倍,但是以后逐年扩大,2004年扩大为3.21倍,实际的城乡收入差距为6倍左右。城市和农村的矛盾如果处理不当,不仅会影响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协调发展,而且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第三,区域发展之间矛盾的紧迫性。胡锦涛多次指出,由于历史、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原因,我国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存在较大的发展差距。沿海地区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及政府的优惠政策,经济发展速度明显高于内地,相应地,沿海地区居民收入水平高出中西部地区好几倍,大量的资源和人才流向沿海和特区。为了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中央制定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尽管这样,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还在扩大,除了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还有像社会发展、不同地区社会成员之间享受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都在扩大。因此,解决这些问题,有很强的紧迫性。
第四,群体性事件的多发性。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形式之一。胡锦涛说:“一段时间以来,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和国企改革的深入,由多种原因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明显增多。群体性事件参与主体和形式呈现多元化趋势,涉及各行业、各系统、各地区等。群体性事件往往会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扰乱社会秩序。胡锦涛认为新时期群体性事件是合理性与违法性并存的,而且具有反复性,因此调解群体性事件具有较大的难度。所以,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面临的严峻问题。胡锦涛指出:“不能让矛盾积累和发展起来,以致影响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7、在新世纪之初中国为什么会提出和平崛起发展战略?怎样平和看待“中国威胁论”和“文明冲突论”?
改革开放20多年,中国取得的成功举世瞩目,但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威胁论”在世界一些角落几度翻滚,之后又冒出“中国崩溃论”。这些论调之目的在于丑化中国形象,遏制中国崛起。直到中国领导人响亮地提出“和平崛起”理论,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赞同。
温家宝访美提出“和平崛起”的承诺,与他行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相关。那次“学习”的主题定为“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这“主要国家”,包括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前苏联和美国。
这次集体学习,实际上是中国新领导层的一次集体探索,要在小国为何成霸主、帝国为何会消亡、强国为何不能永续等一系列问题上,摸出兴盛与衰落的规律,探求中国的发展之路。
而“和平崛起”的口号,正是近年来以来经过学界的一番探索,中国新领导层经过一番梳理之后,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这一形式表现的成果,再经由温家宝的访美正式提出,既作为“自己“治国理政”的新定位,又作为对外界的一个重要承诺。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中国崛起的著述频频问世。其中大多数人都戴着有色眼镜,其结论或多或少归结为“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但是,确有若干严谨的、实事求是的探讨和预测,至今读来令人拍案。其中以奥弗霍尔特的《中国的崛起》为代表,最早提出并正面论证了这个重大命题,用沃格尔的评论“这本书极大地冲击了常规的思考”。奥弗霍尔特预测了中国崛起将“改变亚洲的经济态势”,“改变中国的政治”,“并使全世界的政治改观”。他的结论是,中国崛起“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然而,对这样一个历史现象,这样一个战略命题,中国学者的研究和论述却比国际学术界要少得多。这种状况似乎是一种“韬光养晦”,实际上是在回避中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重大课题。
由于缺乏对“中国崛起”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系统研究,我们就难以应对各种“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的挑战;就难以在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国际战略之间形成深层次的良性互动;也难以建树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学科的理论体系。面对如此艰巨而重大的现实问题,我们的理论研究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客观的需求。
经济全球化 中国崛起的主要历史条件
“中国崛起”是一个“正在进行”的概念,似乎不存在“已经”或“将要”的问题。这个概念的核心是中国在国际体系和世界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包括适应性、结合度(相关性)、影响力和创造力。“崛起”是一个阶段性的长期过程,应设定阶段性的特征指标。目前可以看作是外部世界和中国内部相互适应的阶段,其主要特点是中国通过内部制度建设和市场潜力发挥,确立其在世界市场体系中的基础和定位。
中国是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崛起的机遇,目前我们与世界体系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国经济与全球市场体系的结合问题。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进程,是在现代高科技条件下经济社会化和国际化的历史新阶段。在这个历史背景下的中国崛起道路,不可能是军事扩张或政治革命,只能是参与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由此获得崛起的环境和条件。这要求中国制度建设的目标定位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回顾中国20多年来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就可以找到中国崛起的基本轨迹,其中有一些是具有规律性的认识。如渐进式的改革开放、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转变、充分利用内外两个市场资源、一部分地区的发展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保持稳定和平的外部环境、与主要国家和地区形成共同利益等等。中国是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国家,但又不同于前苏东集团的转型国家;是一个发展中经济,但也不同于在全球化过程中被边缘化的大多数前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具有很强的抗周期能力,并且可以利用西方经济周期中各个阶段的机遇,如繁荣时期出口激增,衰退时期资金涌入。
这些条件和机遇,并不是其他国家都能获得的。中国作为大国的稳定性、增长潜力、开放度和抗波动能力都是其他转型经济和发展中经济所不具备的。中国发展模式的理论抽象,就是对中国崛起的内在规律认识,也就是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
不可否认,我们在20多年的发展中积累了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有些问题是复杂严峻的。但是,这些问题并不能改变中国继续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发展趋势。同20年前、甚至10年前相比,中国的发展条件和潜力是更充分了,还是更局限了;中国出现的负面因素是不可克服不可控的,还是通过制度建设和供求平衡可以得到控制和克服的;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是旧体制因素还是中国的发展模式所产生的。如果把负面因素绝对化、全局化,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中国崩溃论”。
目前,中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中的位置迅速上升,形成外部世界和中国市场的双重不适应。中国在结构调整方面的重大突破,就是对世界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调整的贡献。人民币汇率、巨额贸易顺差、大规模产业转移、全球通货紧缩等问题,必须在中国经济结构的稳定和可承
受的条件下积极地加以解决,这其中并不存在“经济民族主义”的问题。
随着中国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不断提高,中国产品占有世界市场的份额不断扩大,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趋势日益明显。这并不是中国蓄意造成的,而是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本身的必然结果。中国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将长期存在,国际产业向中国转移也不会是短暂现象。在一定条件下,中国也会成为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的投资国。
中国的产品构成和价格体系将影响国际价格走向,这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并不是中国对某些国家的威胁。相反,在未来几十年中国可能带动全球价格体系和要素配置发生历史性的、革命性的变动,恰恰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结果。
中国领导人最近把中国的崛起称之为“和平崛起”。这是一个准确、科学的概括。 中国在通过和平之路走向崛起。
中国和平崛起,是中国的选择,也是时代的选择。
中国和平崛起,是发生在世纪之交、千年之交的大事件、新现象,具有世界意义和历史意义。
中国的新崛起,与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有着明显的不同,与它自己历史上的几个盛世王朝也不同。历史上大国的崛起无不通过战争、征服、扩张、侵略、掠夺和列强之间的争夺来实现的,整个过程充满了血腥和非正义。中国新崛起则完全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实现。中国这条发展道路是在总结人类发展史,特别是大国兴衰史的经验教训后作出的抉择。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决不做损人利己之事;强大了也决不威胁他人,永不称霸。
中国和平崛起表现在,通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通过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办法,来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机制和环境,调整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调动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对外,则是国门敞开,大胆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勇于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充实自己。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坚持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方针,维护世界和平,努力营造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作为一个有古老文明的东方大国,在不长的历史时期和平地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使五分之一人类摆脱贫穷落后,走上富裕文明,这本身就是对人类的贡献。中国发展不仅没有损害包括周边国家在内其他国家的利益,而且还使它们从中国的发展中不同程度地获益,这也是对世界的一个贡献。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虽然带有鲜明的中国个性,但具有世界的普遍价值和意义。
中国选择和平崛起之路,是基于对和平与发展关系的深刻理解和对当今世界脉搏的准确把握。全面审视人类历史会发现,人类的进步大多是在和平的变革中实现的,战争和暴力很少能带来真正的进步。和平是人类的最大福祉和最大的愿望。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潮流。选择和平发展,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得到全体中国人民的拥护,而且符合亚洲和全世界的最大利益,受到国际上广泛欢迎。
中国选择和平发展之路,并不是只求太太平平地埋头自我发展,而对世界事务不管不问。中国一向致力于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和稳定,一向伸张正义,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积极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方式化解地区纷争和危险,在亚洲出现金融危机时宁愿自己受损失也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在在表现它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和平崛起之路,迄今为止是成功的,总的来说是顺利的。但中国人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前进的路上也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障碍。但不管怎样,中国将排除任何障碍,沿着和平发展的道路走下去 。
8、如何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涵和历史地位,认识其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1.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涵,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
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是回答中国现阶段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即在人类文明史上处在什么发展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目前中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础原则,不能背离社会主义方向。二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一切从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不能超越阶段、急于求成。二者的有机统一,就是我国现阶段社会的规定性。这是我国现阶段最基本的国情、最大的实际。
2.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地位,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特定的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历史阶段。从时间上说,从我国50年代中期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的时间。这个阶段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基本尚示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其发展进程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特定阶段。
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之所以要经历这样一个长时期的初级阶段,并不是哪个人、哪个社会集团的主观臆断,而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是由中国现阶段基本国情所决定的。毫无疑问,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是,人民群众并不能随心所欲的他造历史,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从事创造活动。人们不能随意挑选生产力,不能离开从前一代那里继承下来的各种条件去创造新社会。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我国只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正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即是说,我们应当从全人类文明进步的视角考察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定位问题,这样才能开阔视野,看得更清晰,认识更深刻,即跳出中国来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面对现实,是从本国国情出发的理论,而认清了国情,就认清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艰巨性。
从理论上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和形成,就是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从现阶段中国实际出发,重新认识当代中国国情的结晶。所谓国情,就是一定历史时期,一个国家基本状况的总体判断。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规定,比如,十二亿多人口,八亿多农民;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等等。这是表次的认识。对国情的认识,最重要的是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方面进行把握。这就是最基本的国情。
从实践上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提出,是在全面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开拓前进,寻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子。因而,毫无疑问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它促进我们更加自觉地从现阶段中国实际出发,寻求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生产关系,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乃至生活方式,从而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重新焕发出勃勃生
机,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得到完善,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现代化程度获得显著提高。20年的实践,已经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我们过去搞得“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组织形式,既不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组织形式,是对社会主义组织形式的一种曲解,是一个历史性误区,是在政治的高压下强制推行的一个“经济乌托邦”。中华民族为此已经付了沉重的代价。
3.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可以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清醒的认识,克服急于求成的浮躁思想。
目前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国民经济有了巨大的进步,国民生产总值突破一万亿美元,居世界第六位,而且外汇储备量居世界第二位,不宜在强调初级阶段了,在世界上应以强国的面貌出现,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之所以产生这种思想,究其根源,还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认识不足,我国国民经济虽然生产总量不低,但人均收入却很少,居世界后列,我国生产力的水平确有很大的提高,从总体来看,生产力落后的状况仍然没有改变,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落后,不仅与发达国家相比,即使与某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还有较大差距。正如邓小平所告诫我们: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100年时间。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大约有上千年时间。而要实现共产主义,还需要更长时间的奋斗。所以,我们要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为长期的指导思想。
9、为什么当前我们要加强文化建设?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社会,物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愚昧无知、失去理想、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观念形态上反映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同时又对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都搞好,使它们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圭义事业才能顺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才能实现。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通过知识体系、价值观念、思想信仰和行为规范,产生凝聚和激励社会成员的巨大力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增强国际竞争力、提高民族凝聚力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够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转化为物质力量,对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先进的、健康的文化会促进社会的发展,落后的、腐朽的文化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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