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医患关系的对策研究论文（共3篇）(10)

　　另外，甚至我们医务人员在与患者打交道时的称呼上，病情介绍的恰当的环境选择上都会直接影响到医患关系。在我们目前的医疗环境下，医生称呼病人（无论医生年资多么年轻，患者年龄多么大）都是直呼其名，特别是在患者晚辈亲友面前直呼高龄老人的名字（虽法理上无可指责），但从人际学上感觉不够尊重人（如英语文化中，在男女之前分别加Mr、Miss、Ms等，在日语文化中，其姓名后都加“さん”，都是习惯性的尊称，对初识者有拉近距离的作用）。笔者认为，不管何时，医者对患者及其家属，必要的礼貌和尊重是必不可少的，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是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润滑剂。我们看到临床上很受欢迎的医生，大多是视病人如亲人或友人的仁者和谦恭者，这一点还需要在我国临床医务工作者中加以强化和普及。

　　再说，医生告知患者好消息，必定是受患者欢迎的和感到高兴的，但事实上，许多时候，我们医生不得不向患者传递“坏消息”，这一点是需要文化沟通技巧的。曾有一案例：一对夫妇带着自己不满15岁的女儿到急诊室就诊，该女孩腹痛严重，医生初诊后判断为“宫外孕”出血，导致“急腹证”，他在很多无关人员在场的情况下，马上大声直接告知患者父母病情，父母一听暴跳如雷，自己女儿还未结婚怎么会怀孕？肯定是误诊，导致自己难堪丢脸。于是将医生一顿暴打，最后事实证明，医生的诊断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医生没注意到沟通场合和方式，没有注意其隐私，从而造成了暴力伤医事件。类似的事件在近些年的医疗机构中还不时地出现过，这说明在某些特定环境下忌讳或需要隐讳的文化元素，也是我们防止造成医患冲突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三、纾缓医患关系紧张的“治本之策”

　　中国正处于一个重大的转轨期和转型期，党中央在未来发展道路上将越来越重视民生。在全国性卫生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治局还专门审定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并声正气宏地道出了“没有全面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的民生真谛。事实上，在卫生与保健方面，我们需要研究和解决的许多社会现实问题已迫在眉睫。除了疾病谱的逐渐变化外，未富先老的状况确实令人警醒。据测算，到2030年，我国老龄人口将达3亿，届时中国人如何开展保健？老年人如何养老防病治病？都是我们不可回避的棘手难题。

　　他山之石，固然可以攻玉，但在13亿多人口的中国，如果像英、加、日或北欧国家一样实行全民免费医疗是不现实的，况且，部分发达国家全民免费医疗带来的公益优先，效率偏低的负面现象也令我们警觉。或像美国一样，由政府拿出一大笔钱来推进医疗产业化，导致国家卫生总费用大比例地增加也是不现实的，况且在2014年奥巴马政府实行医改后，每年增加的联邦政府预算赤字高达1.6万亿元左右，据美国有关机构预测，到2030年总卫生支出可能占GDP30%左右，久而久之，该国财政将不堪重负。所以，我国医疗卫生保健不能盲目照搬西方国家的卫生支出模式，而是需要根据人多量大的现状走出一条符合我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保健路子来，也只有这样才能让我国医患关系的紧张状态，在一个适宜的大背景下从根本上得到缓解。

　　1.公益服务和有序竞争应是我国医疗机构和谐医患关系的“定海神针”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公立医疗机构无疑是我国公益保健事业中的一支中坚力量。从20世纪90年代一些医院的市场化运作和产业化道路尝试来看，它们渐渐背离了公益道路而追求利益最大化。让利润优先替代公益本质的作法是利少于弊的。既然是公立医院，其公益本质就不宜轻易改变，对大众服务的公益性就应该占据主导地位。当然，如果把医疗机构的公益性服务放在优先位置，那么国家就应该通过多种形式加大对医院的成本投入，根据在此方面做得较好的国家的经验，至少要让政府和社会投入占总成本支出的30%左右，即基本确保其人力资源的成本耗费，剩下的部分让其在有序竞争的方式下通过优质医疗服务到各种形式的医保公司中去争取，从而让医务工作者通过自己质优量升的公益服务，获得较丰厚的利益回馈。当然，这里的有序竞争是基于防止效率低之目的的，是讲公益、讲服务，但我们又不能再回到“文革”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去吃“大锅饭”，而是在政府主管部门的积极引导下，通过市场准入，让具有一定竞争机制的各医保公司，运用较严格的不同病员病种等的量质同构的效益核算和评估，及时予以利益回馈，让各医疗机构能用自己优质的公益服务形式，获得相应的稳定回报，从管理体制机制上铲除过去那种专从病人身上去分割“唐僧肉”的土壤，从而合理减轻患者的负担，为缓解医患关系紧张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我国人口众多的预设患者环境下，没有公益普惠的基础，我国的健康卫生体系必将会被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击得摇摇欲坠，显然这不是危言耸听。

　　2.法律管治和道德浸染是舒缓医患关系紧张的通衢大道

　　“乱世用重典”。对于当下医疗环境下，不分是非随性撒野的“医闹”行为，必须在法律的严厉管治下得到打击和遏制，否则，除了破坏患者宁静的就医环境外，还严重地伤害了医者的人格尊严和职业自信心，长此以往，将会导致医生群体渐渐失去积极性和自信心，最终受害的可能还会是患者自己。因此，国家必须高度重视医院这个特殊服务行业的跟进管理，并从“法”的角度划设红线，不容任何人肆意践踏。同时各医疗机构和医者都应严格在法律法规的框架下，行使自己的医疗权力，严控“医学父权主义”，任何滥权行为也都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当然，医疗场所是一个帮助病人解除痛苦、救死扶伤的特殊场合，医生光是知道守法遵法，“见病不见人”是不够的。因为他们既要医治患者的身体痛苦，还要尽量抚平其心灵上的创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医生的职业天平上“道德”二字显得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医院管理者应该在日常管理中大张旗鼓地鞭笞违反职业道德的不良行径，更要不断褒扬道德高尚者，激励操守高洁者，力争把医院打造成温馨浓情的圣洁高地。一个好的医生在医治患者的过程中，只有既秉持严格的法律底线，又高悬神圣的道德天条，他才会无愧于“白衣天使”这个熠熠光环，才会真正与患者走向和谐的康庄大道。

　　由此可知，为维护和谐的医患关系，医生的职业道德和操守应占据极大的优先地位；反之，患者的法制观念和感恩情怀亦当殊不可少。否则，医患双方恐怕永远难返“天然盟友”的人际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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