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音乐文献述要(2)

究中已发现其不乏关于音乐内容的记述。如有部分乐器的“鼓”、“禽”、“酱”、“和”、“言”、“竿”的单字，以及“其置新竿，险告于祖乙”和“乙亥卜，……大乙濩，亡尤”的完整卜辞等，都是研究早期乐器种类、形制和礼乐制度的重要史料。

甲骨文之后出现的是金文。金文是商代后期开始产生的，铭铸于青铜器皿上的文字。由于青铜器在当时是极受珍视的“重器”.故王公权贵们凡遇重要文件或需永志纪念的事件，便造一器，或赞以事，或记以文。《墨子·鲁问》载:“镂之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置后世子孙。”所以金文亦是考证先秦历史的重要文献。

青铜器皿种类很多，研究音乐则以铭字钟、钵为要。自1928年出土“馬（三个馬——注）氏编钟”、“馬（三个馬——注）羌编钟”之后，又陆续出土了“商周双音钟”、“齐侯钟”、“宗周钟”、“越王残钟” 等等，这些钟皆铭有数字至百余字不等。但最重要的发现，却是“曾侯乙编钟”的出土，其铭文长达2800多字，堪称金文中的“宏篇巨性”。铭文标明了当时曾国及楚、齐、晋、周、申等国各种律名、阶名、变化音名及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加上敲击编钟的实际音响效果，为了解当时乐律体系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原始材料。如果从纯音乐文献学研究的角度看，同一律名、阶名及变化音名不同名称以文字的形式集中记录于一个载体之上，当被视为现代“音乐名词术语对照”之类工具书的雏形。故，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不仅是音乐考古学上的盛事，而且还是音乐文献学上的重大发现。

另外，先秦时，“礼”与“乐，并重，诗、舞与乐混生，加上统治阶级赋予音乐的祭祀、教化和娱乐功能，使音乐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所以，有关音乐活动的史料便能见诸众多的其它资料文献如《诗经》、《论语》等等以及雕塑、绘画作品之中。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古文字和文献中有关音乐内容的零散记载(甚至时人的口头传说)，尽管多属“只言片语”且语焉不详，但都为音乐文献的正式产生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素材准备。而那些以音乐为主要记述内容的钟、搏铭文，甲骨卜辞，则是音乐文献的萌芽。至于这个时期之所以没有全面系统的音乐论述，文献载体的材料和记录手段的落后是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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