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七年文学机制和文学生产(2)

书选题计划、重要书稿的审查和行政上的重大措施等。由于出版物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性，除了出版单位编辑人员的审查外，有关主管文艺的部门也是把审阅出版物当作一个重大的政治责任。“各地的出版社，不论是中南、华东或东北，出版物应不应该出？质量好不好？出版计划适当不适当？最后的结论要找到各地党的中央局宣传部。这方面发生了任何问题，各地党的中央局宣传部不能不负责。”[12]

建国初期，各种出版资源、出版力量处于分散状态，推行计划化、分工经营，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它可以在短时间内集中力量发展社会文化事业，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读者的需求。为了减轻读者购书负担，从1953年1月起，图书定价普遍降低5%。从1956年4月起，再次降低图书定价。其中，文艺著作的定价降低8%以上[13]。1965年12月，文化部指定农村读物出版社同有关出版社协作，从全国出版的受农村欢迎的图书中，选编“农村版”，第一批有15种，首次印行1200万册，于当年年底前，陆续出版，直接发往农村。选入的图书，有政治思想、文艺、科技读物及工具书，在编辑时，作者、编辑还针对农村读者的情况作一些必要的加工，并从各方面降低成本。这些都显示了新中国在文学、文化普及方面的成就。而文学出版的状况，总的来说，解放后比解放前是有很大提高的。秦牧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过去旧上海一本文学书只出版两千本，而一本书在旧中国能销到几千本就很了不起了。有一次，见到茅盾同志，我问他《子夜》在旧社会一共销了多少？他说销了很多版，总共一万本。像《子夜》这样的书，当时才销了一万本。那个时候，全国只有三个作家是可以靠版税生活的，一个是鲁迅，一个是茅盾，一个是巴金。那个时候，作家的人数也寥寥可数，左联时期全部会员最多不过几十人。现在，在建国三十年的今天，同那时侯相比是有天差地别的变化了。我们现在一部文学作品印行一百万册、两百万册，一点都不稀奇。解放以来已经有很多本书达到这个印数。”[14]回顾《子夜》在20世纪三十年代出版时的情况，这部作品的反响是巨大的。1933年1月，《子夜》由开明书店出版，立即在读者及评论界中获得空前的好评，3个月再版4次，成为20世纪小说出版史上的一则佳话。然而，《子夜》在建国前的发行量十分有限，其他文学作品的印数更是可想而知了。

出版系统以制度化的方式运营，体现了权力话语的运作逻辑，但也在一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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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传达着编辑主体的意向。在很大程度上，编辑是出版文化的设计者、组织者和生产者，而出版物则是一种选择化、功能化、价值化的文化产品，编辑的价值取向、文化理念，或显性或隐性地支配着出版实践活动。真正有所作为的编辑，能够顺应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关注体制性的复杂内涵，调整自己的期望和行为，转化编辑思想，在制度框架内推动出版事业发展。

编辑不仅是一种技术性的劳动，而且是文学生产的直接参与者、推动者，他们以自己的智慧与才情对精神产品的价值进行鉴定和评估，建立出版与文学生产、文化建构的互动关系。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1951年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后，作者被调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成了一名编辑[15]，他的文学才华、艺术感受力，在编辑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因而也具备了发现文学新人的敏锐眼光。1956年春天，萧也牧到保定约稿，他看了梁斌《红旗谱》这部书的原稿，立即肯定了这部书的价值：“诗，这是史诗”[16]。在萧也牧的热情邀约下，《红旗谱》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成了该社以及“十七年”文学的经典书目之一。

编辑具备发现的艺术眼光，同时掌握在体制内运作的灵活原则，就可以一定程度地促进出版与文学的良性互动。1980年代初期，姚雪垠感慨地说：“中国青年出版社在作风上有一股朝气，‘官办’出版社的习气比较少一些。如果是不冷不热地向我要稿，稿子拿到后不紧不慢地处理，拖延一久，气候变化，《李自成》的出版前途就难说了。”[17]像《李自成》这样的大部头历史小说，当时各省市的出版社是不会出版的。而姚雪垠又是一个刚摘掉“右派”帽子不久的作家，他写的长篇历史小说能否顺利出版，不单是依靠作品本身的水平，还要依靠三个条件：一是一定的有利时机，二是出版社的出版态度，三是编辑人员的识见和工作态度。正是由于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江晓天、文学编辑室负责人阙道隆、社长边春光等人的不懈努力，尽管政治气候发生变化，阶级斗争的弓弦又绷紧了，《李自成》第一卷仍能在1963年8月出版。出版社为了“安全”起见，取消了在《李自成》出书后要宣传介绍，优质优酬的打算，与有关部门专门研究了三条策略性的“限制”办法：一是不宣传，包括不在报上登新书介绍；二是控制印数；三是稿费标准从严、偏低。虽然当时的报刊对这部小说不予评价，但它仍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震动。后来《李自成》第一卷还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他在1966年作出“要对姚雪垠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的指示，姚雪垠因而在“文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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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受很大的冲击[18]。

三

应该看到，建国后出版计划化的弊端也是明显的。1949年之前，私人经营的出版社往往要考虑出书的成本和利润，他们对书籍的选择，是把销路放在首位的。要拓展图书市场，必须注重书籍的质量，精编精校。这种运营方式，虽然限制了书籍的出版种类、数量，但它可以有效地防止书的滥出滥印。建国后，出版与发行分工，出版社只要出书，很快就可收回成本拿到赢利，连卖不出去的书也会有赢利，书籍的积压和报废与出版社无关[19]。出书的数量虽然很多，但真正受读者欢迎的作品却很少。沈从文曾在书信中描述这种情况：“到一个书店去，满架子是新书，问作家有什么特别引人的作品？没有。这些书经过些什么选择而印出，情形也混乱，很有些书出来一二年，无声无臭的，就到特价部作二三扣出售了。还有些大本子的，书评也少提起。有的印得多，销路少，积压在架子上和库房里，摆个样子。”[20]这种只管出书、不抓经营的运作机制，使得出版社处于垄断者的地位，失去了内在的活力。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从1951年成立到1954年年底，共出版新书478种，但创作只有79种，仅占全部新书的16.5%[21]。地方出版社则存在编辑数量不足、质量不高，书稿长期积压等较严重的现象。根据文化部1956年对28个地方出版社的统计，这些出版社一共只有348名编辑，能独立处理稿件的编辑，平均每个出版社只有10人左右，很多编辑干部只有高中或初中文化水平，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经验不很够[22]。有些质量较高的文稿，又发生几个出版社同时或先后重复出版的现象。像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赵树理的《登记》等，就有几个出版社用几种不同的版本同时出版流行。各出版社之间重复出书，使得许多农村基层的图书室都购买了若干重复书本[23]。在这样的出版格局中，整个“十七年”全国平均每年出版长篇小说仅十余部。

同时，受政治观念的限制，主管部门对出版领域监管过严，对文学发展存在不利的方面。在1957年的“鸣放”运动中，《中国青年报》载文说：“许多中国与西方的文学名著无论在新旧书店里都买不到，作家与翻译家却又因出版社长期不印重版书而不满；反动统治时期上海是全国出人出书出戏最多的所在，解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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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有点萧条。”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往往是外行的行政干部在艺术问题上有着比艺术家更大的发言权??出版社的过分专业化与集中造成它的垄断，编辑的疏忽可以埋没一个作家”，“过分的整齐划一妨碍自由竞赛从而给艺术的繁荣造成损失”，“有权有势的教条主义左右风云不可一世??即使艺术界与社会舆论的态度完全相反，个别领导人也可以把一种意见或一部作品置于死地”[24]。对出版界的这种尖锐抨击，可能有言过其实的地方，但它从出版状况、出版体制以及编辑与作家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发人深思的问题。

针对出版运作的弊端，一些作家也提出了批评。在“十七年”中，那些想干预生活、揭露生活中阴暗面的作品，很难有面世的机会，即便是有幸出版了也会遭到批判。对此，有一位党员老作家呼吁道：“是否可以容许我们出版一些不公开发行的‘内部参考小说’呢？”[25]萧乾则回顾了1930年代与商务印书馆打交道的情况，他的三本书《书评研究》、《篱下集》、《小树叶》都是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那是个纯资本主义式的关系”，但出版商替作者服务的意识是很强的，给人“非常尊重作家权益的印象”。另外，还有文化生活出版社，作者与它的关系，“绝对不是单靠版税来维系的，这中间，还有一种可贵的感情”。作为对照，萧乾又举了1949年以后他亲身经历的出版社在经营作风上的例子：出版社约稿时，口气上它时常让人感到是种恩赐；稿子一旦送到它手里，它时常让作者感到的是粗暴；书出了以后，让人感到它对著译者的权益漠不关心。这也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所说的“出版社好像衙门”，副社长王任叔所说的出版界“大一统”的局势。如何使出版社真正成为作家通往读者的一道桥梁而不是关口呢？萧乾认为，“单靠端正态度，改进作风是不够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必得从根本制度上着手——必须改变出版社实际上处于垄断者的这个客观形势”[26]。作者的这段话后来成了斗争的靶子，“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出版商招魂”等罪名集于一身。

在整齐划一的出版模式中，那些受到政治裁决的作家，其作品更是被限制生产、传播的。王蒙的《青春万岁》于1956年9月修改定稿，可是就在准备付印时，作者成了“右派”，这部小说被推迟了22年才得以出版。与王蒙的情况相类似，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捕虎记》本来要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在即将发排之际，也因为反右斗争开始而停止了。姚雪垠被错划为“极右分子”，他是在痛哭中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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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写《李自成》的，他当时没有料到在他生前《李自成》会有出版机会[27]。

在不同的政治气候中，作家社会地位的变化，同一部作品也会经历不同的传播命运。1952年4月，丁玲对《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略加修订，将书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至1954年9月，两年多的时间印数累计近30万册。但在随后的1955年至1957年间，由于丁玲政治境遇的变化，她因“丁陈反党集团”受到批判，该书的发行量即降至4万册。到1957年7月丁玲被打成右派以后，《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一书，也在书店与图书馆中“消失”[28]。直到1979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才重印此书。与《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相类似，杜鹏程的《保卫延安》也因为时代语境变化而遭受迥异的传播命运。《保卫延安》1954年初分别在《解放军文艺》和《人民文学》连载，人民文学出版社于当年出版了单行本，短时间内印行100多万册。然而，这部畅销一时的小说因塑造了彭德怀的形象，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连遭厄运，先是停止发行，后被文化部明令封禁、销毁。有的地方在执行“销毁”命令时，还专门派了保卫工作人员“监烧”[29]。这种对文学作品极端的、毁灭性的“高压”处理方式，其实已经是“文革”的先声。

“十七年”中，出版事业、传播系统和书籍市场的状况，受社会政治运动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作为整个社会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一部分，出版社的方针、选题和发稿，与社会的动态发展、权力话语的运作逻辑息息相关。社会思潮变动过速，权力话语干涉过多，出版界便会无所适从。1960年代初期担任过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长的陈原后来回忆说：“1963年9月27日，毛泽东主席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这是对我和我的同事们第一个晴天霹雳——虽说批评的是戏剧工作，但是神化了的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所有的批评都适用于一切方面。我心中暗忖，出版工作怎么做呀，如果不出外国死人的书，不出谈帝王将相的书，不出描写广泛意义的才子佳人的书，那末，我们出什么书呀？”[30]政治形势逆转，作家如履薄冰，出版界诚惶诚恐，文学生产、传播逐步陷入困顿状态。

在“左”的倾向日益加剧的社会场域中，出版社处于僵化的权力话语宰制之中，面临着整顿、改造或撤销、遣散的命运。随着“文革”的全面发动，各个出版机构的文学出版业务基本停顿，新书出版全线收缩，大量作品被视为“封、资、修毒草”而受到封存。“文革”开始的第一年，全国出版图书的种数，由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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