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医患关系的对策研究论文（共3篇）(2)

　　DavidD.Luxton[7]认为，将人工智能应用于精神卫生领域，目前还缺乏完备的伦理规范和指导方针。人工智能应用到精神卫生领域的第一代产物是“仿真精神治疗师”。这是一种高仿的机器，可以为患者提供咨询、培训、临床评估和其他方面的治疗功能。目前的伦理规范未考虑到当前或将来人工智能体辅助或甚至完全取代传统的精神治疗师的问题，这涉及到医疗关系、可靠性、隐私保护和病人的安全性等种种问题。实际上，这一领域的伦理问题相对复杂，尤其是涉及到精神卫生提供者(如精神治疗师)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不同于普通的社会关系，因为在与病人的关系当中，精神卫生提供者处在明显的强势地位，甚至可能伤害和利用病人。在“聊天机器人”的使用过程中，由于其高仿的情感理解和体验，患者有可能对其产生强烈的共情和依赖。

　　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人工智能辅助医疗必然引发数据伦理问题。大数据的使用必然涉及到个人的隐私问题，而这一问题要分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过分强调伦理问题可能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而遭到公众的反对，所以，社会接受性或社会优选性要成为任何数据科学课题的指导原则，哪怕对人的生命产生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要保证不因为这样的顾虑而受阻。另一方面，过分地强调保护个人的权利将导致过于僵化的保护性规定，这反过来削弱了数据科学发展的社会价值。因而伦理原则的制定要更侧重于数据科学发展服务于社会的伦理价值。”[8]

　　目前国内外伦理学家们主要提出两种解决进路：(1)解决人工智能体本身的道德性问题，为人工智能设计出相应的伦理道德程序，以保证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的安全性；(2)解决人工智能体和人类之间的伦理关系问题，即人工智能与人类之间是主体-客体关系，还是主体-主体关系？这里涉及的重要问题是：人工智能的道德属性是通过程序设计实现的，还是通过与人的交往来实现？人工智能是否能够通过后天的学习、培训掌握道德认知、判断的能力？另外，我们在何种层面谈人工智能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都是有限的，必然受到社会各种政治、经济条件的局限。如果人工智能的主体性指的是独立行为的能力，这样的人工智能是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认知能力并系统地学习了一定社会的法律法规和各方面的管理制度之后才能产生的。

　　3医患关系重构性伦理机制

　　3.1医患关系重构性伦理机制建设中的问题

　　如何确定人工智能体的身份问题？有学者提出，人工智能的智商比动物高，动物都有权利，理应授予人工智能以更高的权利。问题是：单凭智商就可以确定人工智能的社会身份吗？人工智能是否能与周围社会的人建立起稳定的、具有真实意义的社会伦理关系？

　　人工智能辅助医疗是否具有特殊性？医疗服务不同于其他领域的特殊性在于医疗是以维护人的生命为服务对象的，将人工智能应用到医疗服务领域，无论是临床、护理，还是卫生保健、心理咨询，其中都涉及到人的生理、心理的需求，这种高级的服务是否应该需要更复杂、高级的道德要求？

　　为人工智能设计道德程序是否可行？有学者提出为人工智能输入康德的义务论伦理范式，有的学者认为应该赋予人工智能以一定的道德思维能力。问题是：康德的义务论是否是人工智能程序设计中最完备的道德理论？道德义务和道德权利是相对的，人工智能将对谁尽道德义务？它们的道德权利如何保障？人工智能的道德思维能力从哪里来？现实生活中，人的道德判断离不开特定的、复杂的道德情境，人自身常常陷入道德的两难情境，如何保证人工智能会做出有效的道德判断？

　　在具体的医疗关系中，包括医-医关系、医-患关系和医-社关系，人工智能辅助医疗过程中，对应于这三种关系的道德要求有何差别？人工智能与医务人员之间的关系是人-人关系，还是人-物关系？或者介于两者之间？如果人工智能在服务的过程中出错，由谁来担负其中的道德、法律责任？

　　3.2人工智能辅助医疗中的医患关系分析

　　基于以上问题，医患关系重构中的伦理机制首先必须诉诸医患关系的基本理论进行分析。毫无疑问，人工智能的加入冲击了医生的主导地位，尤其是人工智能在数据分析和处理方面的强大功能，使得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主从关系变成了由医生、人工智能和患者组成的三角性关系。并且，在这三角性关系中，很难确定医生与人工智能之间的主次地位。如图1所示。

　　显然，医生和人工智能医生之间的专业水平孰优孰劣，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显然，人工智能医生在数据分析与处理方面的优势，大大地超越了医生所可能做到的水平。那么，在医患关系中，医生与人工智能医生之间到底谁处在更为主导的地位呢？如何避免医生对人工智能医生产生过分的依赖？显然，医生、人工智能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三角关系，并不是人工智能医生是否会取代医生地位的问题，而是医生如何对待和处理人工智能医生的智能结果的问题。除此之外，对人工智能医生的态度也决定了医患之间的合作关系。毋容置疑，医生在治疗的过程中会做出双方利益的有效平衡。但人工智能医生除了做出科学的诊断，是不会去考虑任何个人利益问题的。这就说明，医患之间的合作关系也会因为人工智能医生的产生而变得复杂，医生、人工智能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更可能呈现出如图2所示的模式。

　　显然，人工智能辅助医疗过程中的医患关系，患者及其家属将面临多重选择。在医生、人工智能医生、人工智能医生诊断结果的多重交互作用中，将更高程度地考验患者及其家属的道德主体性。在本来就很陌生的现代医患关系中，人工智能医生的参与显然使得医患之间的关系更为陌生。一直以来，由于医学知识的高度专业性，医患之间明显地处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医生的专业素质和道德素质均超出患者的认知范围，处在患者所能认知的“盲区”。人工智能辅助医疗将大大地提高医患之间的信任风险，此时的患者及其家属，面对的是医生、人工智能医生及其诊断结果组成的多重主体，更是增加了医患之间做出有效共享决策的难度。在现代医疗领域，即使没有人工智能医生的参与，共享决策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每一个体对于生死、生命、疾病本身等的理解都会存在分歧，如有学者提出的：“在该不该对终末期病人实施有创抢救的讨论中，有行为能力的成年病人之间，掌握专业知识的医生之间，均会因为对生死观念、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的不同认识而产生了何谓‘最佳利益’的理解和态度分歧。”[9]人工智能的参与将使得临床决策面临更多困扰，患者的权利、主体性和知情同意的能力将面临更多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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