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需要政府的干预或调节,然而政府在履行经济职能时,并非总能起到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市场不能解决好的问题,政府也不一定能解决得好;市场存在失灵,政府机制本身也不是完美无缺和无所不能的,也存在政府干预的失败。因此,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必须把握好政府干预的限度、范围和内容。基本思路应是:政府干预是弥补市场机制的失灵,而不是取代市场机制,特别是要避免习惯于用计划经济手段来管理市场经济。 其次,该理论对政治体制及行政体制的改革具有借鉴意义。按公共选择理论的思路,经济过程与政治过程是相互联结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是不可分的,要求二者的改革进程相互协调,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将制约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对财政体制的影响尤为明显。因此,政治及行政体制的改革是改革和完善经济体制和财政体制的重要前提。
再次,该理论对实现公共决策(政府决策)的法制化和民主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公共选择理论强调立宪改革,注重宪法、法律、规则的建设(尤其是公共决策规则的改革)。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必须加强法制建设,特别是注意公共决策的法制化,将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优化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系统,完善决策体制和决策规则,提高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质量。
最后,对在政府决策过程中,正视政府行为的“经济人”特征具有借鉴意义。社会主义的国家政府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政府工作人员应是人民公仆,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也不应回避或忽视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自身的利益追求,应该承认其合理的自利动机,把理想与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可调动其积极性,抑制寻租及腐败。同时,导致政府机构低效益的一方面原因是没有降低成本的激励因素,缺乏经济效益的审计。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我们可以用经济方法对政府的行为(特别是公共开支项目)进行损益分析,以此评价项目的净收益及政府及官员的政绩。
8.试述“成本—效益”分析法。
答:成本-效益分析法,也称为成本-收入分析法,最早产生于美国《1936年防洪法案》,目前在许多国家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得到了广泛应用。这种方法是将一定时期内项目的总成本与总效益进行对比分析,更多地用在公共支出决策程序中。它通过对多个预选方案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根据边际社会效益和边际社会成本的对比,选择最优的支出方案。成本-收益分析法通过项目的成本计算,由不可比转向可比,从而为决策部门提供了一个量化的评估结果。这一方法的要求是,必须将项目的收益(包括内部收益和外部收益)全部量化,同时也将成本(包括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全部量化,然后再比较其效果。
该分析法是将项目的受益收入与支出成本、经营成本相对比,用净收入和收入成本率来评价项目经济效益的一种方法,适用于项目发生的收益能用货币计量的情况。 假设一个项目的寿命为n年,第i年的折现率为ri,第i年的效益和成本分别为Bi 和Ci,i=0,1,2,3,?,n,则第i年的净收益为Bi-Ci。那么该项目未来净效益的现值(NPV)为:
式中,Bi为第i年的的收益;Ci为第i年的成本,ri为第i年的贴现率,n为该项目使用年限。
根据上式计算出来的结果,我们就可以对某一项目的投资可行性做出判断:如果NPV>0,该项目可行;如果NPV=0,计算内部收益率(净现值等于零的贴现率),如果内部收益率大于银行贷款利率,该项目可行;如果NPV<0,该项目不可行。对于不同项目进行选择时,则比较它们的NPV取值大小,同等条件下选择NPV高的项目。
第三章 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分析
复习与思考
1.试述财政支出按经济性质分类及其对经济分析的意义。
答:在各种名目下安排的财政支出,虽然无一例外地表现为资金从政府手中流出,但不同的财政支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却存在着差异。以财政支出是否与商品和服务相交换为标准,可将全部财政支出分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两类。购买性支出直接表现为政府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活动,包括购买进行日常政务活动所需的或用于国家投资所需的商品和服务的支出,前者如政府各部门的事业费,后者如政府各部门的投资拨款。这些支出的目的和用途虽然有所不同,但却具有一个共同点:财政一手付出了资金,另一手相应地购得了商品和服务,并运用这些商品和服务实现国家的职能。也就是说,在这些支出安排中,政府如同其他经济主体一样,在从事等价交换的活动。我们称此类支出为购买性支出,它体现了政府的市场性再分配活动。转移性支出则与此不同,它们直接表现为资金无偿的、单方面的转移。这类支出主要有补助支出、捐赠支出和债务利息支出。这些支出的目的和用途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即财政付出了资金,却无任何所得。在这里,不存在交换的问题。我们将此类支出称为转移性支出,它体现了政府的非市场性再分配活动。
按财政支出经济性质的分类具有较强的经济分析意义:
(1)从对社会生产、就业和收入分配来看:购买性支出所起的作用,是通过支出过程使政府掌握的资金与微观经济主体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相交换。在这里,政府直接以商品和服务的购买者身份出现在市场上,因而对于社会的生产和就业有直接的影响。此类支出当然也影响分配,但这种影响是间接的。转移性支出所起的作用,是通过支出过程使政府所有的资金转移到领受者手中,是资金使用权的转移。微观经济主体获得这笔资金以后,究竟是否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以及购买哪些商品和服务,这已脱离开了政府的控制,因而此类支出直接影响收入分配,而对生产和就业的影响是间接的。
(2)从对政府的效益约束来看:在安排购买性支出时,政府必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因此,通过购买性支出体现出的财政活动对政府形成较强的效益约束。在安排转移性支出时,政府并没有十分明确和一以贯之的原则可以遵循,而且财政支出的效益也极难换算。由于上述原因,转移性支出的规模及其结构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只能根据政府同微观经济主体、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谈判情况而定。显然,通过转移性支出体现出的财政活动对政府的效益约束是软的。
(3)从对微观经济主体的预算约束来看:微观经济主体在同政府的购买性支出发生联系时,也须遵循等价交换原则。对于向政府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企业来说,它们收益的大小,取决于市场供求状况及其销售收入同生产成本的对比关系,所以购买性支出对微观经济主体的预算约束是硬的。微观经济主体在同政府的转移性支出发生联系时,并无交换发生。因而,对于可以得到政府转移性支出的微观经济主体来说,它们收入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自己的能力(对于个人)和生产能力(对于企业),而取决于同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显然,转移性支出对微观经济主体的预算约束是软的。
注意到上述区别,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在财政支出总额中,购买性支出所占的比重大些,财政活动对生产和就业的直接影响就大些,通过财政所配置的资源规模就大些;反之,转移性支出所占的比重大些,财政活动对收入分配的直接影响就大些。联系财政的职能来看,以购买性支出占较大比重的支出结构的财政活动,执行配置资源的职能较强;以转移性支出占较大比重的支出结构的财政活动,则执行收入分配的职能较强。
2.试述“瓦格纳法则”阐述的基本原理。
答: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早期,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是比较小的。那时,各国遵循亚当·斯密学说,提倡经济自由化,主张“廉价政府”,政府在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方面很少有所作为。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和激化,政府为了维持经济发展和克服日益频繁的经济危机,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同时,随着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和收入差距的扩大,为了防止社会动荡,政府通过财政的转移支付向广大群众和低收入阶层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社会保障,由此导致政府财政支出的日益膨胀。另外,由于GDP的增长,筹措财政收入措施的加强,以及增发公债作为弥补支出的手段成为可能,也从财源方面支持了财政支出的膨胀。 对于这种财政支出不断膨胀的趋势,许多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AdolfWagner)最先提出财政支出扩张论,他的研究成果被后人称为“瓦格纳法则(Wagner′sLaw)”。但瓦格纳关于公共支出增长的含义究竟是指财政支出在GDP中的份额上升,还是指它的绝对增长,这一点在当时并不清楚。按照美国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R.A.Musgrave)的解释,瓦格纳法则指的是财政支出的相对增长。于是,瓦格纳法则可以表述为: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也相应随之提高。根据这种解释,瓦格纳法则可以理解为图3—1所表示的财政支出与GDP之间的函数关系。
图3—1瓦格纳法则的解释
瓦格纳的结论是建立在经验分析基础之上的,他对19世纪的许多欧洲国家加上日本和美国的公共部门的增长情况做了考察。他认为,现代工业的发展会引起社会进步的要求,社会进步必然导致国家活动的扩张。他把导致政府支出增长的因素分为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是指随着经济的工业化,正在扩张的市场与这些市场中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会更加复杂,市场关系的复杂化引起了对商业法律和契约的需要,并要求建立司法组织执行这些法律。因此,就需要把更多的资源用于提供治安的和法律的设施。经济因素是指工业的发展推动了都市化的进程,人口的居住将密集化,由此将产生拥挤等外部性问题,从而也需要政府进行管理与调节工作。此外,瓦格纳把对于教育、娱乐、文化、保健与福利服务的公共支出的增长归因于需求的收入弹性,即随着实际收入的上升,这些项目的公共支出的增长将会快于GDP的增长。
经济发达国家自18世纪末到如今100多年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了瓦格纳的法则符合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发展变化的一般趋势。尽管由于各经济发达国家的国情有所不同,因而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高低以及变化情况也有所不同,但却明显存在一种共同的趋势: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而逐步上升;同时,历史数据也说明,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上升不可能是无止境的,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高度,则呈相对稳定的趋势,即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上,上下有所波动,目前的经济发达国家已经达到这个阶段。
4.试述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的宏观因素。
答:为探讨财政支出的合理规模,必须从分析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的因素入手。参照前人的规范性分析并结合本国财政支出发展变化的现实情况,寻求本国财政支出的最佳规模。归纳起来,经常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的宏观因素有经济性因素、政治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三个方面:
(1)经济性因素。主要指经济发展的水平、经济体制以及中长期发展战略和当前经济政策等。关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如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的分析,说明了经济不同发展阶段对财政支出规模以及支出结构变化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决定财政支出规模的明显例证,是经济发达国家高于发展中国家。总体来说,我国长期内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仍处于转轨过程中。从经济性因素来看,我国在经济改革之初曾导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下滑,这是财政为经济改革必须付出的成本和代价。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和经济稳定的增长,财政收入增长加快了,但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夯实基础设施等先导产业、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科学教育,保护生态环境、扩大就业领域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任务,却十分迫切和十分繁重,而且需要同时并举。这就要求在一段时间内仍然需要适度提高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因而财政收入增长的可能性和财政支出规模增长的必要性,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财政运行的主要矛盾。 (2)政治性因素。政治性因素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局是否稳定;二是政体结构和行政效率;三是政府干预政策。关于政局稳定问题,皮科克与怀斯曼的分析已有所分析,当一国发生战争或重大自然灾害等突发性事件时,财政支出的规模必然会超常规的扩大,而且事后一般难以降到原来的水平。政体结构和行政效率首先是和一国的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模式有关。一般来说,倾向于集中的单一制国家,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高一些,倾向于分权的联邦制国家则相对低一些,北欧各国由于政府包办高福利而导致财政支出规模最高;行政效率则涉及政府机构的设置问题,若一国的行政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经费开支必然增多,这是确定无疑的。政府的经济干预政策也是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的重要因素。显然,政府通过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与通过财政等经济手段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具有不同的资源再配置效应和收入再分配效应,如通过政府管制和政府法令进行经济干预,并未发生政府的资源再配置或收入再分配活动,即财政支出规模不变。不同财政手段的干预效应也是不同的。比如,财政资金的全额投资可以带动社会的配套资金是无疑的,但如果采取财政贴息、财政补贴和税收支出等手段投入,则可能以少量的财政资金诱发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并引导社会资金的使用方向,即发挥所谓“四两拨千斤”的效应。
(3)社会性因素。如人口、就业、医疗卫生、社会救济、社会保障以及城镇化等因素,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财政支出规模。在发展中国家人口基数大、增长快,相应的义务教育、卫生保健、社会保障、失业和贫困救济、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城镇化等支出的增长压力便大。比如,我国在尚未实现工业化之前人口的老龄化已经来临,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增加迫切要求加快城镇化速度,加快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国有企业改革带来大量职工下岗失业等等,诸如此类的许多社会问题,会对财政支出不断提出新的需求,构成扩大财政支出规模的重要因素。
5.试述“内生增长理论”对我国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借鉴意义。
答: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新古典增长理论是最成熟也最具有代表性的。该理论将经济增长解释为生产要素(特别是物质资本)的积累过程,认为只要投资超过重置的原有机器(或者人口增长带来的人均资本下降),人均产出就会增加,经济就会增长。但是,资本积累存在收益递减趋势,当投资减少到只足以抵补折旧时,资本积累就会稳定下来,人均产出
和经济增长则将停滞。尽管有的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如果物质资本的载体在技术上更加先进,资本积累收益递减的趋势就会得以克服,即可实现人均产出和经济的持续增长。然而,该理论没有构建起相关的模型,仍然是将技术进步视为经济增长的一种外生因素。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针对新古典模型的缺陷,提出了一种新的经济增长理论。该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教育、培训及职工再教育而形成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开发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生产性公共投资的增加也有助于提高物质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因此,生产要素积累的收益率不会发生递减趋势,长期增长率将大于“0”。显然,这一理论的贡献,在于将原来认为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外在要素内在化,人们据此将这种理论称为内生增长理论。
这一理论对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进行了新的诠释,认为生产性公共资本、人力资本和研究开发活动是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和内在动力,而这些因素具有明显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外溢效应,具有“公共物品”的某些属性。也就是说,这些因素属于财政政策的变量范围之内,所以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特别是对长期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具有特殊和重要的作用。
财政支出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僵化的。从客观上说,它取决于一个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使财政支出结构的发展变化带有一定的规律性。但从政府财政政策的角度看,则必须根据一定时期的发展战略和政策目标以及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推动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而内生增长理论为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供了重要思路。
6.根据个人的理解,阐述我国当前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应采取的政策和措施。
答:根据当前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近期内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政策和措施主要是:
(1)实行重点倾斜政策。一是大力支持农业和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全面推开农村费税改革试点,继续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农村扶贫、良种推广、农业结构战略调整等方面的投入。二是增加社会保障。包括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提高老干部退休待遇水平和在乡老复员军人抚恤金标准,落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翻一番政策,落实再就业补贴政策,继续安排企业依法破产补助金。三是保障教育、科技等重点支出。中央财政将继续执行有关科技支出增速高于经常性收入增速的政策规定,并适当增加关于公检法部门和农村卫生工作对地方的补助。四是增加国防支出。
(2)根据保证重点、压缩一般的方针,对一般支出实行零增长政策。 (3)保持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适量发行国债,主要用于续建和收尾工程,重点向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经济结构调整、生态环境建设和中西部倾斜。 (4)进一步加大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缩小地方间财力差距,协调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加强中央财政的调控作用,支持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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