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词坛上继苏轼之后的又一座高峰。在他的直接影响下，与他同时或稍后的陈亮、刘过、刘克庄等，用词来抒发爱国情感，豪放慷慨如辛弃疾，但艺术成就则远不及，史称辛派词人。
78. 宋代的诗歌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它与唐诗一道，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两种基本类型。宋诗与唐诗最大的区别在于，唐诗重“象”，宋诗重“意”；唐诗是诗人之诗，宋诗是学者之诗。这就是说，唐诗重在描绘形象、意象，通过形象、意象的描绘来表现情感思想，与此特点相联系，唐诗意境鲜明、情寓于象，语言简洁，表现含蓄而耐人寻味。宋诗则侧重于直接表现情感、思想，“象”的描绘是次要的。因此，宋诗往往多议论，语言也不像唐诗那样简洁凝炼，表现也不太含蓄。唐诗基本上能做到用诗人自己自然平易的语言来表达，宋诗则往往用典故和前人的话来表现，因而宋代的诗人首先是学者。
79. 宋初诗坛，承袭晚唐五代余风，有所谓宋初三体之说。一以当时的一些达官贵人如徐铉、李昉等为代表，以白居易为师，诗风平易浅俗，是当时的主流诗歌，此为白体诗。一以稍后的杨亿、刘筠、钱惟演为代表，以李商隐为师，辞藻华丽，讲究用典，是白体之后的诗坛主流，因诗集《西昆酬唱集》得名，此为西昆体。一以魏野、林逋等隐士为代表，以贾岛、姚合为师，多用白描手法写隐逸生活，诗风清苦，此为晚唐体。
80. 欧阳修作诗，力矫西昆体的不良诗风，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诗歌理论，要求诗歌反映现实社会生活。欧阳修诗歌受韩愈影响较大，主要体现为以散文手法和以议论入诗。
81. 黄庭坚被认为是与苏轼并驾齐驱的诗人，所以有“苏黄”之称。黄庭坚之所以能在宋代诗坛上占据重要的地位，产生广泛的影响，一是因为他提出了一套独特的诗歌创作理论，二是因为他诗歌本身的成就，三是因为在他的影响下产生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江西诗派。黄庭坚论诗，强调推陈出新，要求诗人志向高远，勇于创新，有自成一家、压倒前人的气势。黄庭坚论诗，要求诗歌创作要象杜甫那样“句律精深”，又能做到“无一字无来处”，因而提倡“夺胎换骨”、“点铁成金”。这大致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指借用前人诗文的词语、典故，加以陶冶点化，化陈为新，使之在自己的诗中起到精妙的修辞作用；二是指师承前人的构思与意境，使之焕然一新，成为自己的构思与意境。黄诗以鲜明的风格特征而自成一体，当时就被称为“黄庭坚体”或“山谷体”。
82. 南宋初中期的诗歌以南宋四大家为主。南宋四大家，又称“中兴四大家”，指的是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
83. 陆游一生写了大量诗歌，是南宋成就最高的诗人，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从内容来说，陆游的诗主要有两类，一类表现民族意识和爱国感情，一类写景物和日常生活。
84. 从南宋初期开始，就已经有诗人有意摆脱江西诗派的影响，如南宋四大家，但因他们出生较早，未能完全奏效。南宋中期以后，随着新一代诗人的出现，他们已完全跳出江西诗派的樊篱，使诗歌重新回到唐诗的道路上去了。这些诗人主要是永嘉四灵及江湖诗派。永嘉四灵。指的是浙江永嘉（今温州）的四位诗人：徐照（字灵晖）、徐玑（号灵渊）、赵师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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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灵芝）、翁卷（字灵舒）。他们的诗以贾岛、姚合为宗，多为近体，喜用白描，不用典，主要描写山水自然和自我感受，境界狭窄，讲究苦吟，诗风单一。
85. 江湖派是稍晚于四灵，并受四灵影响的一个诗派，因作品多收入《江湖集》而得名。他们多为落第文人、江湖清客。诗风不一，有的粗犷豪放，有的幽静清苦，有的新奇，有的旷达。代表人物主要有刘克庄、戴复古、方岳等。
86. 在宋代城市的大众娱乐场所“瓦肆”中，有一种以讲故事、说笑话为主的活动，即“说话”。“说话”分为四家，即小说、讲史、说经、合生。四家中，小说、讲史最为重要，影响也最大。我们今天所说的小说实际上就包括了宋代的小说与讲史这两种。
87. 话本，就是说话人说话的底本，它主要包括讲史和小说两大类。前者是用浅近的文言讲述历史上的帝王将相的故事；后者指的是用通行的白话来讲述平凡人的故事。宋代的讲史话本有《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全相平话五种》等。这些话本以正史为主要依据，但也采入一些传说、异闻等，同时也不免虚构，以增强吸引力。它们的情节往往较曲折，篇幅较长。元明清的历史小说正是由此演变而成的。宋代小说话本主要保存在《京本通俗小说》和《清平山堂话本》及“三言”中。
88.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县）人。曾任金国的县令、左司都事等官。元灭金后，他退居故乡从事著述。他是金国成就最高的作家，诗、词、文均有较深的造诣，其中诗的成就尤其令人瞩目。有《元遗山集》。他的《论诗三十首》，受杜甫《戏为六绝句》的启发，对建安以来的诗歌作了较系统的论述，表明了他的文学主张。
89. 所谓诸宫调，就是流行于宋金元时期的一种讲唱文学。它用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联成短套，用不同宫调的若干短套联成长篇，杂以叙述，讲唱一个长篇故事。据传，其首创者是北宋末年的民间艺人孔三传。《西厢记诸宫调》是现存唯一部完整的诸宫调作品。《西厢记诸宫调》的作者是董解元（董解元的生平已无可考，“解元”是当时对读书人的通称），它由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改编而成。
90. 元代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戏曲上。元代的戏曲形式主要有杂剧、散曲、南戏三种。这三种戏曲形式都涌现了一些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对于明清的戏曲产生了重要影响。除戏曲外，诗歌和散文也有一定的成就，但远不足与戏曲相提并论。
91. 元代的杂剧从唐代的参军戏、宋代的杂剧、宋金院本等发展而成。它在体制上有自己的特点：用北曲演唱，一般一本四折，有的还有楔子，用作交代人物、剧情或串联两折。每折限用同一宫调，而且一韵到底，中间不能换韵。剧中男主角称为末，女主角称为旦，根据主唱者角色的不同，分为旦本、末本。一本戏只能由一人主唱，其他人一般只能说白。角色除旦、末外，还有副末、冲末、外末、贴旦、老旦、外旦、净、丑等配角。杂剧主要由歌曲与说白两部分构成。歌曲主要用来抒情、渲染，往往写得较典雅；说白主要用来对话或独白，往往用白话来写。元杂剧的发展以大德（1300年前后）为界大致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前期的创作中心在大都（今北京），后期的创作中心在杭州。前期的主要作家有关汉卿、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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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甫、白朴、马致远等，这是元杂剧创作的黄金时期；后期的主要作家有郑光祖、宫天挺、秦简夫等，这一时期的杂剧创作已走向衰落。
92. 关汉卿是中国古典戏剧的奠基人，他生而倜傥，博学能事，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关汉卿的杂剧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公案剧，以《窦娥冤》、《鲁斋郎》、《蝴蝶梦》为代表；婚姻爱情剧，代表作有《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调风月》；历史剧，代表作为《单刀会》、《西蜀梦》。
93. 关汉卿的杂剧故事复杂，情节曲折，引人入胜，每个情节都经得起推敲，丝丝入扣；人物性格富有个性，极少概念化、模式化色彩，因此，为中国古代戏曲人物画廊提供了大量栩栩如生的形象，如窦娥、赵盼儿等，直至今天，仍为大家所熟知；语言既切合人物的身份，又贴近当时口语，是“本色派”代表。这些特点，特别是塑造人物的本领，使他成为中国古代戏剧成就最高的剧作家。王国维说他“一空依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宋元戏曲考》）。
94. 元代的散曲是元曲的另一种形式。它是在金代“俗谣俚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当时也是和乐演唱的。语言上它吸收了大量民间口语，不避俗词俚语，因此特别生动活泼，诙谐幽默。内容上，它写得最多的是男女爱情，其次是归隐、闲适以及山水自然。体制上一般都比较短小。它包括小令和套曲（或套数）两种：单独的一支曲子，称为小令；由几支同一宫调的曲子联缀而成的表演一个故事，称为套曲。
95. 元代的散曲作家很多，其中很多是杂剧作家。它的发展也如杂剧，大致可以大德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大都为中心，后期以杭州为中心。前期的主要作家是一些“公卿大夫居要路者”和关汉卿、白朴、马致远等，后期则有张可久、乔吉等。
96. 南戏原来是一种地方剧种，因为它流行于浙江温州（温州古名永嘉）一带，所以又称为“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它以表现家庭内容为主，曲调轻柔婉转，以管乐伴奏为主，剧中各个角色可以分唱或合唱，一部戏没有固定的场次限制，每出戏也不要求通押一韵，也不限用同一宫调中的曲牌。元代南戏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高明的《琵琶记》。
97. 明代文学有以下一些特色：
98. 一是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地位不断提高，各类创作呈现百花争艳、全面繁荣的局面。其中小说的勃兴最为引人注目。特别是章回小说的发展和定型，对中国文学作出了最为宝贵的贡献。所谓“四大奇书”，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都是在明代最后完成的不朽杰作。由宋元话本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白话短篇小说，在明代中后期，也出现了一个鼎盛局面，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成为这方面的代表。另外，文言小说的创作较前代也有新的变化。瞿佑的《剪灯新话》和李昌祺的《剪灯馀话》，以及邵景詹的《觅灯因话》是明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代表作。明代戏曲的主流是由宋元南戏演变而来的传奇。明中叶三大传奇，即《宝剑记》、《鸣凤记》和《浣纱记》的出现，标志着传奇的繁荣时期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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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二是文学群体众多、流派纷呈。明代文人的结合，改变了过去以围绕或追随某些大家组成一个圈子的模式，形成以主张相结合的风气，比如台阁体、前七子、唐宋派、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吴江派、临川派、复社、几社等等，其中有诗文流派，也有戏曲流派。
100. 三是许多民间艺人和下层文人跻身文坛，作家队伍有所扩大。正由于大批的下层文人进入文坛，雅文学（诗词散文）与俗文学（戏曲小说）出现了空前的融合。
101. 四是追求文学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把情感作为品评作品美学意义和社会功能的准则，要求文学表达真情、肯定自我，以实现对个体意识和欲望的表达。明代文学家们有的指出“曲本取于感发人心”（徐渭《南词叙录》），有的强调“真诗乃在民间”（李梦阳《诗集自序》），还有唐宋派主张的“直据胸臆”、李卓吾提出的“童心说”、公安派和竟陵派坚持的“独抒性灵”等等，都体现了对程朱理学束缚的冲击与背离。这些主张在明中叶以后出现的才子佳人戏曲，以及言情和世情小说之中得到了具体体现，汤显祖的《牡丹亭》就是一部极具代表性的作品。
102. 章回小说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体裁。它的特点是分回标目、分章叙事、首尾完整、故事连接、段落整齐。章回小说是在宋元长篇讲史平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它与讲史有直接的关系：章回小说作为相对独立的单元的“回”来自于讲史的次或段；章回小说的回目来自于讲史开宗明义的题旨；章回小说由“话说”、“看官”等构成的虚拟的说书场景来自于讲史的叙述方式。我国章回小说的内容十分丰富，至少包括五种类型：讲史型、神魔型、公案型、世情型、武侠型等。
103. 《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三国演义》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简称，描写的是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兴起与灭亡的历史过程。《三国演义》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有一个漫长的成书过程。三国结束后不久，就有了陈寿的《三国志》，刘宋裴松之为之作注。裴松之引用魏晋人的著作达二百一十余种，资料详实，极大地充实了《三国志》的内容。与此同时，关于三国的各种传说、故事在民间也广泛流传，到元代时，便形成了一部《全相三国志平话》，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关于三国故事的第一部小说定本。罗贯中正是综合《三国志》、民间传说和《全相三国志平话》等最终写成了《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的版本较多，其中明代的嘉靖本，是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三国演义》版本。书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共二十四卷、二百四十节。而《三国演义》最通行的版本是清代毛纶、毛宗岗父子的一百二十回修改本。
104. 《三国演义》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这表现在许多方面。
105. 首先，“七分实事，三分虚构”的史料处理原则，使小说具有极强的艺术魅力。 106. 其次，在人物塑造方面，采用类型化的写法，专门突出人物的某一个特点，并通过夸张、对比、烘托等手法，把这一特点发展到极端。比如曹操的奸诈、诸葛亮的智慧、刘备的仁厚、关羽的忠义、张飞的勇猛等，性格鲜明，形象生动，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所以《三国演义》中，有名有姓的人物达400人，给人印象深刻的也不下数十。毫无疑问，这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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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演义》最突出的成就。
107. 第三，叙事结构上，以蜀汉为中心，以三国矛盾斗争为主线，精心结构无数的故事，虽事件复杂，却不琐碎支离，有曲折变化，然脉络分明，构成了一个基本完美的艺术整体。
108. 第四，具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语言特色。《三国演义》的语言与《水浒传》等小说是不同的，它是文言，但又夹杂着白话；是白话，但又有不少文言成分。可谓雅而不涩，俗而不俚。这种别具一格的语言风格使它既能发挥白话之长，又能避免纯粹的文言之短。
109. 《水浒传》的版本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系统：繁本和简本。繁本描写生动，文学性强；简本文字简略，描写粗糙。繁本中，现在所知最早的版本是《忠义水浒传》一百卷。繁本中有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回本。流行的繁本中除常见的百二十回本外，最著名的是金圣叹将繁本砍去梁山大聚义以后部分的七十一回本。简本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明代的双峰堂刊本《全像增插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一百二十回）。简本流传不广。
110. 《水浒传》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一直为后人赞赏。
111. 第一是成功地塑造了大批栩栩如生，有神态各异的人物，如宋江、李逵、鲁智深、林冲、武松等。《水浒传》注意按照实际生活写出人物的阶级性和个性，开始从《三国演义》的类型化写法，走向初步个性化的写法。与《三国演义》相比，《水浒传》对人物的刻画更细腻，也更有生活气息。这个进步标志着传统的写实方法在古代小说创作上的重大发展。
112. 第二是在结构上，《水浒传》的前半部分按人物来分别叙述，最后总归到梁山泊。书中主要一些小故事，都围绕逼上梁山这个中心，由分而合，宛如百川汇海。这样一来，既表现了起义由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的特点，又使小说在具有一个大框架的同时，又保存了若干具有独立意义的单元，使结构完整而又灵活。
113. 第三是《水浒传》第一次将白话运用到了绘声绘色、惟妙惟肖的程度，使它成为中国白话文学的一座里程碑，《水浒传》的语言是高度口语化的，与《三国演义》的文白相杂不同，因此更为准确生动。特别是人物语言个性化方面，《水浒传》能“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金人瑞《读第五才子书法》）。
114. 《西游记》与明代其他几部著名小说一样，成书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僧人玄奘不畏艰险，只身赴天竺取经，历时十七年，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他归国后，奉诏口述所见，由玄奘的弟子辩机写成了《大唐西域记》。后来慧立、彦琮又写成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时已开始运用夸张手法、穿插神奇传说的来讲述玄奘的事迹。最早把西游故事神话化的是南宋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其中西行者多了个前来相助的猴行者，他足智多谋，神通广大，一路降妖伏虎，驱恶除怪，已经成了取经路上的主角。到金元时期，有关玄奘取经的传说及各种戏剧，越来越多了。比如金院本有《唐三藏》、元杂剧《西天取经》，元末明初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等等。吴承恩在历史真实与传说故事的面前，选择历史上僧人玄奘取经之事作为故事框架，传说中的猴行者为取经故事中的主人公，最终写定了—百回本《西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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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汇编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人文素质教研室编辑
二○一一年五月
目录
中国历史概况 ............................................ 1 中国古代文学 ........................................... 28 文艺学部分 ............................................. 53 民俗部分 ............................................... 57
（注：同学们手中的《中国文化导论》教材也是竞赛参考内容）
第一章 中国历史概况
一、简史及编年
中国历史朝代歌 版本一：
夏商与西周， 东周分两段。 春秋和战国， 一统秦两汉。 三分魏蜀吴， 二晋前后沿。 南北朝并立， 隋唐五代传。 宋元明清后， 皇朝至此完。 版本二：
唐尧虞舜夏商周，春秋战国乱悠悠， 秦汉三国晋统一，南朝北朝是对头， 隋唐五代又十国，宋元明清帝王休。
（一）史前时代
概述
中国史前时代的各种文化是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
以直立猿人为主的旧石器时代早中期（距今约50至40多万年前），接著进入了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以山顶洞人为代表，距今约在20至10余万年前。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代表性文化是裴李岗文化，这一时期属于母系氏族社会，社会尚无明显分层。紧接著是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这一时期，社会性质从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社会贫富分化逐渐加深，同时生产力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而以龙山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大约出现在4900年至4100年前间，目前考古工作已经在长江、黄河流域发现了数个属于这一时期的城址群，如中原城址群、江汉城址群、海岱城址群等。这或许表明在龙山时代，社会的组织形态发生了较大的转变。 根据现在的考古学研究，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呈现多元并立的情形：约7000年到5000年前在河南省、河北省南部、甘肃省南部和山西省南部出现的仰韶文化便具备使用红陶、彩陶以及食用粟和畜养家畜的特质。而大约在同一时间，尚有在浙江省东边出现的河姆渡文化、浙江省北边出现的良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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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的大汶口文化。而之后发现的如二里头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则为青铜器时代的代表。
大事记
1. 已知的在中国境内生活的最古老的原始人类，是“元谋猿人”。在中国云南省元谋盆地发现两颗古人类牙齿化石，经科学鉴定，距今约有70多万年了。
2. 约70——20万年前，“北京猿人”（简称“北京人”），生活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洞穴里。
3. 北京人已经知道使用天然火。人类第一次取得了支配一种自然力的能力。
4. 到了大约18000年前，仍然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里，生活着一批被称作“山顶洞人”的远古人类。他们已经具有明显的黄种人的体态特征。他们不仅会人工取火，而且制造出了中国缝制工艺史上的第一枚骨针，骨针约同火柴棍般粗细，长82毫米。 6. 距今六七千年前，中国出现了古老的彩陶文化和黑陶文化。
7. 陕西西安半坡文化的彩陶，十分精美。人面网纹盆上各种纹饰，是原始美术、原始文字和原始艺术的结晶。
8. 山东龙山文化的黑陶，乌黑光亮，有着金属器皿一样的光泽。
9. 长江流域的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文化，与黄河流域的半坡文化同样古老，7000年前那里的人们已经会用大型木构件建筑房屋。 （二）启蒙时代
概述
华夏文明形成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夏朝以前数千年杰出首领的代表，具体而言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三皇是燧人、伏羲、神农以及女娲、祝融中的三人，五帝一般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自三皇至五帝，历年无确数，最少当不下数千年。据现今整理出来的传说，黄帝原系炎帝部落的一个分支的首领，强大之后在阪泉之战中击败炎帝，成为新部落联盟首领，之后又与东南方的蚩尤部落发生冲突，在涿鹿之战中彻底击败对手，树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后来黄帝的孙子颛顼和玄孙帝喾继续担任部落联盟的首领。帝喾的儿子尧继位，他是一名贤君，创立了禅让制，传位给了舜。在舜时期，洪水泛滥，鲧采用堵塞的方法，结果洪水更厉害了，鲧被处决，他的儿子禹采用疏导的方法，成功治理了洪水，因此被推举为首领。然而他的儿子启破坏了禅让制方式，自立为王（但据《史记》及香港中学课本所述，启是被推举为领袖）建立了第一个世袭王朝——夏朝，夏朝持续了400多年，在最后一个夏朝君主——桀末期，东方诸侯国商首领成汤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商朝。 大事记
1. 大约4000多年前，发生了一些部落战争。黄帝是其中一个部落的首领，因为他深得人心又聪明勇敢，取得了最后胜利。
2. 在古老的华夏族逐渐形成的过程中，黄帝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黄帝也就被后世尊为华夏族（即中华民族前身）的“人文初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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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黄帝之后，中华民族先后又出现了几位杰出的人物：尧、舜、禹。尧禅位于舜，舜禅位于禹。
4. 尧舜禹的时代，洪水泛滥成灾。大禹奉命治水，终于治服了洪水。
5. 后来，禹的儿子启继承了王位，建立了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约公元前22世纪公元前17世纪）。
6. 相传在4000多年前的夏朝，就开始有了历法，所以人们都把中国古老的传统历法叫夏历。
7. 夏历是按月亮的运行周期制订的，又叫阴历。由于历法中有节气变化和农事安排，所以又称农历。
8. 夏朝最后一个统治者桀，暴虐无道。东方的商部落，在汤的领导下强大起来，打败了夏建立商朝（约公元前17世纪初——公元前11世纪）。
9. 商朝的青铜器制造业有很大的发展。商朝后期制造的 司母戊大方鼎重达875公斤，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大的出土青铜器。
10. 商代的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一种古代文字，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了。在殷墟出土的15万片刻 有文字的甲骨中，总字数达到160多万字，其中有单字4600多个，已识别的有1000多个。 （三）先秦时期
概述
中国学者一般认为河南洛阳二里头遗址是夏朝首都遗址，有学者对此持有疑问。据文字记载，夏朝有了中国最早的历法--夏小正。不过之后的商朝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有文字文物的历史时期，存在于前16世纪到约前1046年。据说夏朝最后一个君主——桀，由于荒淫无道而被汤推翻。商代时文明已经十分发达，有历法、青铜器以及成熟的文字——甲骨文等。商王朝时已经有一个完整的国家组织，并且具有了封建王朝的规模。当时的主要生产部门是农业，不过手工业，特别是青铜器的冶铸水平也已经十分高超。并且已经出现了原始的瓷器。商朝自盘庚之后，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因此也称为殷朝。商朝的王位继承制度是传子或传弟，多按年龄的长幼继承。与此同时，黄河上游的另一个部落周正在逐步兴起，到了大约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在牧野之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商朝灭亡。周朝正式建立，建都渭河流域的镐京（今陕西西安附近）。之后周朝的势力又慢慢渗透到黄河下游和淮河一带。周王朝依然是封建贵族统治，有许多贵族的封国（诸侯）。到鼎盛时，周朝的影响力已经在南方跨过长江，东北到今天的辽宁，西至甘肃，东到山东。周朝时的宗法制度已经建立，政权机构也较完善。
中国最早有确切时间的历史事件是发生于公元前841年西周的国人暴动。
前770年，由于遭到北方游牧部落犬戎的侵袭，周平王东迁黄河中游的洛邑（今河南洛阳），东周始此后，周王朝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大大小小一百多个小国（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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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中唐，约七十年，分为两个时期。代宗大历中到德宗贞元中为转折时期，此后直到穆宗长庆末为唐诗继续兴盛的时期，也是唐诗的第二次繁荣。诗歌数量丰富，风格流派繁多，个性得到发展。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元白诗派，以平易通俗的语言为其艺术特征；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艺术上追求新奇险怪；李贺以绚丽的色彩、奇特的想象、感伤的情调独树一帜；刘长卿、韦应物、刘禹锡、柳宗元等风格各异，都有独到的成就。众多诗人立足新变，大胆探索，共同创造出虽不如盛唐诗坛那么光芒耀眼，却更加色彩纷呈的局面。正是由于中唐诗人不满足于守成而立足于创新的种种努力，唐诗才得以在难乎为继的盛唐高峰之后别开生面。中唐诗人的杰出成就和艺术上的探索，不仅丰富了唐诗自身，而且衣被后人，他们勇于创新，以变求通的精神，尤其为后世诗人提供了光辉的范例。
56. 大历十才子，指活跃于大历年间的十位诗人，不同史籍所载十人姓名略有出入。主要有钱起、卢纶、李端、司空曙、韩翃等。所作诗歌多应景献酬，流连光景，粉饰现实。部分诗作抒写沉沦下僚，怀才不遇之感。诗歌艺术造诣较高，多为近体，五律成就尤高。钱起《省试湘灵鼓瑟》、卢纶《塞下曲》等是其中的佳作。
57. 韩孟诗派，指的是中唐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诗歌流派，在唐诗经过长期发展并已取得极大成就以后，注意更广泛地从前代诗歌中吸取营养，有意打破传统的表现手法，避熟就生，标新立异，戛戛独造。发掘新的形式、语言、意境，创立自己的新风格。虽有时因翻新出奇而不免流于晦涩险怪，却避免了中唐诗风滑向柔弱浮荡一途。韩愈所开创的以文为诗，对后世诗歌尤其是宋诗散文化特点的形成，具有直接的重要影响。除韩、孟外，这一派诗人还有贾岛、姚合、卢仝等。
58. 韩愈是中唐、也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文学家。一方面他有大量杰出的诗文作品，另一方面他作为文坛领袖，广交文友，提携后进，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文学集团，掀起了有影响的新诗潮。韩愈今存300余首诗，最显著的特点是诗风豪放雄奇。他的诗大都气魄宏大，气势磅礴，改变了大历以来诗坛上纤巧卑弱的现象。其次，是他有意打破诗歌传统的表现手法，用奇字、造拗句、押险韵，想象奇崛，意象怪奇，构思奇特，标新立异。表现了一种过去从未曾有过的风格。韩愈的另一创造是“以文为诗”，就是把过去不曾入诗或不宜入诗的材料和手法引进诗歌。如将散文的某些表现手段、结构方法、语言形式用于诗歌；用散文那样浩瀚的体制来扩展诗的篇幅；以汉赋那种铺陈排比来结构诗歌；语言打破匀称、均衡、和谐、圆润，使律化的诗歌复古，通篇单行等。这对后世诗歌尤其是宋诗的散文化、议论化有极大影响。韩愈的代表作有《南山诗》、《陆浑山火》、《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听颖师弹琴》等。
59. 以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为代表的元白诗派则发扬了杜甫诗作的写实精神，发起了著名的新乐府运动。新乐府运动的诗歌主张集中体现在白居易的《新乐府序》与《与元九书》中，内容方面强调诗歌的现实性——“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政治性——“补察时政治”，很重视在诗歌中反映民生疾苦——“唯歌生民病”；在形式方面主张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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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应当“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畅”，强调诗歌应写得质直平实，通顺流畅。从创作实践上来看，白居易的讽谕诗《新乐府》与《秦中吟》、元稹的“新题乐府”与张籍、王建的一些乐府诗是新乐府运动的代表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新乐府运动的理论主张。新乐府运动继承了《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与杜甫在诗中叙时事的写实精神，展现出较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发展了传统诗歌的“美刺”传统，富于批判性。重视下层民众，形式也借鉴了民歌手法，具有大众性与通俗性。
60. 白居易是中唐时的重要诗人，除了倡导新乐府运动之外，他写的《长恨歌》、《琵琶行》等长篇歌行、闲适诗以及与元稹等人所写的唱和诗对后世也有着很大影响。《长恨歌》以吟咏李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悲剧为主，虽说吟咏了真实的历史人物，却不求“直而切”、“核而实”而是展开丰富浪漫的艺术想象，写得摇曳多姿、生动流转，是一篇充满感伤情调的“风情”诗。这是一首长诗，但人们常常把这首长诗与元稹的短诗《行宫》（“寂寞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并举，称为：“乐天《长恨歌》凡一百二十句，读者不厌其长；元微之《行宫》诗才四句， 读者不觉其短，文章之妙也。”
61. 柳宗元是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诗数量虽不算多，但特色鲜明，成就很高。柳诗多作于被贬之后，大体分为叙事诗、寓言诗、抒情诗、山水田园诗四类。其中抒情诗和山水诗尤有特色，成就也更高。失败的悲愤和被贬的怨艾始终萦绕在柳宗元的心头，所以诗中常常呈现一种空旷孤寂、幽深清远的意境。他善于将壮志豪情与对国家衰退的忧思交织在一起，宏阔的境界与萧瑟的景物交织在一起，抒发了迁谪的悲愤抑郁和去国怀乡的情思。
62. 从文宗大和年间到唐末，是文学史上的晚唐时期，约七十年左右。国势江河日下，诗运亦如国运，呈现出衰落的趋势。但在诗坛日渐滋长的华靡纤巧的颓风中，杜牧、李商隐却如异军突起，以具有鲜明时代色彩、个性特征和独特艺术风格的诗歌，为唐代的灿烂诗国涂抹了最后一道绚丽的霞彩。其后随着王朝不可逆转的末日的来临，逃避现实，追求淡泊境界与清丽诗风成为诗坛的主要倾向。这一时期，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杜荀鹤等诗人，上继元、白，以通俗的形式和语言揭露社会现实，关怀民生疾苦。尽管这些诗在他们的作品中为数不多，创新不足，却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尖锐犀利的笔锋，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成为中唐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延续和余响。
63. 杜牧是宰相杜佑之孙，居长安城南樊川别墅，世称“杜樊川”。杜牧生于内忧外患日益深重的晚唐，自幼便有经邦济世的抱负和忧国忧民的情怀。他关心国家的政治和军事，曾注《孙子》十三篇，注意研究“治乱兴亡之迹，财赋甲兵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挽回唐王朝实际上已不可逆转的颓势。杜牧今存诗500多首，在艺术上各体皆工，七绝尤佳，有不少为人传诵的名篇。深沉的历史感是杜牧诗中的一个显著特色。无论是感慨往事、针砭现实还是抒写怀抱、描摹自然，都常常流露出伤今怀古的忧患意识。但由于杜牧性格比较开朗乐观，所以他的诗中虽有颓唐的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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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并不显得消沉，而是在忧郁中透出清丽俊爽的风调。
64. 李商隐与杜牧齐名，世称“小李杜”。因不幸卷入牛李党争，长期遭受排挤打击，一生多沉沦幕府，困顿失意。李商隐诗歌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前人曾概括为“深情绵邈”或“沉博绝丽”。具体表现为：大量运用比兴寄托；笔下的事物都赋予了作者的性格；以骈文为诗，辞采华丽，音韵铿锵，善用比喻；议论、叙事、抒情与典故相结合。他以意境的深细婉曲和词采的典丽精工创造了诗歌朦胧美的境界，对古典诗歌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诗歌形式上，李商隐也取得很高成就，尤其是七绝和七律。其七绝寄托遥深，措辞委婉，七律是杜甫之后少有的杰作，人称“善学少陵七言律，终唐之世，唯义山一人”（《读雪山房唐诗序例》）。李商隐诗歌的影响从晚唐一直及于清代。
65. 小说到唐代产生了新的体式，这就是唐传奇。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文言小说发展到成熟的阶段。以“传奇”为小说作品之名，当始于元稹，他的名作《莺莺传》，原名“传奇”，今名是宋人将此篇收入《太平广记》时改题。后来裴铏所著小说集，也叫《传奇》。但这时“传奇”只是用为单篇作品或单部书的题目。大概是受了元稹《传奇》即《莺莺传》的影响，宋代说话及诸宫调等曲艺中，把写人世爱情的题材称为“传奇”，这是故事题材分类的名称。 至于把“传奇”明确地用为唐人文言小说的专称，现存资料中最早见于元末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稗官废而传奇作，传奇作而戏曲继。”以后就这样沿用下来。顺带说明，“传奇”一名，应用的范围很广，不但后代说话、讲唱中有“传奇”一类，南戏在明以后也叫“传奇”。 唐传奇开辟了古代小说作为一种文体独立发展的道路，在我国古代小说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66. 唐末小品文继承和发扬了古文运动批判现实，文以载道的传统，在讽刺尖锐，见解深刻方面甚至较韩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形式上，发展了韩柳文中幽默的一面，打破了唐代古文过于一本正经的沉闷局面，使散文题材开拓到日常生活中的琐闻、杂感等各个方面。风格趋向于轻松活泼，对赋、铭、箴、赞等文体进行了由骈转散的革新，丰富了散文的艺术表现手法。代表作家作品有皮日休《皮子文薮》、陆龟蒙《笠泽丛书》、罗隐《谗书》。鲁迅称赞他们的作品“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67. 词是唐五代兴起的一种合乐而歌的新诗体。词的兴起，除了受唐代经济发达、五七言诗繁荣的影响外，与音乐有极密切的关系。词的体制与诗不同。根据字数多少，词可分为小令、中调、长调三类。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上为长调。中调包括引和近，长调又称慢。除小令称单调不分段外，一般分上下片，也称上下阕、前后阕，称双调。也有少数词分三段或四段。早期的词，内容与词牌名相一致，如《渔歌子》吟咏渔家生活，《忆江南》回忆江南的生活和风物。在词的演变发展过程中，两者逐渐脱钩，词牌名只成了一种词谱体制标志。每一种词牌都有一定的格律：字数一定；讲究平仄，还要分清四声；句式参差不齐，少则一字句，多则十一字句；押韵位置一定，而不同的词牌各不相同：有句中押、上下句押、隔句押、隔三句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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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五代时，后蜀赵崇祚选编十八家词人的词五百首为《花间集》，这是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词选集。十八名作者，除温庭筠、皇甫松、和凝外，均为西蜀词人。他们的词风大体一致，后世因称他们为“花间词人”和“花间派”。花间派尊温庭筠为鼻祖。特点是多写闺阁情事，情致缠绵，辞藻富丽。代表作家有温庭筠、韦庄、欧阳炯、牛希济等。
69. 温庭筠与李商隐并称“温李”。温诗风格秾丽，也有反映现实或抒发怀才不遇感慨的作品，如《过陈琳墓》等。写景也有佳作，《商山早行》中“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纯用名词性词组构成一幅深秋早行图，写尽旅人之辛劳，为人传诵不衰。与诗相比，温庭筠在词的创作上成就更高，是文学史上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家，也是晚唐善作“侧艳之词”的词人。今存词70余首。奠定了“婉约词”的基调。《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是温词浓艳香软风格的代表作。
70. 以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宰相冯延巳为代表的南唐词，时代稍晚于西蜀词，虽也表现出情致缠绵的特点，却与花间词有所不同，拓宽了词的内容和意境。不仅抒发了故国之思、亡国之痛，而且往往借对春恨秋思、男女情事的咏叹，寄托国事飘摇的深沉痛苦。词风清丽淡雅、擅长白描。
71. 李煜多才多艺，诗文俱工，书画兼擅，词的成就尤高。其词以南唐灭亡被遣入宋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多写宫廷生活和男女情爱，后期由于经历了从一国之君到阶下囚的巨大变化，遂于今昔盛衰的对比、伤春悲秋的吟咏中倾诉了思念故国、悲悼亡国的深哀巨恸，凄怆动人。《浪淘沙》（帘外雨潺潺）、《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是其中最脍炙人口的作品。李煜词突破了晚唐五代词的传统，使词由花前月下娱宾遣兴的应歌之具，发展为歌咏人生的独立抒情文体，开文人抒情词的先河。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高度评价了李煜在词的进程中做出的巨大贡献。
72. 宋词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北宋与南宋两个时期。北宋初中期的词沿袭了唐五代词的特点，在形式上以小令为主，内容多写男女爱情、离愁别恨，艺术上多用白描手法。代表词人主要有柳永、张先、欧阳修、晏殊、晏几道等，其中成就最高的是柳永。北宋后期的词，最大的特色是词的诗化，主要词人有苏轼、秦观、周邦彦、贺铸等。南宋前期的词强烈地表现了爱国主义精神，主要词人有李清照、张孝祥、张元干等。南宋后期的词分为两派：一派以辛弃疾及其追随者为代表，多表现爱国精神；一派以姜夔、吴文英等为代表，主要在艺术上精雕细刻。
73. 柳永是宋代第一位专力于写词的词人，现存的近200首词收在他的词集《乐章集》中。从风格来说，柳永的词分为两类：一类是雅词，一类为俗词。所谓雅词，主要是内容多写男女恋情，但语言比较典雅，表现含蓄，表现了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例如《雨霖铃》（寒蝉凄切）、《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望海潮》（东南形胜）等。所谓俗词，主要是语言通俗，内容多写男女恋情，但为了迎合下层市民的审美趣味，往往写得大胆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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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下层市民的审美要求。例如《定风波》（自春来）词中用了大量的俗语词，而且表现的方式也比较直白坦率。柳永在北宋前期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柳词在艺术上有新的创造：一是大量使用长调慢词，改变了以小令为主的传统，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使铺叙手法进入词中；二是大量吸收俗语入词，使词更接近下层人民，从而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三是采用了许多新曲调，使词与当时的流行音乐结合得更紧密。
74. 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在诗、文、词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 欧阳修的词也同当时的大多数词一样，多写男女爱情、离愁别恨，但是，与其他词人的作品相比，欧阳修的词有两个方面是比较独特的：首先，欧词在内容上已不再完全局限于写男女爱情、离愁别恨，而把山水自然、身世感慨引入词中，这就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例如，他的《临江仙》中，有“如今薄宦老天涯，十年歧路，空负曲江花”的人生感慨。这些都是当时的词作中较少见到的。其次，欧词在表现手法上虽然以白描为主，但写得更为细腻生动。如《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通过借景抒情和细节描写等，生动细致地表现了一位女子的苦闷，其中“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二句极尽曲折之妙：无人倾诉愁情，于是有问花之举；但花也不理睬，不理倒还罢了，还掉头而去，更添了无数烦恼。
75. 苏轼禀赋异常，天资绝人，在诗歌、词、散文、绘画、书法等方面均有创造性的贡献，是我国文化史上罕见的全才。苏轼是宋词发展史上一座十分重要的里程碑。古人评价他的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胡寅《酒边词序》）。自有词人以来，未曾有人得到过这样的评价。苏轼对词最大的创造，一言以蔽之，就是“以诗为词”。词发展到苏轼时，它的娱乐功能减弱了，而抒情的功能大大加强了，实际上已经成了诗的另一种形式。至此，诗与词之间的那道鸿沟便基本上填平了。
76. 李清照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女文学家，作品有词、诗、文等，但成就最高的是词。有《漱玉词》。人们将李清照独具韵味的风格称之为“易安体”。易安体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情感真实动人。第二，语言浅显自然，却又韵味无穷。第三，情感表现形象具体而富有美感。
77. 辛弃疾不是传统的那种只会纸上谈兵的文人，而是真正具有军事、政治才干，因而他的词也就不是传统的文人词，而是英雄之词。辛词的特别之处在于：从内容来说，辛词的表现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就宋词总体而言，始终是“剪红刻翠”的婉约词占主流，南宋也是如此。而辛弃疾的词不仅描写离愁别恨，更多的是失路之悲、家国之忧、不平之气、愤懑之情，同时不乏农村风光、自然景色的描写。在题材的开拓方面比苏轼有过之而无不及，真正做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入”。尤其是他将词这种娱乐性的文体与国家、个人的命运紧密结合，使词成为一种抒发“英雄气”的庄重体裁，这比苏轼做得更为全面、彻底。辛词在内容、风格以及艺术手法上，都能兼收并蓄，因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辛弃疾是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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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春秋”原是先秦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后来仅有鲁国的《春秋》传世，便成为专称。这部原来由鲁国史官所编《春秋》，相传经过孔子整理、修订，赋予特殊的意义，因而也成为儒家重要的经典。《春秋》是我国编年体史书之祖，它以鲁国十二公为序，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0）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它是纲目式的记载，文句极简短，几乎没有描写的成分。但它的语言表达，具有谨严精炼的特点，反映了文字技巧的进步。《春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寓褒贬于记事的“春秋笔法”。相传孔子按照自己的观点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作了评判，并选择他认为恰当的字眼来暗寓褒贬之意，因此《春秋》被后人看作是一部具有“微言大义”的经典，是定名分、制法度的范本。并且，在史书和文学作品的写作上，也对后人产生很大影响。史学家从中领悟到修史应该有严格而明确的倾向性，文学家往往体会到了遣词造句力求简洁而义蕴深刻。
7. 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春秋末、战国初为第一阶段，代表作有《论语》、《墨子》，文章多为语录体，或为简明的议论短章。战国中期为第二阶段，代表作是《孟子》、《庄子》，文章逐渐由语录体发展为对话式论辩文与专题论文。战国后期为第三个阶段，《荀子》、《韩非子》是其代表作，其文章基本上都是宏篇巨制的专题论文，完善了论说文的体制。
8.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人，儒家鼻祖，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也是我国第一个开办私学教育的人。他自幼好学执礼，青年从政，仕途不显，后聚徒讲学。相传《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古籍都经他整理。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与“礼”。在教学上，他主张“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创行了许多宝贵的教学方法。
《论语》是孔门后学记录孔子及其门人、时人言行的语录体著作，约成书于战国初年，内容涉及哲学、政治、时事、教育、文学等诸多方面，是儒家的一部重要经典。今存二十篇。
9. 墨子（前480？——前420？），名翟，鲁国人，一说宋国人。手工业者出身，曾做过宋国大夫。其学与儒学对立，同为当时显学。墨家既是学术团体，又是生活刻苦、纪律严明的政治团体。他提倡“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非命”等。其思想反映了当时中下阶层的愿望。《墨子》是墨子后学整理先师的言论、笔记而成，小部分是墨子自著，大部分是后学的整理或发挥。原书71篇，现存53篇。《墨子》反对文采，讲究逻辑性，提出了著名的“三表法”，强调为文立论要“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察百姓人民之利”。全书文章风格质朴，较少文采，而逻辑性强，善用归纳法和类比法说理，理论联系实际，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10. 孟轲（约前372—约前289），邹（今山东邹县）人，生活于战国前期。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由于他景仰并弘扬了孔子的学说，成为儒家的又一名大师，后世尊为“亚圣”。《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体散文，由孟子和其弟子万章等合著。全书七篇，每篇分上下章。孟子主张“王道”、“仁政”，反对不义战争和横征暴敛；提倡“民贵君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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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为本。他又倡言“性善”，重视个人后天的道德修养。《孟子》的文学价值，首先表现在它再现了孟子作为儒家学者济世救民的形象和他作为普通人刚直而富于情感的个性特点。他藐视帝王，有时近于狷介；鄙夷奸佞，有时近乎偏狭；争论文艺，有时近于偏颇；待人诚恳率直，有时近于天真。《孟子》文章雄辩，充满论战性质，但又注意论辩技巧，刚柔相济。语言上，《孟子》不仅词彩华赡，痛快流利，而且感情强烈，气势磅礴，富于鼓动性。不少词语如“明察秋毫”、“水深火热”、“出尔反尔”、“出类拔萃”、“心悦诚服”、“一暴十寒”等等，都成为成语，至今流传。
11. 庄子是战国中期道家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庄子》是庄子及其门人后学的著作。原有52篇，现存33篇，分为内篇7，外篇15篇，杂篇11篇。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自著，外、杂篇出于其门人、后学之手。庄子主张清静无为，顺应自然；提倡齐万物、一死生，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宣扬不谴是非、与世俗处。其思想对后世产生过深刻影响。
12. 《庄子》在诸子散文中艺术成就最高。首先，它善于通过形象的比喻和情节性强的寓言故事说理，将文学与哲理熔为一炉，使深邃的哲理形象生动，充满情趣。至于以寓言说理，更是突出。《庄子》中有大量寓言，这些寓言想象丰富，生动形象，增强了文章的浪漫色彩和说服力、感染力。 其次，《庄子》想象丰富，构思奇特，大胆夸张，波诡云谲，意境雄阔，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再次，《庄子》的语言，在诸子中成就也最高。不仅嘻笑怒骂，激情澎湃，气势磅礴，而且语汇丰富，造语新词，如“逍遥”、“浑沌”、“造化”、“志怪”、“小说”、“寓言”、“运斤成风”、“游刃有余”、“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等，至今还广为运用。《庄子》的思想与艺术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在诸子中也极为突出。郭沫若认为“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在他的影响之下”。
13.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创作的一部政治哲学文集，今存55篇，少数篇章为后人窜入。其中多为说理文，逻辑严密，分析透彻，辞锋犀利，风格峻峭。如《五蠹》以洋洋洒洒近七千言的篇幅，指责五蠹之民对国家的危害，这是先秦论说文的进一步发展。善于分析类比、归纳总结，善于用历史故事和寓言故事阐明事理，也是《韩非子》的突出特点。《韩非子》有寓言故事三百多个，其中以《说林》上下、内外《储说》最集中。这些寓言，多生动形象，含意深刻，发人深思，情节生动幽默，有较浓的文学色彩，如“守株待兔”（《五蠹》）、“郑人买履”、“买椟还珠”（《外储说左上》）、“自相矛盾”（《难一》）等。
14. 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开创了我国诗歌史上继《诗经》之后第二个重要时期。它的出现，表明我国古典诗歌实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双峰并峙的发展道路，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由简短的抒情短章向叙事抒情长篇的发展，也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由集体创作向个人创作的转变的基本完成。
“楚辞”，本义是指楚地的言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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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今存最早的注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
15. 屈原（前343？----前278？），名平，字原，又名正则，字灵均。战国后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县）人，楚王宗室。屈原通晓诸子百家，对儒、法等家思想都有所吸收。他讲仁义、言民本、颂德政，崇尚尧、舜、禹、汤、文、武等古圣先王，同情和关心百姓疾苦。他追求“法度”、“绳墨”，主张选贤任能，要求变法治国。他一生始终以国家兴亡为念，有着强烈的爱国爱民的思想感情。在政治斗争中，他不屈不挠，坚持追求“美政”理想，代表着历史的发展与进步。屈原的作品，据王逸《楚辞章句》，有二十五篇，即《离骚》、《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天问》、《远游》、《卜居》、《渔父》，与《汉书·艺文志》所载篇数相同。现代学者多认为《远游》、《卜居》、《渔父》不是屈原之作。《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为我国古代最长的政治抒情诗。它作于诗人放逐汉北时，是他充满爱国激情的抒忧发愤之作。
16. 汉代文学，从文体看，主要有赋、散文和诗歌。赋是汉代最盛行的文体，分骚赋、大赋和小赋。汉代散文主要有论说散文和史传散文，前者是由先秦诸子发展来的，以汉初最发达；后者主要是在先秦历史散文基础上发展来的，出现了《史记》、《汉书》这样的巨著，尤其是《史记》，开创了史传文学的先河，其叙事写人，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在史学和文学史上都有崇高的地位。汉诗包括乐府民歌和文人诗，乐府民歌成就较高，它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以叙事为主，多用比兴铺陈，善于用人物的语言和行动表现人物性格，朴素自然，对当时和后世诗歌创作均有深远影响。文人诗以文人五言诗成就最高，它是在民间五言歌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东汉才有完整的作品，《古诗十九首》是其成熟的标志。
17. 刘安（前179——前122），武帝叔父，袭父封为淮南王。他博学能文，娴于辞赋，又好养士，尝召致宾客术士数千人，在江淮间形成一个学术集团。他曾与门客集体编著《内书》、《外书》及《中篇》，今存《内书》二十一篇，也称《淮南鸿烈》、《淮南子》，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系统论说散文集。此书约完成于武帝即位初，建元二年（前139年，武帝即位的第二年）献呈武帝。其编撰的目的，据《要略》讲，是要总结古今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探寻天道、人事的规律，以备帝王之道。全书以道家思想为主，兼采先秦诸家。
18. 赋的形式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内容侧重叙事状物，兼具抒情说理功能。汉人习惯于将辞和赋视为同一体裁，以赋统辞，统称为辞赋。其实二者是有区别的。辞是指“楚辞”一类的诗歌，多是便于歌唱的韵文。赋虽受“楚辞”的影响极大，但它已脱离音乐，更多采用散文手法。二者的写作侧重点、押韵规则、句式形式、结构组织等均有不同。 赋产生于战国后期的楚国，而盛行于汉。汉赋被清人焦循、近人王国维称为“一代文学”，是汉代文学的代表。学者通常将其分为骚赋、大赋和小赋三类，三者之中，大赋又是汉赋的代表，其创作手法对后世的诗、词、戏剧和小说都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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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乐府”本是古代掌握音乐的官署机构，六朝时，人们把合乐的歌辞、袭用乐府旧题或模仿乐府体裁写成的诗歌统称为“乐府”，于是乐府演变成为一种诗体名称。沿用到后世，涵义进一步扩大，如宋人把词，元、明人把散曲也称作乐府。汉乐府诗歌包括文人乐府和乐府民歌，现仅存百余首，主要保存在宋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中的郊庙歌辞、相和歌辞、杂曲歌辞和鼓吹曲辞中。民歌是其精华，现仅存四十多首，主要保存在相和歌辞、鼓吹曲辞和杂曲歌辞中，其中多数是东汉作品。
20. 汉乐府民歌继承和发扬了《诗经》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它“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传达了汉代民众的心声，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现实，是汉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汉乐府民歌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表现民众的悲苦、怨恨与反抗，如《妇病行》、《东门行》、《孤儿行》；控诉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是汉乐府民歌的又一重要内容，如《战城南》、《十五从军征》；汉乐府民歌有很多作品反映了爱情、婚姻、家庭问题这一永恒主题，并藉之歌颂了当时人们追求的坚贞爱情和他们反抗封建礼教的斗争，如《有所思》、《上邪》；在表现爱情婚姻问题的汉乐府民歌中，弃妇诗是较突出的一类，《上山采蘼芜》、《孔雀东南飞》，是其中的代表。
21. 《古诗十九首》是汉代文人五言诗中最成熟的作品。最早载于《文选》，因作者佚名，时代莫辨，又风格相近，萧统泛题为“古诗”，从此成了专称。这组诗非一人一时之作，作者是中下层文人。大体创作于东汉末年的桓帝、灵帝之时。《古诗十九首》在我国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刘勰称它是“五言之冠冕”（《文心雕龙·明诗》），王世懋尊之为“五言之《诗经》”（《艺圃撷余》）。
22. 建安（196—220）是东汉献帝的年号，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从黄巾起义到魏明帝景初末年，大约五十年时间。在东汉末群雄并峙逐鹿中原的争夺兼并中，曹操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并吸引大批文士，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建安诗歌便是社会由分裂动荡趋向统一这一历史时期的产物。“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特征，建安文人开阔博大的胸襟、追求理想的远大抱负、积极通脱的人生态度，直抒胸臆、质朴刚健的抒情风格，形成了建安诗歌所特有的梗概多气、慷慨悲凉的风貌。为中国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诗歌美学风范。建安文学的代表有“三曹”、“七子”和蔡琰等。
23. 曹操（155-220），字孟德，既是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20余首。曹操创造性地用乐府古题写时事，如《薤露行》、《蒿里行》本是送葬时的挽歌，在曹操笔下却以其反映现实的鲜明性被称为“汉末实录”。此外，他的四言诗为已经僵化板滞的形式注入新的活力。曹操不仅用自己的创作开风气之先，而且以其对文学的倡导，为建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24. 曹丕（187-226），字子桓，是曹操次子，于公元220年废汉献帝自立，是为魏文帝。现存诗约40首，形式多样，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无所不备，多为对人生感慨的抒发和人生哲理的思考。最著名的是《燕歌行》二首，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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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代歌行体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5. 曹植（192-232），字子建，为曹操第四子，天资聪颖，才华过人。现存诗90多首。曹植诗歌文采气骨兼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对诗歌的题材和内容进行了多方面开拓，艺术上注重声色的描绘和技巧的琢磨，富于创造，大大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钟嵘《诗品》评价其诗曰：“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曹植又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现存诗中有三分之二是五言诗。他以自己杰出的创作为我国古典诗歌从朴质无华的民歌向体被文质的文人诗转变做出了巨大贡献，不愧是建安诗坛最杰出的代表。
26. “七子”之称见于曹丕《典论·论文》，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七位诗人。他们都亲身经历了汉末动乱，有一定的政治抱负，因此在创作上表现出一些共同特征。七子中王粲、刘桢成就最为突出。
27. 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9），文学史的正始时期，指的是曹魏后期到司马氏以晋代魏这一时期。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构成了正始文学最基本的特点。正始文学的代表是“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竹林七贤是玄风大兴的产物，谈玄促进了他们的交游，但彼此志趣并不相合。阮籍醉酒佯狂不问世事，嵇康终因公然不与司马氏合作而被害，此二人是这一时期最重要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家。
28. 魏晋南北朝最杰出的文学家是陶渊明。陶渊明（365—427）字元亮，或云名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有《陶渊明集》。陶渊明的文学创作，在诗歌、散文、辞赋诸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但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诗歌。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田园诗。陶渊明的思想，是以老庄哲学为核心，对儒、道两家取舍调和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自然”哲学。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他常常把儒家虚构的淳朴无争的上古之世与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结合成一体，作为理想世界来歌颂。陶渊明散文中《桃花源记》最为著名。这篇散文实际近于小说，所以又被收录在据传是陶渊明著的志怪小说集《搜神后记》中。《五柳先生传》是作者自况，也是一篇奇文。全篇只百余字，以一“不”字贯通始终。大量使用这个否定词，意蕴在于表示自己对世间的一切无所措意、无所执着，只是任情率真地生活。不但世俗的荣名毫无价值，就连一个人的姓名也是外加的东西，可有可无。这就是所谓“自然”的人生哲学。
29. 谢灵运（385-433），出身于东晋最显赫的士族家庭，年轻时即袭封康乐公，故世称“谢康乐”。 谢灵运是诗歌史上自觉以山水入诗的第一人。他以富丽精工的语言、生动鲜明的辞采，细致逼真地刻画了自然景色，表现了山水的绚丽多姿。如《入彭蠡湖口》、《七里濑》、《富春渚》诸诗,模写江山,皆历历如绘,颇得山林丘壑、烟云泉石佳趣。特别是一些佳句显示了他工于摹画的高超本领和在艺术技巧方面的创造。
30. 鲍照（？-466），字明远，出身寒微，因曾任临海王参军，世称鲍参军。尽管鲍照“才秀人微，取凐当代”（《诗品》卷中），但在文学上取得很高的成就，他不仅与谢灵运、颜延之并称为“元嘉三大家”，而且被推举为刘宋时代成就最高的作家。鲍照诗分为五言古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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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体两大类，其中成就最高、也最有特色的是他的乐府诗。鲍照现存200多首诗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那些深刻反映了诗人积极进取、渴望建功立业的精神，以及在门阀制度压抑下寒士的不平和苦闷的作品。如《拟行路难》十八首及《拟古》八首。
31. 永明是齐武帝萧赜的年号，“永明体”是这一时期形成的新诗体。《南齐书·陆厥传》云：“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脁、琅玡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顒善识声韵，（沈）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永明体”的特点是讲究声律、对偶，增加了诗歌艺术的形式美。它的出现在诗歌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使我国诗歌在古体以外开出近体一大宗，并且对此后的辞赋、骈文及词曲等文学形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32. 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武康镇）人。为“竟陵八友”之一，是齐代和梁代前期文坛领袖，对齐梁诗风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沈约的贡献在于创立声律论和倡导新体诗。在创作实践上，也有意识地实践他的理论主张，诗歌结构更加严密匀称，修辞更为工整简练。钟嵘评其诗“长于清怨”。
33. “宫体”之名，始于萧纲。《梁书·简文帝纪》说：“（萧纲）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靡，当时号曰‘宫体’。”这类诗，以宫廷生活为描写对象，专写男女之情，以及女子的容貌、举止、情态、服饰乃至生活环境、所使用的器物等。所谓“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隋书·经籍志》）。从《美人晨妆》、《伤美人诗》、《咏美人看画诗》、《咏内人昼眠》等诗题不难窥见宫体诗的内容。此外，宫体诗也有特定的语言风格，辞采浓艳、描写细腻、注重对偶，音律谐和，在格律化方面比永明体有进一步的发展。宫体诗的代表人物除萧衍、萧纲、萧绎父子外，还有徐摛、徐陵父子,庾肩吾、庾信父子以及陈后主等。
34. 南北朝民歌现存五百多首。南北朝长期对峙的局面，以及两地在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南北朝民歌呈现出不同的情调与风格。大抵南方民歌清丽缠绵，北方民歌朴直刚健。《西洲曲》和《木兰诗》，分别代表着南、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南朝乐府民歌保存在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清商曲辞》里。主要有吴歌、西曲两类。吴歌今存326首，主要产生于长江下游以建业为中心的一带地区。西曲今存142首，产生于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以江陵为中心的地区，及其四周的一些城市。这些民歌最初是徒歌，后经乐府机构采集方才入乐。其中少数出自乡村，多数出自城市市民之口，因而富有市民文学特色。另有神弦歌一类，是民间祭神的巫歌，也产生于建业附近，数量极少，今仅存18首。除《清商曲辞》外，《杂曲歌辞》、《杂歌谣辞》中也保存了少量南朝民歌。
35. 小说一词，出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以“小说”与“大达”对举，显然指的是那些无关宏旨的“琐屑之言”，这与后世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小说”含义不尽相同,但其中所表露的对小说价值所持的保留态度，影响到后世小说的缓慢发展。不仅庄子，先秦诸子普遍重道而菲薄小说。小说到了汉代，地位略有上升。班固《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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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艺文志》列九流十家，尽管将小说家附于诸子之末，毕竟是小说见于史家著录的开始。而其中所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也可以看作对小说所做的最早和最具权威性的解释。追溯小说的源头，举凡上古神话、历代传说、寓言故事、史传文学、宗教故事，莫不对小说的内容和形式产生过影响。由此形成了中国古典小说鲜明的民族特征和独特风格。按语言风格，又存在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大系统。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一个突出成就，是出现了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所谓“志怪”，就是记录怪异之事，如绝域殊方的山川物产、神仙方术、鬼怪妖魅、佛法灵异等，留存至今的志怪小说有30多种，其中干宝的《搜神记》最为著名。所谓“志人”，就是记录人物的轶闻琐事。汉末以来盛行的士大夫的清谈和品评人物之风，在玄学大兴的时代条件下进一步畅行,从而为志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便是这类小说的代表。
36. 刘义庆(403—444)，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南朝宋武帝刘裕之侄，长沙王刘道临之子，出继临川王刘道规，袭封临川王。官至尚书左仆射、中书令。好文学。《世说新语》或为刘义庆及其门下共同编纂而成。主要是记述人物的言行事迹。原书八卷，依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类。每类收有若干则，全书共一千多则。每则文字多寡不同，有的篇幅较长，有的只是三言两语。
37. 《典论》是曹丕的学术专著，全书已不传，今只存《论文》和《自叙》二篇。《典论·论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的一篇文学理论与批评专论，在文学批评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篇制虽短，但已涉及了文学理论批评的几个重要方面。一是关于文学的作用，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充分肯定了文学的价值和文学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二是提出了“文气说”，认为“文以气为主”。所谓“气”，指的是作家的气质、才性及其在文章中的表现。作品风格与作家个性的关系，是文艺理论上的一个重大问题。三是提出了文体论。首先区分了不同文体的特征：“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四是关于文学批评。阐明了文人之间的关系,认为由于各种文体特点不同，除少数通才能备其体，一般说来作家不能兼擅，不应“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批评了“文人相轻”的古来陋习和“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等文坛不良风气。
38. 陆机的《文赋》是继曹丕《典论·论文》之后,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又一篇比较系统和全面的论著，着重阐述创作论。文章围绕文、意、物三者的矛盾展开论述，通过总结直接或间接的写作经验，企图解决“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这一在创作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陆机认为构思是创作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作家构思,必须聚精会神,精益求精；构思中要有想象,要“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善于捕捉客观世界的形象诉诸文字。
39. 刘勰（465？—520？）字彦和，原籍东莞莒县（今属山东），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幼年丧父，家境贫寒，终身未娶。依附和尚僧祐十余年，晚年出家为僧，法名慧地。笃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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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博通儒学和佛教经纶，又擅长骈文。《文心雕龙》这部集大成的文学理论著作约成书于南齐末年。《文心雕龙》共五十篇。最后一篇为全书的自序，说明自己创作这部书的目的和部署的意图。按《序志》的说明，全书可分为上、下两编。前二十五篇为上编,主要论述文学的基本问题及各种不同文体的历史发展状况；后二十五篇为下编,着重论述有关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的历史发展、作家的才能与修养等理论问题。全书精心结撰，组织严密，自成系统，体大思精。
40. 钟嵘（468？—518），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历仕齐、梁两朝。所作《诗品》（原名《诗评》）成书于梁天监年间，略晚于《文心雕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关于五言诗的理论批评专著，也是我国诗话的开山之祖。《诗品》书前有序，表明著者的文学思想。下分三卷，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先例，把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品“略以时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逐次论述了自汉古诗迄梁代122位诗人及其作品。
41. 萧统（501—531），字德施，梁武帝萧衍的长子，天监元年（公元502年）立为太子。三十一岁病卒，谥昭明，世称昭明太子。他主持编纂的《文选》（又称《昭明文选》），表达了他的文学观点，具有文学批评著作的价值。萧统在文学上主张文质并重，认为文章应该“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昭明文选》是现存最早的文章总集，选录了自先秦至齐梁时期的许多诗文作品，包括诗歌、辞赋和其他杂文三大类，共三十八种文体，七百五十二篇。《昭明文选》所确立的文学观念，以及分门别类选录文章的标准，都成为后世同类著作的楷模。此书自唐初李善加以注释以后，就得到广泛流传。后代文人研究《文选》及李善等人的注释，形成了所谓的“选学”，至今不衰，可见这部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42. 初唐时期，先后出现了一些宫廷诗人，前有上官仪，后有号称“文章四友”的李峤、苏味道、崔融、杜审言，以及并称“沈宋”的沈佺期、宋之问。
43. 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天下，号为“初唐四杰”。
44. 张若虚与贺知章、张旭、包融并称“吴中四士”。他的《春江花月夜》是著名的七言歌行，被闻一多赞美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45. 陈子昂是初唐成就最高的诗人。他继“四杰”之后，在倡导复古的旗帜下进行诗歌内容的革新。反对“彩丽竞繁”、“兴寄都绝”的齐梁诗风，标举“风雅兴寄”和“汉魏风骨”的优良传统，高倡恢复建安文人的慷慨意气和人生理想，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架起了建安风骨与盛唐气象之间的桥梁。他的功绩主要在理论上，著名的《修竹篇序》表达了他的诗歌革新主张。
46.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直至“安史之乱”爆发以前，是唐代社会高度繁盛而且极富于艺术气氛的时代。唐诗经过一百多年的准备和酝酿，至此终于达到了全盛的高峰。虽然，在唐诗的初、盛、中、晚四个阶段中，盛唐为时最短，其成就却最为辉煌。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人，尤其是李白和杜甫，标志着盛唐诗歌的杰出成就。盛唐在诗体上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乐府、七言歌行、七绝的创作都达到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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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境界，杜甫更是众体兼长，律诗尤其具有很高的造诣。热情洋溢、豪迈奔放、具有郁勃浓烈的浪漫气质，是盛唐诗的主要特征；而即使是恬静优美之作，也同样是生气弥满、光彩熠熠的。这就是为后人所艳羡的“盛唐之音”。
47. 孟浩然（689—740），襄阳（今属湖北）人，主要活动于开元年间。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位倾力写作山水诗的诗人。其诗今存二百余首，大部分是他在漫游途中写下的山水行旅诗，也有他在登临游览家乡一带的万山、岘山和鹿门山时所写的遣兴之作。还有少数诗篇是写田园村居生活的。
48. 王维（700？—761）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省祁县）人，多才多艺。他精通音乐，早年曾为大乐丞；书法上他兼长草、隶各体；绘画才能尤为特出，他曾自负地说“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偶然作》其六），后人甚至推许他为南宗画派之祖。他的文学创作就是建筑在这样全面的艺术修养之上的，因而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有《王右丞集》。王维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山水田园诗，他在这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创造性和惊人才华，甚至掩盖了他在边塞诗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的创作正是在诗情和画意的互相渗透和生发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艺术。
49. 王昌龄（690？—756？）字少伯，京兆万年（今属西安市）人。王昌龄是盛唐时期享有盛誉的一位诗人。他和当时的著名诗人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李白等几乎都有交游。其诗主要写边塞军旅、宫怨闺情和送别题材。王昌龄最擅长七绝，故有“七绝圣手”、“诗家夫子”之称。绝句本自南朝五言四句的乐府短歌演变而成，故五绝的成熟较早。七绝出现则稍晚，初唐时虽偶见佳作，一则数量不多，尚未蔚成风气，二则尚未完成自家体格，有的作品似从较长的歌行或律诗割截而成。大力用七绝写作，并使之神固气完、奠定其在诗坛上独立地位的，王昌龄是有力者之一。他的七绝多达七十余首，约为存诗的五分之二。前人往往以之与李白并称，如明胡应麟《诗薮》云：“七言绝，如太白、龙标，皆千秋绝技。”王世贞也将王昌龄与李白的七绝并列为“神品”（见胡震亨《唐音癸签》）。清王夫之甚而推其为唐人七绝第一，在《薑斋诗话》中称“七言绝句唯王江宁能无疵颣。”
50. 唐宋以来，高适和岑参是经常被人们并称的两位诗人。高适今存诗200多首。内容有的慨叹身世，抒发怀才不遇；有的反映民生疾苦，同情百姓。还有一些送别应酬诗。一首《燕歌行》在蔚为大观的边塞诗中脱颖而出，奠定了他边塞诗代表诗人的地位。殷璠称赞其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河岳英灵集》卷上）岑参一生中曾两次出塞，在西北边地长达六年，并在安西、北庭、关西节度幕中任过职，有丰富的边塞生活的阅历。他的边塞诗不仅数量多，而且题材广阔，内容丰富，风格独特。代表作有《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这些诗想象奇特鲜明，语言雄奇瑰丽，艺术上善用比喻、夸张，富有浪漫主义色彩。
51. 李白（701—762）字太白，原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出生于中亚西域的碎叶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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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约五岁时，其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是这个富于创造性的、解放的时代最杰出的代表。他那追求理想的坚定执著、英雄失志的愤激不平、蔑视权贵的傲岸精神、爱好自由的叛逆个性，体现了整个时代的宏放气魄和雄伟力量。他的诗所表现出的春风得意的蓬勃朝气，热情奔放的青春旋律，以及发兴无端的澎湃激情和神奇想象，既气势浩瀚、变幻莫测，又兴象玲珑、自然天成的意境，充满了美不胜收的无穷魅力，成为后人追摹难及的典范。李白集入世、隐逸、求仙、任侠于一身，世界观十分复杂，但主要受儒道思想影响。他受儒家影响，积极入仕，喜言王霸之道，以功成身退为最高理想；受道教影响，求仙访道；受庄子影响，蔑视功名富贵，追求个性解放；受纵横家的影响，任侠仗义。但又摒弃了庄子的空想虚无，佛家的守旧，道教的享乐腐化。而且不同时期又有变化。他的人生观中也有消极因素，如及时行乐等。
52. 李白是盛唐气象最杰出的代表，他的诗主要反映了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强烈的积极向上的精神。具体表现为既歌唱理想，同时也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代表作有《古风》（其十）、《侠客行》、《行路难》、《将进酒》、《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二是关心国家命运，同情人民疾苦。如《塞下曲》歌颂了边塞将士守护疆防扬威绝域的英雄主义；《古风》（其十九）描写了被安史叛军占领的洛阳豺狼当道、生灵涂炭的悲惨现实，表达了作者无比沉痛的忧国忧民之情；《丁都护歌》反映了民工从云阳拖船运送盘石至上游的惨重劳役，表达了对劳动人民悲惨处境的深切同情。三是赞美自然山川。代表作有《蜀道难》、《望天门山》、《望庐山瀑布》等。李白的浪漫主义精神在山水诗中表现最突出。他笔下的山水往往呈现出两种境界，一是壮美，借气势磅礴的高山大川，表现他渴望冲破束缚，追求自由的热切心情和壮伟不凡的襟怀；二是优美，以安谧纯静而又充满生机的自然境界，抚慰他在现实中屡遭碰壁的悲愤和不平的心灵。
53.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出身于世代“奉儒守官”（《进雕赋表》）的家庭，先祖杜预人称“杜武库”，祖父杜审言乃“文章四友”之一。杜甫思想的核心是忧国忧民。杜甫的诗歌，反映了天宝末到大历年间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以及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变，在揭露封建当权势力的腐败、贫富的对立、表现民生疾苦方面，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意义，被誉为“诗史”。
54. 杜甫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诗人。比较而言，李白的诗天然涌发、飘逸而不可摹仿；杜甫的诗则千锤百炼、苦心经营，可以为人典则。就这一点来说，杜诗对后人的影响比李白要大。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多种多样，最具有特征性的、也是杜甫自己提出并为历来评论者所公认的，是“沉郁顿挫”（《进雕赋表》）。所谓“沉郁”，主要表现为意境开阔壮大、感情深沉苍凉；所谓“顿挫”，主要表现为语言和韵律屈折有力，而不是平滑流利或任情奔放。形成这种特点的根本原因，是杜甫诗歌所要表达的人生情感非常强烈，而同时这种情感又受到理性的节制。他的思虑常常很复杂、心情常常很矛盾，所以他需要找到恰当和适度的表达方法。这样，使得诗中的情感之流成为有力度而受控制的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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